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長征路上牙弄會議的真實歷史地位

長征，是紅軍史上最為艱苦卓絕的一段歷程。雖然歷時不長，但卻譜寫了30萬紅軍的萬千悲歌。

說長征之苦，是因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被迫進行大轉移，可謂是前路茫茫不知歸途，卻又有數(shù)倍于己的前兵后騎，圍追堵截，不期兵鋒相見；

說長征之難，是因為一支失敗之師，不僅要面對無盡征途中的千山萬壑，還更要解決軍中、黨內意見如何統(tǒng)一、甚至防范隊伍嘩變的問題。

所以，紅軍處境之險，前景之危，犧牲之大，決策之難，都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紅軍的前途在哪？落腳點在哪？紅軍如何排兵布陣？都需要根據(jù)敵人的追剿而發(fā)生變化，而不是前番早定的規(guī)章，按章行事，這就更大大加大了困境中紅軍抉擇的難度。

那如何確保紅軍艱苦前行中，路線正確，戰(zhàn)略方針轉達到位？很顯然，一路上的戰(zhàn)略決策會議顯然是萬里征程上的定海神針。據(jù)我所查閱大量的關于長征的歷史文檔資料顯示，長征途中，就一共召開了20多次政治局級會議，這些會議即使放在今天，有些，大家也如數(shù)家珍。如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扎西會議、白沙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等等。

每當我看到這一段歷史，我就莫名感概，為紅軍的英勇頑強感動，更為當時的紅軍領袖們嘆懷，他們可不僅僅要在在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之中，一年之中踏出二萬五千里征途，還要在這一年之中，負責數(shù)萬紅軍的生死抉擇，逃出生天，在槍林彈雨的縫隙間，召開這20多次政治局級會議，可想而知他們體力之疲倦，腦力之損耗，簡直是殫精竭慮。

扭轉乾坤的是，這20多次政治局級會議，在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之中，徹底解決了紅軍決策機構的核心問題，從紅軍長征一開始的“舊三人團”，即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的決策機構，到遵義會議上重新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再到逐步確立“新三人團”，即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的決策機構。

正是因為解決了紅軍決策機構的問題，紅軍才開始了在絕境中重生之路，雖然后來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之后，又遭遇了權力危機，張國燾要搞獨立王國，分裂中央，但最后還是通過政治級的會議，徹底擺脫了這一危局，從而為后來立足陜北，重新扛起中國革命之重任，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今天，我們就是要討論這影響歷史的20多次政治局級會議中的一次會議，即牙弄會議，想弄清它到底是獨立成章的一次會議呢，還是隸屬于另一次會議即巴西會議。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分析探究牙弄會議的來龍去脈。

一、牙弄會議前的歷史背景；

二、牙弄會議的歷史作用。

一、牙弄會議前的歷史背景

1935年6月12日，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后來又接連召開了卓克基會議、黑水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等，確立并堅持了北上戰(zhàn)略方針，同時強調創(chuàng)造川陜甘根據(jù)地是紅一、紅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

如6月26日的兩河口會議上，就正確分析了國內的政治形勢，強調堅持北上抗日的方針和黨對紅軍的領導。同時，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明確提出北上建立陜甘革命根據(jù)地，以便領導和推動全國抗日運動的戰(zhàn)略方針。會議還一致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zhàn)略方針的決定》。可以說，兩河口會議為實現(xiàn)黨和紅軍北上抗日和領導全國抗日運動的偉大戰(zhàn)略目標奠定了基礎。

如在8月3日的沙窩會議上，就重申了兩河口會議確定的集中主力北進、創(chuàng)造川陜甘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方針，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同時決定執(zhí)行《夏洮戰(zhàn)役計劃》。

同時，在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又在沙窩召開，這一次具體研究了常委的分工問題，決定了王稼祥負責政治部工作，張聞天負責組織部工作，博古負責宣傳部工作，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凱豐負責少數(shù)民族工作。

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會議，后來史稱“沙窩換帥”。因為，這是毛澤東第一次作為政治局常委被確定為黨的軍事負責人，排名三人團的第一位。

接著，在8月20日又召開了毛兒蓋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主力應向黃河以東，支隊向黃河以西去破壞敵人的封鎖計劃。會議決定以岷州洮河為中心向東發(fā)展的行動方針，是對兩河口會議決定的補充，對于明確紅軍主力發(fā)展方向，克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危險，起了積極的作用。

同時，會議還決定了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分別在毛兒蓋和卓克基兩地集中，混合編為左右兩路軍，在中共中央統(tǒng)一指揮下，繼續(xù)北上過草地。右路軍在毛澤東、周恩來、徐向前、葉劍英等率領下，從毛兒蓋出發(fā)，繞過松潘穿過草地向班佑前進。左路軍在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等率領下，由馬塘、卓克基出發(fā)過草地向阿壩地區(qū)開進。

然而，就在這時，正當左、右兩路軍分兵前進的行程上，右路軍已經穿過茫茫草地到達班佑、巴西一帶，等待與左路軍會合之時。張國燾卻率左路軍在到達阿壩后，直接違抗中央命令，拒不與右路軍會合，并要挾右路軍和黨中央南下，甚至企圖危害黨中央。

針對這種情況，走出草地后的右路軍的中共中央，迫不得已又于9月2日至9日在巴西境內連續(xù)召開一系列政治局會議，一般黨史統(tǒng)稱為巴西會議。這其中就有在牙弄村召開的兩次會議，一次非正式的會議與一次正式的會議。這也是很多黨史專家將牙弄會議統(tǒng)入巴西會議的原因。

可以說，從兩河口——蘆花——沙窩——毛兒蓋，在60天的日子里，紅軍面臨的不再是武裝到牙齒的國民黨軍隊，甚至也不再是殺人于無形的饑餓、寒冷、雪山、沼澤，而卻是張國燾那背后透出的縷縷殺氣。

這一幕，以至于25年后，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采訪毛主席時提問：“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么時候？”毛澤東毫不猶豫地說：“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fā)生前途未卜的內戰(zhàn)。”

這就是巴西會議的前奏，這也是牙弄會議的前奏。

二、牙弄會議的歷史作用

在此，我首先申明我的觀點，牙弄會議不應該隸屬于巴西會議中，而應該獨立成章。不僅因為牙弄會議所起到的歷史重要性，而更是因為會議本身的實際所決定。

牙弄會議與當時同期召開的巴西會議，時間不同，議題也不同。不能因為牙弄屬于巴西境內，就要統(tǒng)一劃歸巴西會議，我認為這是不嚴謹?shù)模退阋獎澣肫渲校矐撌蔷唧w稱之為“巴西牙弄會議”。

我們這里所說的“巴西”，是指今天四川若爾蓋縣的上巴西、下巴西、班佑、阿西茸、牙弄、包座一帶。可以看到，一個巴西，所覆蓋的范圍還是很大的。所以統(tǒng)稱巴西會議，不能具體所指明歷史發(fā)生的最大真相。

右路軍到達巴西境內后，最先在巴西的班佑寺里召開了如下兩場會議：

1935年8月29日，在巴西的班佑寺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內容以研究教育和宣傳工作為主。

9月2日，又在班佑寺召開了研究一方面軍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兩次會議，周恩來因為重病中都未能參加。

9月5日，中共中央又在俄么塘召開了慶功大會，以慶祝包座大捷。要知道包座大捷是紅軍長征以來取得的最大的一次勝利，消滅了前來堵截的胡宗南部隊5千多人。

在焦急的反復催促、等待中，就是遲遲看不到張國燾所率左路軍前來靠攏的消息。右路軍中原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即紅一軍團）已先期北上往甘肅南部開拔，抵達甘南的高吉村，即俄界。不得已，其余右路軍一面休整部隊，一面抓緊籌糧。

唯獨此時的周恩來，不幸得了肝炎、阿米巴肝膿瘍，高燒不退，時不時處于半昏迷狀態(tài)，他在鄧穎獨的看護下，單獨住在牙弄村。

可怕的現(xiàn)實是，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已經在早前就收繳了各軍（軍團）相互聯(lián)絡的電報密碼，控制了通信聯(lián)絡。右路軍根本掌握不到左路軍的情況，而左路軍卻能知曉右路軍動向。

鑒于張國燾拒不執(zhí)行會議決議，繼續(xù)堅持南下反對北上，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9月8日，在周恩來住處牙弄村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非正式擴大會議。會議決定發(fā)電報要求張國燾執(zhí)行中央北上方針。

會上通過了毛澤東親自擬寫的電文：《周恩來、洛甫等關于目前紅軍行動問題致朱德、張國燾、劉伯承電》，并由參加會議的7人聯(lián)名簽發(fā)。發(fā)報時間為1935年9月8日22時。電文分別從地形、經濟、環(huán)境、敵情、形勢等方面闡述北上的優(yōu)勢。

其實，就在牙弄這次非正式會議召開的同一時刻，張國燾還做出了一個不尋常的舉動。正是這種舉動，讓今天一些想為張國燾翻案的人啞口無言。1935年9月8日22時，張國燾嚴令左路軍的第三十一軍政委詹才芳：“飛令軍委縱隊蔡樹藩將所率人員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電復處置。”可見，此時的張國燾獠牙已經張開了。

1935年9月9日上午，情況突變，萬分危機。張國燾給陳昌浩來了份密電，參謀長葉劍英首先看到此電，電報的大意是命陳昌浩率右路軍立即南下，并提出“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危害黨中央。

機敏的葉劍英馬上意識到這一電報內容的嚴重性，于是不露聲色地立即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看到電報后，隨即趕到了三軍團駐地牙弄村寨經堂，（過去史料都說是趕往巴西，所以史稱“巴西會議”，本就在巴西，哪有巴西趕往巴西的道理啊。就算要說巴西，也應該更為具體稱為“巴西牙弄會議”），連夜召開了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

會議決定：譴責張國燾右傾逃跑主義行為，要求張國燾率領的左路軍迅速向中央靠攏北上。鑒于張國燾和陳昌浩的頑固立場和當時敵情形勢，黨中央決定率直屬縱隊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黨中央率直屬縱隊離開巴西地區(qū)向甘肅俄界進發(fā)，同時發(fā)布《為執(zhí)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

可以說，牙弄會議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這次匆匆開始、匆匆結束的一系列會議就是“牙弄會議”。牙弄會議又一次將紅軍從危機中解救了出來。巴西會議是決定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一次關鍵會議，在中共黨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

所以，對于這樣一次重要的會議，將牙弄這個起到重要歷史作用的地名，在歷史中弱化，我認為是不嚴謹?shù)模彩怯惺H的。

“三灣改編”是紅軍軍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但三灣就是一個村，卻名列歷史洪流之中；“文家市轉兵”也只是一個小村鎮(zhèn)，但文家市因其赫赫有名的歷史過往，而鑄留青史。牙弄也是一個村，為什么我們就不能實事求是地將它相提一論，名垂千古呢。我們在突出巴西時，為什么就不可能突出牙弄呢？

這應該引起黨史專家們的重視。也應該為牙弄會議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