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琦：長和港口跨國交易，切勿“贏了程序，輸了戰略”

2025年3月4日，李嘉誠家族旗下的長江和記實業（簡稱：長和）宣布與貝萊德財團達成協議，計劃出售其全球港口業務核心資產，包括巴拿馬港口公司90%股權。

長和擬出售的43個港口覆蓋亞歐美洲23個國家，涉及“一帶一路”關鍵貿易路線及巴拿馬運河戰略節點。這一交易不僅關乎商業利益，更直接觸及中美地緣戰略競爭的核心。

在交易過程中，長和采取的策略也引發諸多爭議。長和試圖將43個港口拆分為“巴拿馬兩港”和“其他41港”，分別由貝萊德和意大利Aponte家族收購，意圖繞過中國《反壟斷法》對“經營者集中”的審查。但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迅速回應，明確指出分拆后的交易仍構成對全球港口實質性控制權轉移，這一做法無法逃脫監管審查。這種“分拆—重組”的手段，與高通此前規避審查的套路相似。

長和港口跨國交易牽動各方利益神經

從長和自身商業邏輯來看，此次大規模出售港口資產有著清晰的財務與戰略考量。從表面看，這似乎又是一次“低買高賣”的資本運作典范，交易價值228億美元，這一交易價格相當于港口業務25年的收入，商業套現與資產優化構成交易的核心動因。從戰略布局上，長和系正試圖從傳統重資產的港口業務向5G通信、生物科技等高增長新興領域轉移，順應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趨勢，完成自身業務的轉型升級。

近年來，長和港口業務利潤率持續下滑，2022年利潤率降至9%，已遠低于集團其他核心業務。通過出售這些資產，長和可回籠約190億美元資金，使其凈負債率從23.6%降至18%以下，優化資產負債結構，降低負債水平，為集團轉型提供資金支持。

從美國視角看，控制全球關鍵港口是其“重振海權”戰略的重要一環。通過貝萊德等資本巨頭收購港口資產，美國可利用“長臂管轄”對中國貨輪實施定向制裁，甚至通過征收高額靠港費等手段打擊中國造船業與航運業。特朗普政府曾公開提議對中國船只征收150萬美元的靠港費，這一計劃若與港口收購結合，將形成“經濟制裁+戰略封鎖”的雙重打擊。同期，美國海軍宣布擴建巴拿馬軍事基地，距離運河僅8海里，更凸顯出交易背后地緣政治的復雜與敏感。

從中國視角看，長和的交易可能削弱“一帶一路”倡議的物流基礎，甚至對中國經濟“三駕馬車”的出口造成致命危機。交易中的焦點——巴拿馬運河兩端的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承載著全球6%的海運貿易量，中國商船貨運量占巴拿馬運河總運量的21%，涉及每年約2.3萬億美元中國貨物運輸，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咽喉要道。

若港口資產落入美資手中，中國與拉美、加勒比地區的貿易將面臨被“卡脖子”的風險。此外，美國已在多個關鍵港口部署監控系統，實時追蹤中國船舶動態，進一步加劇了供應鏈安全風險。

監管背后的風險考量與底層邏輯

這一交易因涉及戰略性基礎設施資產，迅速引發中國政府監管部門關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于3月28日啟動審查，外交部更在5月6日明確表態，強調交易必須通過反壟斷審查，且“未獲批準不得實施集中”。

面對持續發酵的輿論壓力，長和于5月12日深夜發布公告，強調“交易絕不可能在不合法、不合規情況下進行”，并將交易完成條件明確為三個核心要素：監管合規性、程序合法性、公司治理合規。該聲明既是對監管關切的程序性回應，也透露出跨國企業在敏感領域交易中的策略選擇——通過預設合規條件緩沖政策風險。

從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到外交部的連續發聲，傳遞出三重監管邏輯。

一是反壟斷審查強化，明確禁止“任何方式規避審查”，體現中國對跨國并購的穿透式監管趨勢。二是國家安全考量，外交部強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暗示港口資產可能涉及地緣戰略利益。三是市場公平導向，發言人指出“企業商業行為不能損害國家利益”，劃定資本擴張邊界。

長和事件也折射出全球產業鏈重構期的典型矛盾——企業全球化布局需求與主權國家監管強化的碰撞。其啟示在于企業需建立全周期合規管理體系，特別是涉及戰略性行業時，應將政策風險評估前置。監管部門需要完善動態預警機制，對涉及國家安全、數據主權、關鍵基礎設施的交易實現早期介入。投資者應關注投資框架下的政策風險溢價，將監管合規性納入估值模型核心參數。

長和的聲明雖試圖平息爭議，但交易能否通過監管審查仍是未知數。中國反壟斷機構已明確表示將依法審查，并警告交易各方不得規避審查。若交易最終獲批，其示范效應可能引發全球港口資產的連鎖并購，進一步加劇地緣政治風險。

全球化退潮時代下的跨國經營啟示

長和港口交易也為全球反壟斷與國家安全審查提供了新案例。中國以法律手段介入，而非行政命令，與美國近年37次以“國家安全”為由叫停中企投資形成鮮明對比，樹立了“規則優先于霸權”的全球范本，展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從規則跟隨者向制定者的轉型。

從市場角度看，長和的交易可能加速全球航運體系的重構。美國若成功控制關鍵港口，將通過定價權削弱中國航運競爭力，甚至可能通過“灰色地帶”手段干擾中國供應鏈。中國需加快構建自主可控的航運體系，減少對海外港口的依賴，同時加強反壟斷與國家安全審查，防止關鍵基礎設施落入敵對勢力之手。

反觀長和港口交易雖然創造了顯著的短期財務收益，但公司未來發展仍面臨多重不確定性。從業務重構到戰略轉型，從資本配置到地緣風險規避，管理層需要在復雜環境中做出系列艱難抉擇。這一案例不僅關乎一家企業的興衰，更為全球化退潮時代的跨國經營提供了豐富的戰略啟示，值得企業界與政策制定者深入思考。

長和需要建立更為系統化的地緣風險評估與應對機制，而非僅依靠李嘉誠個人的"商業嗅覺"。在全球化退潮、民族主義崛起的時代，跨國企業必須學會在商業決策中更精準地權衡政治因素，這對以財務導向見長的長和管理團隊提出了全新要求。

在全球化的今天，企業的商業決策已無法脫離國家利益與地緣戰略的框架。長和的交易若僅以“合規性”為盾牌，而忽視其潛在的戰略風險，最終可能陷入“贏了程序，輸了戰略”的困局。對于中國而言，如何在維護市場公平的同時，保障國家戰略利益，將是未來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