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探索律師行業中國式現代化系列文章的理論體系闡述

何棟民專欄：關于探索律師行業中國式現代化系列文章的理論體系闡述

何棟民律師系廣東夢海律師事務所創始人、董事局主席，其常年研究中國律師行業發展，為律師行業發展建言獻策。

【注明】本人何棟民近年撰寫了大量文章探索中國律師行業現代化/改革發展的文章，有宏觀層面的例如《夢海律所2025新年獻詞：做律師行業中國式現代化的前行者》、《關于“建設中國善良律師事務所”的實施方案》、《律師行業亟需一場“明廚亮灶”的行業變革》、《律師的專業不是最重要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提供價值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等等，有微觀層面的例如《青年律師執業十大"靠譜"行為清單》、《人工智能科技和保守主義思想的發展對法治的啟示：應當重視中華法治文化》、《未來大部分新律師和青年律師的“客戶”將會是有信用的老律師》、《利益驅動的天敵是契約精神，律師行業應當守護契約精神》等等。近來有讀者交流相關觀點，這些文章都是本人的深度思考，這些文章雖然角度不同、內容不同、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不同，實際都是圍繞探索中國律師行業現代化的文章，內在具有邏輯體系，本人特整理一下形成本人的理論體系，供有識之士批評指正，也衷心希望能夠幫助中國律師行業發展和實現現代化。

關于探索律師行業中國式現代化的

理論體系闡述

（何棟民）

本人關于律師行業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理論體系以“價值創造”和“現代法律銜接傳統文化”為核心，回應新時代新技術的歷史變革，融合對律師角色的重新定位、能力框架的系統構建及律所發展策略的創新，自認為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本土特色和時代鮮明性的理論架構。未來，隨著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深化與科技對法律服務業的持續滲透，我認為我所倡導的“解決問題能力+社會價值創造”律師行業發展模式，不僅將會為律師個體以及律所管理提供了職業發展路徑，也將會為律師行業政策制定提供思路，甚至或將成為律師行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方向。以下是本人“律師行業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

一、指導思想

（一）中國律師與西方律師存在本質差異，應當擺脫西方理論束縛，律師應當參與社會治理，賦予律師在道德教化、文化傳承等方面的職能。

“中國律師行業只有緊密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投身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新征程中，承擔起律師行業應有的責任和擔當，發揮律師行業應有的作用和價值，才有破局的出路”（《夢海律所2025新年獻詞：做律師行業中國式現代化的前行者》）。我們應當重新塑造“中國人民律師”在民族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中的獨特角色，應當正視中國律師與西方律師的本質差異，立足中華本土傳統文化和現實社會的真實需求，律師不僅是法律專業服務提供者，還應承擔參與社會治理的職能。例如，賦予新時代律師在道德教化、文化傳承等方面的職能，推動法律與傳統文化的融合，如要求律師參與道德教化活動、挖掘中華傳統文化與法治的結合點。律師可以通過參與公益法律服務、立法咨詢、普法宣傳、社區調解等，將法治精神融入基層治理，助力社會和諧。

（二）律師依賴“知識壁壘”塑造“專業至上”本身就存在問題，在人工智能新技術進步發展的背景下會出現專業知識祛魅的現象，律師行業應當回歸社會價值創造。

本人在《律師的專業不是最重要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提供價值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已經闡述“律師的專業不是最重要的，那是最基礎的東西；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提供價值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論專業知識，如果律師只能在不懂法律知識的客戶面前講自己的專業，那不叫專業，那叫“糊弄外行”、“制造知識壁壘”；數據庫和人工智能比任何人類個體都要厲害，尤其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有利于非專業人士使用專業知識以及幫助專業人士提高效能；與此同時，人工智能也會沖擊律師行業發展，人工智能對于那些“制造知識壁壘”的“假專業”律師也提出了挑戰，作為非法律專業人士的“客戶/當事人/委托人”也會人工智能”。

二、律師行業實現“價值創造”參與社會治理的方案和思路

結合前述的指導思想，本人結合自身的的觀察以及對于現實社會的真實需求的理解，圍繞律師行業實現“價值創造”參與社會治理的目的嘗試提出解決方案。建議圍繞實現律師行業“價值創造”參與社會治理構建新體系，關注律師“新時代律師四層面能力體系”提升而絕對不是僅限于專業知識提升，倡導實施“善良律師建設計劃”。

（一）關于新時代律師四層面能力體系提升

本人自創了衡量律師核心競爭力的“新時代律師四層面能力體系”，也希望未來所有的律師以及主管部門能夠“透過現象看到本質”，鼓勵律師在“四層面能力體系”方向上去努力、去行動，絕對不是僅限于專業知識提升。關于本人總結的“新時代律師四層面能力體系”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找到矛盾點和平衡點的能力。在繁雜的現象中找出問題的關鍵、找出主要矛盾本身是需要專業基礎知識的。關于這個能力和律師個人的專業知識、經驗、閱歷等有關系，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快速的找到問題的根本。本人認為在這個能力體系里面最重要的應該是“專業知識體系”，本人以及反復說明“專業知識”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最基礎的東西”，而經驗本身就是知識體系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律師不僅要有理論書本知識更要有社會實踐知識。

第二：設計解決問題方案的能力。律師一般都是面臨現實的需求/問題才介入，律師作為價值創造的提供者，能夠解決問題本身就是在提供價值，在解決具體你個案問題同時能夠提出類似立法建議那就是更高維度的提供社會價值了。律師需要根據實際的情況，提出系統化的可以實施落地的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案，這個方案必然也和律師個人的經驗、閱歷、資源也很有關系，律師解決問題的方案不能是想當然的無法實施“紙上談兵”，需要切實可行最終實現“案結事了”。

第三：調動各方資源的能力。律師為實現價值提供解決問題，即使知道了問題的關鍵點在哪里也有了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解決問題絕對不是律師一個人幾篇法律文書就能解決的了的，為了保證解決問題的方案落地，可能需要協調多個人、多個部門，這個非常考驗律師專業知識以外的東西，尤其是社會影響力和相關政法機關的社會聯系，所以我是向來鼓勵律師與社會/政法機關建立良好的社會聯系，擔任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法院/檢察院值班者等多種形式建立比較廣泛的社會聯系，是有利于解決問題提供價值創造的。

第四：具有良好的信用被各方信任的能力。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的人擁有能力解決問題，律師要解決問題需要首先獲得各方的信任“你能解決問題”，愿意參與到這個事情來，各方資源愿意信任“你”愿意支持“你”，這是需要多年的積累以及對于律師自身素質要求極高。基于這個認識，我在《未來大部分新律師和青年律師的“客戶”將會是有信用的老律師》建議各位青年律師/新律師認識到“未來行業的優質資源會越來越集中到有信用的“老律師”身上，“老律師”的業務會越來越多”，主動和“有信用的老律師”進行合作、組建團隊，合力進行價值創造。

（二）關于善良律師建設計劃

本人應該是第一個提出“善良律師”概念的人，這個概念并不是一個刻意的詞匯創造，本人也承認該“善良律師”詞匯也不一定準確。我講一下我提出“善良律師”的目的，我一直強調“中國律師與西方律師存在本質差異，應當擺脫西方理論束縛”，我希望用“善良律師”的概念能夠讓現代律師制度和中華傳統文化銜接起來，將我們律師行業的創新經驗和實踐用一套新的理論體系闡述，而絕對不是“推倒重來”或者“標新立異”，“善良律師”的是為了銜接傳統文化和總結提煉改革開放以來律師行業的創新經驗。

本人撰寫的《廣東夢海律師事務所關于“建設中國善良律師事務所”的實施方案》，提出將“善良、家人、高尚”作為律所文化的根基，強調法律服務中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甚至提出了“善良文化”不僅是價值觀，更是應對人工智能時代挑戰的核心競爭力，主張律師應“善良使用人工智能”，避免技術濫用。

本人在《利益驅動的天敵是契約精神，律師行業應當守護契約精神》中提到“律師不是商人，對于律師行業而言要堅守契約精神，即使出現毀約會讓客戶利益更大化情形，我們絕對不能引導和鼓勵客戶為了利益而毀約，因為如果一切以利益驅動為導向，商道就沒有了”，通過微觀的具體案例表明價值觀反對“逐利化”傾向，倡導律師以“利他”精神服務社會；通過具體分析展現了法律和傳統文化的銜接內在關系，或者說用中華傳統文化的體系來賦予法律抑或律師新的內涵。

三、總結

鄭永年教授的《“前海模式”：改革、開放與創新的中國式現代化》指出，“前海模式”是高質量發展的“新三大法寶”——改革、開放、創新的生動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最有代表性、最具典型意義的鮮活案例之一；“前海模式”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形成的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以深港合作為特色、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導向的區域發展經驗，旨在探索中國式現代化路徑。

本人的相關文章以及形成的理論體系并非閉門造車之物或者本人臆想，很多都是根據實踐和具體問題總結的應對之策，如果說該等理論體系能夠有所先進性對社會有益，離不開處于“前海模式”的土壤和歷史背景，本人工作經歷以及創辦的廣東夢海律師事務所作為前海孕育發展的創新型律師事務所在前海不斷發展壯大，很多改革創新的想法最終來源于在前海的實踐。

當然，本人的文章和理解一定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有錯漏的，歡迎大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