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勝利的兩種敘述：從莫斯科紅場到倫敦，二戰記憶如何走向撕裂

今年 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

2025年5月9日，莫斯科紅場，俄羅斯如期舉行了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閱兵。俄羅斯儀仗隊士兵手持兩面旗幟，一面是俄羅斯國旗，另一面是紅色的勝利旗。勝利旗是蘇聯人民戰勝法西斯的主要標志之一。1945年 由蘇聯紅軍士兵在柏林國會大廈屋頂升起。也正是這面旗幟，標志著納粹軍隊的徹底失敗，和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的結束。

在烏克蘭戰火尚未熄滅、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持續緊張的背景下，這場閱兵不僅僅是對往昔榮耀的紀念，更像是一種宣告：蘇聯曾經贏得了二戰。而今天的俄羅斯 是那場勝利的合法繼承人。

但在紅場莊嚴肅穆的節奏之外，也隱約透露出一種不和諧的氣息。中國、伊朗、巴西等二十余國領導人到場助陣，而美國與西歐國家則集體缺席。

無獨有偶，幾天前，英國也舉行了自己的二戰勝利紀念活動。在那場典禮上，沒有看到俄羅斯士兵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支由烏克蘭士兵組成的方陣，他們被歐洲視為“反法西斯精神的新象征”。兩場紀念活動，一東一西，仿佛發生在兩個平行世界，毫不相干。

這一幕，揭示了一個冷峻的現實：如今，二戰的集體記憶正在被撕裂。所謂“勝利日”，早已不再是全球共同抵抗極權的道德象征，而正在演變為一場關于歷史解釋權、正義敘事主導權、甚至是新冷戰陣營歸屬的政治紛爭。

在“誰贏得了二戰”的問題上，俄羅斯與西方世界，正在展開一場激烈的爭奪。

現在，對二戰勝利的紀念，歐美和俄羅斯可謂是涇渭分明。這首先就體現在對“勝利日”日期的介定上。歐美國家往往有意在5月7日或8日紀念二戰。與之相對的，蘇聯則一定要選在每年的5月9日進行紅場閱兵。時間差異的背后，其實就是雙方對這場戰爭的勝利定義權與歷史書寫權的較量 。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殺。其繼任者鄧尼茨深知德國大勢已去，面對蘇軍咄咄逼人的攻勢，他決定單獨向西線美英盟軍投降，以避免德軍陷入蘇聯的全面清算。當時，美英方面正在盤算如何在德國投降后占據先手，以此鞏固在戰后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對于送上門的勝利自然不會拒絕。

于是，5月7日凌晨，德國代表約德爾上將悄然溜進法國蘭斯的盟軍司令部，與美英簽署了第一份無條件投降書，規定于中歐時間5月8日23:01正式生效。第二天，美英就搶先官宣勝利，報紙頭條全是“盟軍擊敗納粹”的新聞，仿佛蘇聯并未參與這場戰爭。

消息傳到莫斯科，斯大林勃然大怒。他堅決要求德國必須在紅軍代表在場的情況下重新簽署投降協議。5月8日深夜，德國元帥凱特爾被押往柏林郊區卡爾斯霍斯特的蘇軍司令部，當著朱可夫的面，再次簽署了另一封投降書。由于時差，那一刻，莫斯科時間已是5月9日凌晨。

由此，二戰勝利日就出現了一條明顯的“分界線”：歐美以5月8日紀念“自由與合作”的勝利，而蘇聯及其繼承者俄羅斯則以5月9日紀念“犧牲與榮耀”的勝利。

如果只看西方教科書或媒體敘事，人們可能會以為二戰的主戰場只是在歐洲西海岸：丘吉爾的鏗鏘演說、諾曼底的血色沙灘、巴頓將軍橫掃歐洲 成為了人們對這場戰爭最深刻的記憶。而蘇聯紅軍在“東線戰場”的浴血奮戰則仿佛只是一個注腳。

但是，稍懂歷史的人都知道。二戰歷史上最慘烈、最決定性的戰場并非在諾曼底，而是在東歐大陸腹地。在斯大林格勒會戰中，蘇軍動員了超過百萬兵力，與德軍展開了長達數月的城市血戰，最終實現了戰局大反轉。庫爾斯克戰役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坦克對決，蘇軍投入超過130萬兵力和2000輛坦克，在消滅納粹最強裝甲部隊的同時，也徹底粉碎了德軍東線反攻的戰略能力。

據戰后統計，整個二戰期間，約有80%的德軍戰損發生在東線戰場。蘇聯傷亡總數超過2700萬人，占盟軍總傷亡的三分之二。這場戰爭不僅消耗了蘇聯的青年一代，也幾乎摧毀了整個國家。

1944年夏天，正是蘇軍在白俄羅斯發動的“巴格拉基昂攻勢”，摧毀了德軍中央集團軍，使得德國無法向西線增援，間接確保了諾曼底登陸的成功。丘吉爾曾在戰后坦言：“是紅軍擊敗了納粹的大軍。”艾森豪威爾也曾表示，“如果沒有蘇聯的堅持，諾曼底登陸根本無從談起。”

然而，冷戰的來臨迅速改變了敘事方向。

美國在戰后大力扶持西歐，對蘇聯采取遏制戰略，不僅在現實政治中與之對抗，也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全面重塑。美英將二戰勝利包裝成自由民主對抗專制極權的勝利，蘇聯的決定性作用被系統性的淡化。戰后幾代西方人，在電影、教材、紀念儀式中，逐漸遺忘了紅軍士兵在東歐平原上所付出的代價。

進入21世紀，勝利日逐漸淪為了選邊站隊的“暗號”。彼此不再共鳴，而是漸行漸遠。

2005年，普京在二戰勝利60周年演講中強調“沒有蘇聯就沒有世界文明的幸存”，強化俄羅斯作為勝利主角的地位，與西方強調“聯合勝利”的語境開始分道揚鑣。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后，烏克蘭加速“去蘇聯化”，將5月8日設為國家紀念日，同時廢除了5月9日作為節日的地位。歐盟也因克里米亞問題取消了與莫斯科的官方互動，甚至開始系統性淡化和否定蘇聯的戰爭角色。

2020年，歐洲議會通過歷史性決議，將蘇聯與納粹并列為“二戰爆發的責任方之一”，并譴責《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為“災難性妥協”。與此同時，德國開始限制俄羅斯官員在柏林紅軍紀念碑前發表公開演講，理由是為了“防止外來政治宣傳”。

而在東歐國家，如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二戰敘事更是發生了根本性逆轉。蘇聯不再被視為解放者，而是被定義為“二次占領者”。立陶宛議會在2022年直接立法將蘇聯與納粹同等定性為“外來壓迫政權”。

由此可見，對歷史記憶的重構，已經成為了地緣博弈的一部分。歐洲通過淡化甚至丑化蘇聯在二戰中的角色，來削弱俄羅斯對歐洲影響力的歷史根基。

因此，2025年烏克蘭軍人參加倫敦勝利日閱兵，并非是一時興起，而是精心設計的政治儀式。英國政府安排烏克蘭代表團在主陣列中靠前位置行進，禮炮響起時 鏡頭特寫烏軍軍旗，BBC電視直播則在畫面角落配上“自由仍需捍衛”的字幕。這一系列編排不僅是對烏克蘭抵抗俄軍的支持，更是英國對歷史記憶重新編碼的嘗試：他們將“反法西斯精神”的火炬交給了烏克蘭，而不是俄羅斯。

英國這樣做的目的也很簡單。因為在后冷戰時代，尤其是俄烏戰爭全面爆發之后，“歷史道義”的象征意義比坦克更能撬動國際共識。英國在脫歐以后 迫切需要在西方聯盟中重塑自身地位，而在烏克蘭議題上打出“民主價值”這張牌，是成本最低的選邊站隊的方式。

烏克蘭方面當然也意識到這種儀式的政治價值。澤連斯基政府正在試圖構建一種“我們不是蘇聯殘余，而是歐洲守護者”的新國家身份。通過參加紀念活動、重塑公共教育教材、去除蘇聯紀念碑文等方式，烏克蘭正將自己從“被解放者”轉變為“勝利者”。這不僅有利于爭取國際援助，也有助于在國內凝聚民族認同。

對克里姆林宮來說，衛國戰爭的勝利不僅是歷史的榮光，也是俄羅斯當今國際合法性與道德優越感的重要來源。

紅場閱兵不僅展示最新武器，更強調“祖輩用鮮血換來今日和平”的歷史傳承：從1945年紅軍攻入柏林，到今天俄軍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俄羅斯一直希望用勝利敘事連貫國家命運，普京多次宣稱：“今日俄羅斯，繼承的是擊敗納粹的人民軍隊。”克林姆林宮試圖用過去的正義來證明當下行動的合理性，而西方則針鋒相對，打算用抵制和排斥紀念的方式來削弱其國際合法性。從2024年起，法國、德國、波蘭等歐洲國家就不再邀請俄羅斯參加二戰紀念活動，理由是：“不邀請侵略者參加和平儀式。”

在這樣的氛圍下，西方媒體對紅場閱兵的解讀也逐漸發生了變化。昔日是戰勝法西斯的象征，如今卻被當成了“蘇聯式帝國陰魂不散”的證據。

其實，如果我們放大視野，再來審視“誰贏得了二戰”這個問題時，就會發現：世界普遍忽略了一個更龐大卻沉默的戰場——中國。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炮火便揭開了中國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序幕，這個時間節點，遠早于1938年德國對奧地利的吞并以及1939年入侵波蘭。彼時，蘇聯正全力投身于國內工業化的宏偉藍圖，尚未全面卷入國際軍事斗爭的漩渦；英法還在綏靖政策的迷霧中踟躕不前；美國則遠隔重洋，深陷經濟大蕭條的泥潭無法自拔。唯獨中國，已然已孤身奮戰在血雨腥風中。

從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 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啟，中國獨自承受著日本法西斯幾乎全部地面主力的進攻壓力，成為當時全球唯一的亞洲戰場。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日本陸軍在中國陣亡約150萬人，占其二戰戰斗減員的一半以上。更重要的是，這些傷亡是“戰略級別”的：如果沒有中國長期的牽制，日本就可以將更多生力軍投入南進計劃，對蘇聯發動北進作戰，或是更早、更猛烈地對美發動海空襲擊。

換言之，中國在東方戰場上的堅守，直接影響了蘇德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力量格局。如果沒有中國的長期浴血奮戰，莫斯科可能早已告破，珍珠港或許提前陷落，諾曼底登陸更是不可能發生。

但諷刺的是，這些歷史 今天在西方主流敘事中幾乎無跡可尋。無論是在美國的二戰電影，還是歐洲的政治表達中，諾曼底登陸一直是英雄敘事的主線，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是陪襯，而盧溝橋、長沙保衛戰、滇緬戰役幾乎從未被提及。中國在二戰的角色，不僅沒有被納入“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記憶構架，還經常被簡化為“局部戰場”一帶而過。

這種“集體失憶”，既是冷戰之后“西方中心論”的延續，也反映了全球話語體系 對“非西方犧牲”的系統性漠視。

這種現象也在提醒我們：當歷史成為地緣政治的延伸，記憶將不再中立。人們并非忘記歷史，而是開始選擇記住哪一段、忽略哪一段、甚至重寫哪一段。歷史已經不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是一場關于資源分配的較量。

也許我們需要回到1945年春天 那個終戰的夜晚。彼時，蘇聯士兵與美軍在易北河會師，彼此擁抱、舉杯慶祝。那一刻，沒有東西方、沒有敵我，只有對戰爭終結的喜悅與對和平的渴望。

而現在，面對這個全人類共同的紀念日，我們更需要不斷地問自己：我們紀念的是誰的勝利？又是為了什么而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