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抗日戰爭紀念與教育活動不能忽略的兩個觀點之二

文︱鄧飛

承接上一期，本期分享一個非常顯而易見又被國人所忽視的極端現象：中國抗日戰爭，幾乎完全被西方史學界徹底抹殺，抹殺到在西方主流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記載和分析著作上幾乎完全不存在！抗日戰爭又稱“十四年抗戰”，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止于1945年日本投降。在這場戰爭中，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也展現了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戰爭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是局部抗戰階段（1931年至1937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中國軍民在東北抗聯等組織的領導下展開游擊戰。

二是全面抗戰階段（1937年至1945年）：七七事變后，國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民黨負責正面戰場，共產黨開辟敵后戰場，共同抵抗日軍侵略。

但非常遺憾的是，在國際社會關于二戰的主流敘事中，中國戰場的貢獻長期被低估甚至忽略。許多西方歷史著作將二戰的起點定為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完全無視中國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便已開始的艱苦抗戰。這種偏頗的史觀不僅扭曲了歷史真相，也削弱了世界對中國人民巨大犧牲的認知。

5月6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發表一份名為《糾偏：80年來錯誤“二戰史觀”的綜述與中國應對之策》的重要報告，提出要正確理解二戰全貌，就必須打破和糾正幾種常見的錯誤史觀。

報告認為，一是中國抗戰史在西方二戰史觀中長期缺位，中國抗戰貢獻被忽視，導致西方民眾對中國抗戰立場認知模糊；二是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抗戰貢獻再認識進行攻訐，將客觀觀點歪曲為“中國在重新解讀歷史”，必須警惕這種偏見與誤導，防止其進一步演變為對中國崛起的文化和政治壓制；三是西方學術界出現抹殺蘇聯二戰貢獻的論調，甚至稱“蘇聯與德國共同導致二戰”，試圖以此維護其全球領導地位；四是日本右翼勢力持續進行輿論操控，不斷強化日本的“受害者”意識，疊加西方社會的支持，進一步加劇了歷史偏差，及塑造了日本在戰爭中作為“被迫反應者”的虛假形象，嚴重弱化了日本作為戰爭加害者應承擔的責任。

根據上述報告和別的研究，筆者簡單總結一下西方史學界對中國抗戰的抹殺論調：

（一）二戰六年論：忽視中國的14年抗戰。西方主流觀點常將二戰定義為1939年至1945年的“六年戰爭”，但實際上，中國的抗日戰爭早在1931年就已爆發。日本侵占東北后，中國軍民便展開局部抗戰，至1937年七七事變后進入全面戰爭階段。若忽略這一段歷史，便無法真正理解二戰的起源與亞洲戰場的重要性。

（二）“西方中心主義”：低估中國戰場的戰略作用。許多歐美史書將二戰敘述為以歐洲戰場為核心的戰爭，甚至認為太平洋戰爭始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然而，早在1937年，中國就已獨自抵抗日本陸軍主力，牽制了百萬日軍，使其無法全力投入東南亞和太平洋戰場。筆者姑且不引用別的研究，只引用日本的研究。根據日本歷史研究會編的《太平洋戰爭史》第四卷附錄三的統計資料，第二次世界戰爭軍民傷亡總數約9000萬人，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以上，占世界總數40%，軍隊傷亡總數380萬（僅次于蘇聯）。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按當時比價為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占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損八分之一。歷時14年的戰爭中，中國軍隊共進行重要戰役200多次，大小戰斗近20萬次，殲滅日軍逾150萬、偽軍118.6萬，日本在中國戰場上死傷人數是其在二戰中死傷總數的70%。

（三）“日本受害論”：淡化侵略罪行，模糊戰爭責任。部分觀點過度強調日本在戰爭末期遭受的原子彈轟炸，卻避談其侵略行為對亞洲各國造成的深重災難。例如，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細菌戰等暴行，在西方教材中往往被輕描淡寫。這種敘事不僅不公，更可能助長歷史修正主義，使后人對戰爭的真相產生誤解。

近年來，國際學術界不乏有心的學者正逐步修正西方傳統的二戰敘事，例如美國國際關系專家理查德．弗蘭克在著作《骷髏之塔：亞洲－太平洋戰爭史：1937年7月－1942年5月》(Richard B.Frank,Tower of Skulls:A History of the Asia-Pacific War:July 1937-May 1942,W.W.Norton&Company,2020.)中，將亞洲戰場的起點明確界定為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有力論證了中國戰場的關鍵地位。與此同時，我們中國的學者們也透過系統的檔案研究和國際合作，不斷豐富抗戰史料，徹底駁斥了“中國戰場無足輕重”的錯誤觀點。

這些學術努力揭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真相：中國的抗戰絕非孤立事件，而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確的二戰史觀不僅關乎學術嚴謹，更承載著對歷史的尊重與對未來的警示，以及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歷史教育。說好中國故事，應該包括說好中國抗戰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