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故事之九間房錯殺張漢民（五）

試玉當燒三日滿

楊虎城知道張漢民是共產黨，這是中統頭子陳立夫親口向他告知的，而且有確切證據。

楊虎城欣賞張漢民，認為他有魄力、有能力。

楊虎城頂住國黨中央的一再指責，繼續重用張漢民。

警衛團、警備旅都由地方財政供養，陳立夫也無可奈何。

楊虎城是刀客出身。

西北地區大、小、微軍閥中，刀客、哥老會出身者不在少數。

楊虎城自始保持草根情懷，他是真親共，佩服共產黨人的血性、愿意和他們交朋友、認同共產黨的諸多理念。

楊虎城身邊的秘書、參議多是共黨。

重用張漢民等共黨人物，也是楊虎城據陜自保的需要，他需要麾下的共產黨人出面同中共、莫斯科打交道。

1932年冬，紅四方面軍進占陜南、川北。

在楊虎城授意下， 38軍作戰參謀、地下黨員武志平受命出使，與紅四方面軍簽訂“漢中密約”（巴山協定），約定兩軍以巴山為界、互不侵犯，在陜軍前沿設聯絡站，由武志平常駐，陜軍對紅軍提供資助，紅軍可以隱蔽方式前來采買。

武志平行前，同徐夢周、張漢民密商談判細節以及建立川陜交通線的方案。

徐夢周畢業于上海大學，由李大釗直接領導，被派到宋哲元部做兵運工作。

馮玉祥發動“清黨”，徐夢周轉入陜西省委，后被捕。

楊虎城就任陜西省主席，委任共產黨人南漢宸為省政府秘書長。

南秘書長上任伊始，即釋放政治犯。

徐夢周獲釋，經張漢民保薦，成為17師（后改編為38軍）師長孫蔚如的秘書主任。

楊虎城訓話

孫蔚如和楊虎城的淵源遠比張漢民深。

孫蔚如畢業于陜西陸軍測量學校，是楊虎城創辦的安邊軍事教導隊的隊長，也是張漢民最早的伯樂。

楊虎城自兼大隊長的南陽教導大隊，由孫蔚如任副大隊長，張漢民等三位中隊長都是共產黨人。

教導大隊教育長向楊虎城報告：中隊長張漢民、趙莘任、王明是共產黨員，準備進行暴動，已查明扣押，請示處理。

楊虎城下令將張漢民等三人送到方城縣政府寄押。

楊虎城就任陜西省政府主席時，方城縣長請示如何處理張漢民等三人，楊虎城批示立即釋放。

張漢民前往西安，楊虎城念其追隨已久，委任為衛士營長，以示寬宏與信任。

儒將孫蔚如，先后擔任17師師長、38軍軍長

孫蔚如對楊虎城忠心耿耿，對張漢民一直防范有加。

孫蔚如對共黨分子的防范是有原因的。

王泰吉是渭華起義領導人之一，起義失敗后被捕。

經楊虎城保釋，王泰吉出獄，先后擔任參謀、補充旅副旅長、新兵訓練處長、騎兵團團長等職。

1933年7月，王泰吉率西安綏靖公署騎兵團在耀縣起義。

一時間，西安城內道路紛傳，都說起義的不光有騎兵團，還會有警衛團，空氣非常緊張。

警衛團3營長閻揆要率部駐在勉縣菜園子，38軍特務團經常向菜園子方向實施演習，實際上是對警衛團作出警戒。

警衛團駐在城固天明寺時，張漢民率部收繳地主豪紳武裝的槍支。

孫蔚如命令警衛團在南鄭教場壩集合，作出關于共方主義不適合中國的訓話。

孫蔚如電陳楊虎城：“張漢民是共產黨，不聽指揮，胡作非為”，要求解除警衛團的武裝，或將警衛團調回西安。

楊虎城復電：“張漢民不聽指揮，由我調回西安”。

楊虎城致信張漢民，告知理解張漢民的處境，決心給張漢民編旅，有機會即調回關中。

紅四方面軍違約發動陜南戰役，孫蔚如被吃掉3個團，只好電請將警衛團暫留待用，最終導致九間房事件的發生。

胡宗南率第1師入陜追擊紅四方面軍，防區與警衛團鄰近。

時值春節期間，向胡部空投的軍餉、物資落在警衛團防區。

胡部仗著“天下第1師”的威勢，派兵搶奪，打死、打傷警衛團多人。

張漢民主持追悼會，向胡部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嚴懲兇手，命令部下對經過警衛團防區的胡部人員，一律“人干掉，物沒收”。

戴季英

雖然兩軍訂有互不侵犯的密約，主持省委、二十五軍工作的吳煥先和戴季英從沒真正相信過張漢民。

據戴季英就紅二十五軍軍史征求意見稿所作回憶：張漢民部先后派人來過兩次，與紅二十五軍接頭。第一次派人來時，省委不相信，說是來了解刺探情況。當時提出要五萬分之一的陜南軍事地圖，還要個發報機。第二次派人來送地圖。總共兩張，但不是陜南的，而是河南盧氏、靈寶的兩張。

紅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鄭位三回憶:“張漢民的警備旅和我們接近時,聽說張是共產黨員,部隊里也有很多共產黨員,但我們對他們不太相信,有懷疑,這是出于警惕,是對的。因此就給他們出難題,如向他們要機槍零件、情報、作戰地圖,并要求他們的部隊和我們保持一定的距離。要的東西有些沒送來,這就更加懷疑,再加上我們指揮他的軍事行動沒做到,逼我們緊了一些,這樣我們就在九間房下決心打,因為他采取了使我們為難的態度。”

吳煥先在向中央（上海臨時中央局）提交的報告中，對張漢民的評價是“狡猾異常”，但沒在報告中具體描述張漢民的狡猾是如何表現的。

吳煥先寫道：“張漢民以叛徒來冒充黨的關系名義同我們訂立互不侵犯的協定，企圖保存他的實力，偵探我之不備而襲擊之。我方提出三個條件伊均承認，并獻軍用地圖，允許為我購辦無線電臺以獻媚我方，我們始終以無產階級的警惕性防御他的陰謀。”

吳煥先所說的三個條件，即軍用地圖、醫藥器械、電臺，這是張漢民事件之當事雙方均無爭議的。

閻揆要、雷展如、王超北等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張漢民聽了張明遠、馬宗仁的匯報后，派人給閻揆要送信，說紅二十五軍需要地圖。

閻揆要看信后，抽出一份陜南、川北的軍用地圖，交給聯絡人，由他們送給紅二十五軍。

后來，張漢民告訴閻揆要，紅二十五軍沒有電臺，無法和中央聯系，他們還缺藥品，已派王超北去上海購買電臺，藥品已派人去西安購買。

若戴季英的回憶屬實，張漢民派人送去的是河南盧氏、靈寶的地圖，則張漢民之舉明顯缺乏誠意，言下之意是非常明顯的：我部負責保境安民，請貴軍退回豫省。

戴季英是肅反專家，他的威水史更多發生在鄂豫皖期間和紅二十五軍長征期間。

人死不能復生。

中央復查張漢民事件時，沒有追究個人責任。

張漢民事件只是紅二十五軍長征期間發生的小插曲。

按理說，戴季英債多不愁，張漢民事件是“好心辦壞事”，雖然負有重要責任，戴季英完全沒必要在張漢民事件上說謊。

張漢民派張含輝給紅四方面軍送過川陜軍用地圖，很難找出他不愿給紅二十五軍送川陜軍用地圖的理由。

依照吳煥先報告中“獻軍用地圖”、“獻媚我方”的表述，結合閻揆要等人的回憶，可以認定戴季英關于河南盧氏、靈寶地圖的回憶是不實的。

換個角度說，若張漢民派人送去的是河南地圖，紅二十五軍也不會趁熱打鐵，提出送藥品、送電臺的要求。

戴季英關于河南盧氏、靈寶地圖的回憶，如果不是記憶錯誤，而是故作虛假陳述的話，戴季英就是殺人誅心！

閻揆要，1955年獲授中將

閻揆要在張漢民部歷任警衛團團附、營長、警3旅9團團長。

該團三個營長均為地下黨員，大部分連、排、班長都由地下黨員擔任，是警3旅中共力量最強的一個團。

張漢民事件發生后，汪鋒、閻揆要堅持向中央告狀，張漢民最終在七大被評定為烈士。

閻揆要是黃埔一期，畢業后任第三軍騎兵團營長，后轉入井岳秀部做兵運工作，是清澗起義領導人之一。

起義失敗后，閻揆要先后被派往高桂滋部、楊虎城部開展兵運工作。

九間房事件發生后，閻揆要團改編為西安綏靖公署特務第二團，閻揆要繼續擔任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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