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暫停哈佛大學招收國際生，中國留學生能轉校清華北大嗎？

?哈佛能不能贏？

起猛了！圍繞著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生的資格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一天之內，三度沖上熱搜，同時成了東大與西大最“火”的人。

事情的起因是5月22日，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特朗普政府已經暫停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資格，該大學的SEVP（學生與交流訪問者項目）項目認證即日起被撤銷，現有的外國學生必須轉學，否則將失去合法身份。

一石激起千層浪。

第二日，美國加州的聯邦法官杰弗里·懷特發布禁令，阻止特朗普政府在案件審理期間終止各大學（包括但不限于哈佛大學）國際生合法身份，并稱此舉對大學與在校學生的工作、學習、生活“造成了嚴重破壞”。

哈佛大學反應更加激烈，不但對禁令提起司法訴訟，還隨后提交了臨時限制令動議，宣布在尋求法律救濟的同時，校方將“竭盡全力為師生學者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漩渦中的特朗普政府也不含糊，先是白宮秘書萊維特在電視辯論中表示，總統特朗普更傾向于把納稅人的錢用于職業學校、州立學校，美國不需要哈佛大學LGBTQ專業研究生，更需要的是：

電工、水管工。

然后在5月28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暫停新的學生簽證面談（但此前已經預約的仍可進行），同時考慮擴大對國際生社交媒體審查范圍。

5月29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社交平臺上宣稱呼，美國已經開始吊銷中國學生的簽證，包括“與中國政府有聯系，或在關鍵領域學習”的學生。

最新消息是，因為麻省一名法官艾莉森·伯勒斯對特朗普的“國際禁招令”發出臨時限制令，美國政府給予哈佛大學30天時間提出異議，后者艱難地贏得喘息時間。隨后特朗普改口，稱該校國際學生“gonna be OK”（不會有事）。

當網上歡呼雀躍“哈佛大學再獲勝”時，實際情況卻并不樂觀。

首先，特朗普政府僅僅是給予哈佛大學30天的時間，允許其搜集整理各種證據資料，對政府的“國際禁招令”政策提出異議，之后的裁決與進程如何，目前一片混沌。

從歷史傳統看，由于三權分立的基本原則，美國總統的行政禁令不乏被聯邦法院推翻的例子。哪怕是美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富蘭克林·羅斯福（打破連任不超過兩屆），就從未掌握過最高法院，他在二戰期間的多項行政命令也曾被法院駁回，以至于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憤怒地錘桌子。

但不要忘了，在第47屆總統大選中，被媒體黑出翔的特朗普大贏特贏，同時掌握了美國參議院、眾議院以及最高法院，成為有史以來最有權勢的總統。

特朗普對最高法院的影響力，是通過提名年輕保守派法官+司法裁決擴權獲得的。

在第一任總統任期內，特朗普遇到了極其罕見的3次大法官提名權（聯邦大法官是終身制，即使在連續兩個任期內，總統最多遇到1-2次提名機會），他一口氣推舉了3位年輕的保守派法官，一舉將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比例從5:4扭轉為6:3。

任命年輕法官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確保在未來最高法院“新舊交替”過程中，延續保守派的優勢。事實上，特朗普成功推動了76歲的托馬斯法官退休，被認為“在未來可能擴大對最高法院的影響力”。

認清了形勢的最高法院對特朗普投桃報李，不但在移民、宗教議題上與特朗普高度一致，還通過擴大解職權、延伸豁免權等操作，實質性地強化了特朗普的行政權。

對此，《紐約客》曾辛辣地指出，最高法院通過重新解釋憲法“半陰影區”， 拓寬了總統行政權邊界，加速了司法與行政權力的融合與集中。

舉個最新鮮的例子，5月28日，美國國際貿易法院阻止了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月的“關稅政策生效日期”。并裁定特朗普越權。但僅過了一天，特朗普對此裁定上訴至聯邦巡回上訴法院，關稅恢復到原樣，一夜回到解放前。

值得注意的是，上訴法院的裁決要求是“臨時暫緩執行”，采用的策略就是將維持關稅政策的時間窗口拉長了一些——這和“給予哈佛大學30天時間提出異議”的方式高度雷同。

所以，特朗普政府可能會獅子大開口后討價還價，但哈佛國際生禁招令被完全推翻的概率不大，很可能最終各退半步，此前的好時光不再重來。

另外，美國國土部給予哈佛30天申訴期，但最終判決估計要等待數月，這給國際生的決策帶來巨大的不確定。

2025年以來，哈佛大學已經兩次與美國政府發起訴訟（撥款凍結案、SEVP撤銷案），若被法院裁定敗訴，國際留學生政策可能被永久叫停。現有學生必須未雨綢繆，提前考慮轉學事宜。

以美國的常春藤大學為例，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等均在5月下旬公布轉學錄取通知書，新學期開學日期是9月初，轉學窗口非常短暫，國際生想要無縫銜接，需要馬上行動起來。

而極少數學校（例如康奈爾大學）因為存在春季轉學，時間窗口相對較長（轉學申請截止10月初），但也應當提前至少3個月確認目標、準備材料。

這么算下來，留給國際生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最終裁決的時間越晚，錯過一個學年的風險越大。

可以肯定，與特朗普掰手腕，哈佛大學能不能贏不太好說，但哈佛的國際生，確實是輸麻了。

?特朗普為何死磕哈佛？

自1636年建校以來，哈佛就是美式精英教育的典范，也是最具知名度與影響力的美國大學之一。

哈佛長期代表著精英主義、多元文化與“政治正確”，是自由派價值觀的代言人，近年來經常遭到保守派的輿論抨擊。

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積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由派VS保守派”意識形態的分歧。特朗普反對哈佛的公開理由有仨：反猶主義、政治正確、國際生名單。

（一）反猶主義

美國政府對留學簽證的嚴格審查，可以被追溯至2001年。

那一年，紐約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后調查發現，一部分恐襲行動的策劃者、協助者、同情者以留學生的身份進入美國。此后數年，美國對留學簽證要求極為嚴格，拒簽率居高不下。

直到2005年，美國前國務卿賴斯向駐外使館發出指令，簽證官不應該“以自己認為申請人某方面不符合入學要求”為由而拒發簽證，留學簽證才開始放寬，但政治傾向與極端言論的隱性審查門檻依然存在。

例如在2024年，包括哈佛大學在內的眾多美國高校爆發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有幸，美國國會迅速通過了《反猶太主義意識審查法》，上任僅6個月的哈佛大學校長克洛迪娜·蓋伊，因為在“校園反猶”的國會聽證會表現拙劣，黯然離職。

2025年3月，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建議，對國際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的社交媒體進行強制性審查，針對那些對巴勒斯坦人抱有同情態度、批評美國和以色列的學生，拒絕其簽證申請。

這一審核要求不僅僅針對國際留學生，還被推廣至移民申請。

2025年4月9日起，美國移民申請人的社交媒體也受到嚴格審查，外籍申請人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反猶信息”，以及“對猶太人進行人身騷擾的行為”，都將被視為拒絕其移民申請的理由。

有趣的是，東大的媒體競相報道哈佛遭受特朗普迫害，被禁止招收國際生，但很少有媒體引用美國國土部在聲明中的要求：

給予哈佛大學30天的窗口期，提交反駁“反猶主義”的證據。另外，全美各地所有大學和學術機構都應引以為戒。

（二）政治正確

當然，“反猶主義”僅僅是特朗普政府對哈佛大學“自由派意識形態威脅”的一項指控而已。

作為民主黨大本營的哈佛大學，與特朗普站臺的共和黨“保守主義”針鋒相對，早就互相看不順眼了，其中矛盾最深的就是政治正確。

例如前文提到被解職的克洛迪娜·蓋伊，是哈佛大學建校近400年來第一位黑人女校長，又黑又女，長相非常地…符合政治正確。

（前哈佛大學校長克洛迪娜·蓋伊）

在蓋伊治下，哈佛大學的DEI項目（多元化、公平與包容政策）開展得如火如荼，內容涵蓋了從種族、動物保護到LGBT…

據說，蓋伊時代的DEI已經版本迭代，各項目組織已經越過了爭取資金撥款的初級階段，進入了斗爭的高級形態——開始爭奪對“弱勢群體”的定義權。

《紐約客》對此也有犀利評論：

（DEI組織）只要獲得了對“弱者”的釋經權，什么樣的資源弄不到手？

也許，這就是我喜歡《紐約客》的理由吧。

言歸正傳，哈佛大學的“白左圣母”形象日益豐滿，即使蓋伊離職，哈佛的初心也沒有絲毫改變。

2025年特朗普再度就任美國總統，宣稱美國只有男女兩個性別，要求各大學關閉DEI項目，削弱管理人員權力、整改招生標準等，被哈佛等大學強硬懟回。

遭哈佛拒絕后，特朗普政府凍結對哈佛大學22億美元的財政撥款，以及6000萬美元合同款。此外，哈佛還被削減科研經費及撤銷免稅資格，據《新聞周刊》統計，直接影響超過了30億美元。

問題是，美國大學（尤其是頂尖私立大學）的財政與東大不同，聯邦撥款只占小部分，校友捐贈與學校運營才是主力。

作為全美最成功的私立大學，哈佛曾以“不拿聯邦政府的財政撥款”為榮，2024年度，哈佛大學財年預算中，來自聯邦的資金占比為11%，校友捐贈收入約為45%。

因此，特朗普威脅停止聯邦撥款后，哈佛大學立刻放大招，其校友辦公室發動“學術自由捍衛基金”捐款活動，在啟動捐贈通道的48小時內，已有120位校友承諾捐款1億美元。

此次美國土安全部以哈佛大學“縱容反猶主義”“不配合調查”等為由，取消其“學生和交流訪問學者項目”（SEVP）認證，雙方矛盾再度升級。

（三）國際生名單

根據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的最新研究報告，2023-2024學年，美國高校的國際學生總數超過110萬人，他們是美國研究型人才的最重要來源。

例如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2024年的一份咨詢報告指出，外國出生的、擁有博士學位的專業人員占美國所有STEM工作者的43%，這些國際學生在計算機科學、工程和生物醫學研究等領域表現突出。

除了學術紅利，國際生還是重要的財源——國際學生的學費是美國大學的核心收入來源之一。

研究顯示，國際生最終支付的學費可能是美國本土學生的1.5倍以上。考慮到國際生獲得獎學金的難度顯著高于美國國內學生，且基本上無緣名目繁多的助學金項目，因此，國際生承擔的學雜費基本是美國國內學生的2-4倍。

2023-2034學年，國際生為美國經濟貢獻了438億美元，并支持了超過37萬多個就業崗位。

包括哈佛在內的美國大學，已經嚴重依賴于國際學生——既需要聰明的國際生搞科研，也需要尊貴的國際生擴大社會影響力，還需要土豪的國際生揮灑財力。

這就造成了兩方面的后果：

喜的是，眾多美國高校群賢備至，不拘一格降人才。悲的是，這也成為特朗普借題發揮的理由。

特朗普認為，哈佛里面國際學生占比超過30%，太高了！美國政府撥給哈佛這么多錢，它們用來培養外國人，這不行。

特朗普還認為，哈佛每年接受這么多外國留學生，卻不肯完全公布招生標準，也不公開提供國際學生詳細名單，我們需要審查這些人是否夠資格，是否存在程序不公、學術腐敗，是否損害國家安全！

親愛的胖友，現在你明白特朗普政府與哈佛大學的恩恩怨怨了嗎？簡單地說就是：

哈佛已經接受了自己的平庸與和光同塵，而特朗普不接受。

?清華北大要接受中國籍國際生的轉學嗎？

在美國政府宣布禁止哈佛大學招收國際學生，并要求現有國際學生轉學后，歐洲、東亞的頂尖院校紛紛敞開大門，歡迎哈佛國際生轉學。

例如香港科技大學發表聲明稱，歡迎哈佛國際生加入港科大，并表示為哈佛大學學生提供無條件入學、簡化入學程序和學術支持。

隨后香港理工大學發文稱，已組建專責招生團隊，為哈佛轉學生提供全面支援和知道，包括提供獎學金等，協助他們快速完成轉學過程。

據悉，2024至2025學年，哈佛大學共有6793名國際學生，占學生總數的27.2%，其中許多人持有F-1或J-1簽證。必須在短期內完成轉學。

雖然從2024年起，中國的赴美留學生人數首次被印度反超，退居為美國國際學生第二大來源地，但自中國大陸至美國的留學生仍有27.74萬人。而近7000名哈佛留學生中，中國籍學生占比約20%。

而根據哈佛大學2024年年底公布的數據，中國留學生在讀人數為1365人。

所以，有媒體憂心忡忡地詢問，這1365個中國籍哈佛國際生，怎么辦？

具體來說，有人認為，以清華北大為首的國內的頂尖高校，應當具備國際視野與擔當，推出類似于香港高校的綠色通道，接受哈佛的國際生轉學申請。

可問題沒有那么簡單。

首先，從制度上看，國內高校（包括清華北大）尚未建立接收哈佛中國留學生的渠道。

港科大等高校，本身就是面向全球自主招生的，但清北等國內高校，主要經費來源是財政撥款，需要遵循教育部的招生規章。

恰恰相反，按照現行的招生制度，清華北大有可能接受哈佛的非中國籍國際生轉學（通過留學生招生的現有渠道），而很難接收中國籍哈佛國際生。

當然，這又要分情況。

例如，在哈佛攻讀博士的中國籍國際生，獲得清北等高校轉校待遇的機會較大。因為我國高校的博士招生，已經基本普及了申請-審核制，博士導師有較大的招生自主權。如果哈佛在讀博士的研究方向、理論成果得到導師肯定，則可以回國攻讀——至于是從頭開始，還是享受轉校待遇，則需要進一步商榷。

相比之下，在哈佛攻讀碩士的中國籍國際生，則出現了明顯的分化。

例如，哈佛的研究生項目中，一年制的碩士占比較高，它們以就業為主要目標。對這部分學生來說，轉學基本沒有意義——本來就是為了哈佛這碟醋，才去包的餃子，你讓我回國讀個碩士，臣妾很難辦啊…

而哈佛2-3年的碩士項目，偏重于學術，基本上是為攻讀博士服務的，可以被視為“PHD預科”。這些學生即使沒有機會在哈佛讀博，也更傾向于轉投美國其他高校，畢竟可以接觸到最前沿的學術研究。

而且，即使其中真有學生愿意回國，轉校也很麻煩，因為國內招收碩士研究生，只有推薦免試與統一考研兩種方式。

在目前的宏觀環境下，考研的競爭難度有多大，這不用多說。而要獲得推薦免試資格，需要按照其國內高校的學業成績（GPA）、學分要求、學術證明（論文情況）等綜合排序，一個蘿卜一個坑，難度也不小。

而最微妙的，是在哈佛大學求學的中國本科生。現行制度下，哈佛本科生想回國就讀于清華北大，必須參加高考，上線后按填報志愿錄取。除此之外，別無它途。

也許有人會說，國內這高等教育制度，咋就那么僵化呢，一點都不人性化，一點都不銳意進取、敢于改革。

其實，從十多年前起，國內頂尖高校就已經探討學生轉校培養的問題。

有專家提出，可以參考歐美高等教育，按照學分要求與轉學階段，僅接受完成大一或大二的學生（不滿2年學習，且需來自博雅教育背景），并規定轉校的專業與原校課程高度一致。

但討論來討論去，爭論頗多，最后沒有達成任何共識與結論，更無法在少數學校展開試點。

因為在某個“轉軌型”實體中，大家已經習慣了摸著石頭過河，任何一部求來的真經，都可能被本土和尚念歪——你如何保證轉校過程中的公開公正，如果保證不與高考制度發生公平方面的沖突？

有人也許會辯解，能就讀哈佛本科的中國籍學生，必然也是精英，為什么不能特事特辦？

據統計，截至2024年底，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在讀人數為1365人，其中本科生只有53人，平均每屆僅有十多人，本科申請哈佛的難度可見一斑。

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都是全能的六邊形戰士。

例如2025年5月29日，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來自中國的蔣雨融同學作為畢業生代表演講。她的開場白是這樣的：

去年夏天我在蒙古實習的時候，我接到坦桑尼亞兩個同學的電話。他們有一個非常緊急的問題：如何使用他們的洗衣機。因為所有的標簽都是中文的，而谷歌一直將一個大按鈕翻譯為“旋轉幽靈模式”。一個印度人和一個泰國人叫一個在蒙古的中國人破譯坦桑尼亞的洗衣機，我們一起在哈佛學習。 那一刻讓我想起了我小時候曾經相信的事情，即世界正在變成一個小村莊。 … 他們說著不同的語言，做著不同的夢，然而他們已經成為我們的一部分。你可能不同意他們的意見，但要緊緊握住彼此。因為我們被比信仰更深的東西綁在一起，那就是我們共同的人性。

如果是20年前，蔣女士的演講勢必引發一片盛贊，演講稿甚至會成為雅思作文范文。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人民（尤其是年輕人）早已經對精英敘事怯魅了呀。

如果說，蔣女士的 DEI發言有一種矯揉造作的塑料美，那么她的入學方式，就很經典了。

2022年，某個動物保護NGO組織發布喜報，祝賀秘書長周先生推薦的志愿者蔣女士，被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錄取。而蔣女士的父親，恰巧是該組織專項基金會的執行主任。

所以，因“舉賢不避親”而進入哈佛大學學習，然后習得“多元化，包容，平等”理念的精英，還是留在美國大展拳腳吧，何必屈尊回國去清華北大，或者去協和4+4，與眼巴巴的小鎮做題家搶機會呢？

在這一刻，我仿佛覺得特朗普“哈佛必須公開國際生名單”的要求，竟然有那么一絲絲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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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y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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