毛主席去世前,得知監獄還關著13個國民黨戰犯,狠了心:都放了算了

1975年初，毛主席在湖南長沙過年，期間下榻省委九所，對外稱“度假養病”，實際上一直在工作，在他這里做了兩大決定，一是長沙決策，二就是特赦最后一批戰犯。

這年，華國鋒對毛主席匯報了最后一批特赦戰犯的詳情，按照規定，這是新中國的第七次特赦戰犯，經過本次特赦280人后，監獄僅剩13人了，預計1976年或者1977年就會全部特赦完畢。

毛主席看到名單后，算了算，嘆氣地說：“都放了算了，再頑固也剩一把骨頭了，都放了吧。以前我們斗地主殺惡霸，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所以都放了算了。”

這讓華國鋒十分震驚，但還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對“不符合釋放要求”的13人給予了特赦，這13人包括：徐天任、李清、邱沈鈞、張百齡、郭吉謙、黎宗銘、樊迅、翁羽、劉衍智、周養浩、謝代生、杜超群、沈勤康。

1949年新中國宣告成立后，中央政府先后實施了7次特赦，其時間分別為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以及1975年。在這7次特赦行動中，特赦對象絕大多數是戰犯，其中不乏聲名赫赫的抗日名將，像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等人。

可以發現，前6次均以“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已改惡從善”作為特赦標準與具體前提條件。并且，除了第一次特赦對象涵蓋反革命罪犯、普通刑事罪犯以及戰犯之外，其余6次的特赦對象均為戰犯。

毛主席之所以決定開啟特赦戰犯的舉措，源于他曾表明：對所有反革命分子，都應給予生活出路，使他們擁有自新機會。這樣做，不管是對人民事業，還是對國際影響，均大有裨益。

他還指出，若將這些戰犯殺掉，一是無法增加生產；二是不能提升科學水平；三是對我們除四害毫無幫助；四是無法增強國防力量；五是不利于收復臺灣。而倘若不殺，或許會對臺灣局勢產生積極影響。

1959年，正值新中國成立10周年大慶，這為正式推行赦免戰犯政策提供了絕佳契機。1959年8月24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正式提議特赦戰犯。

依照毛澤東的建議，1959年9月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會議，研討并通過了特赦一批戰犯、反革命犯以及普通刑事罪犯的提議。最終，在建國10周年之際，對一批確已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非常適宜的決定。

當然，特赦戰犯有著明確要求：其一，必須在監獄服刑滿10年；其二，確實做到改惡從善，不再進行反抗，比如黃維，他性格堅毅，一直不肯承認錯誤；其三，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成為新中國的合格公民。

1975年，毛主席決定特赦戰犯，主要基于以下考量：

其一，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創造條件。眾所周知，朝鮮戰爭的爆發致使解放臺灣戰役被迫擱置，但中共中央始終將解放臺灣視作工作重點之一。毛主席晚年渴望看到祖國實現統一，釋放全部戰犯這一舉措，彰顯了大陸方面愿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的誠意。

其二，當時的國際局勢有利于大陸解決臺灣問題。如前文所述，尼克松訪華后，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幅提升。1971年10月，第28屆聯大通過了驅蔣案，加之世界各國紛紛與中國建交，這使得臺灣當局的活動空間愈發狹小。

在此時釋放戰犯，無疑是極為高明的策略，引起了臺灣當局的極大震動。正如孫子兵法所言：“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毛主席作為偉大的戰略家，即便身患重病，此次仍再度掌握主動權。1975年3月23日，293名特赦戰犯齊聚北京飯店，參加中央政府舉辦的宴會。

于是，華國鋒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將在押戰犯全部特赦釋放。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執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分別于撫順、濟南、西安和秦城監獄召開特赦釋放大會，宣布特赦名單，并發放特赦釋放通知書。

各個特赦會場熱鬧非凡，場面感人至深，哭聲、喊聲、笑聲交織在一起，“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震耳欲聾。至此，在押的戰爭罪犯全部處理完畢。

當最后13人領取特赦通知書時，都不禁流下了感激的淚水。就連向來堅強、從不流淚、不服輸的黃維也熱淚盈眶，從會場回到宿舍后，內心的激動之情久久難以平復。

他寫詩抒發當時的心情：“黨恩浩蕩給再生，寬大改造換我魂。恩上加恩新生后，誓獻余生為人民。”

發言時，黃維感慨萬分：“今日我們得以特赦釋放，重獲新生，還被賦予公民權并得到妥善安置。唯有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會有這樣的可能……”

不久后，華國鋒向毛主席匯報了這些戰犯的安置情況，毛主席依舊強調：生活若存在困難的，可以適當給予照顧。

這一年，毛主席已82歲高齡，他那寬廣的胸懷與高瞻遠矚的目光，令人由衷地肅然起敬！

1975年7月14日，此時蔣介石已去世兩個多月，毛主席再次提及特赦戰犯：“釋放俘虜放得好，國民黨怕得很。”由此可見，毛主席此舉極具高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