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民國熱”文章里的“高級黑”

“民國熱”文章里的“高級黑”

金新

曾幾何時產生過一陣子“民國熱”，在這陣子熱熱鬧鬧中有褒有貶實屬言論自由之正常范疇，讓人頗覺不正常的是“民國熱”文章里的“高級黑”，比如“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國救濟糧，也只能是餓死”！

事實上朱自清的死因不是“餓死”，而是“病死”。請看證據——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朱自清日記》民國時期的手稿，記錄了從1924年到1948年整整24年的生活。在朱自清的日記里，1924年的11月份就已經開始出現關于胃病的描述，只不過當時的記錄大致是胃部不適，晚上難以入睡。過了6年，當時的朱自清在歐洲游學，他的日記里關于胃病的描述就更加詳細了，他在日記中寫道：“也許是由于喝了太多歐洲的紅酒，導致胃病嚴重了吧！”時間來到1933年，這個時候他的胃病經常犯。再往后翻看他的日記，關于胃病的描述頻頻出現“胃不好，胃劇痛”這些詞匯，可見，此時他的胃部疾病是愈發嚴重了。1940年的時候，朱自清由于看病等原因，將家人送去成都生活，朱自清就直接在食堂吃飯，他的胃部已經不能吃任何雜糧糙米了，他每天只能喝一些牛乳和泡一些藕粉。到1945年的時候，朱自清先生已經完全吃不下任何東西，只能喝一些湯汁。有一天，吳晗將“抗議美國支持日本軍國主義的政策，并且拒絕接受美國救濟糧”的宣言書，帶到朱自清先生跟前，朱自清自愿簽了名。翻開1948年的日記，沒有看到他為食物短缺而苦的記載，而是下面一些文字：“飲藕粉少許，立即嘔吐”“飲牛乳，但甚痛苦”“晚食過多”“食欲佳，終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飽”……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領美國“救濟糧”宣言上簽名后的第11天，他還在日記里提醒自己：“仍貪食，需當心！”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嚴重胃潰瘍導致的胃穿孔，在北大醫院去世，年僅50歲。

其實，“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國救濟糧，也只能是餓死”作為”高級黑“是有人在以貌似”正能量“的名義惡意玷污新中國的創始人、締造者、東方偉人毛澤東。

北平解放前夕遍布地下黨組織，何況毛澤東與吳晗有著多方面的交往和聯系，解放戰爭時期，吳晗奔赴解放區，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在西柏坡熱烈歡迎包括吳晗在內的民主人士到來，吳晗在西柏坡的經歷使其初步認識工農聯盟人民民主專政的意義，思想發生根本性轉變，向黨中央呈送了入黨申請書并成為與毛澤東私交甚厚的朋友。毛澤東不可能不知道朱自清的實際情況，所以他老人家在《別了，司徒雷登》中說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主要是針對朱自清雖身患胃病，但簽字拒領美國救濟糧這一舉動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尚民族氣節和偉大人格。這里的 “餓死” 并非指朱自清先生真的是因為沒有食物而餓死，而是一種文學性的表達，強調他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依然堅守民族氣節，堅決不接受帶有政治目的的美國 “救濟糧”，表現了他寧肯忍受生活的困苦，也不愿向美國的霸權行徑和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屈服的堅定意志。

從《朱自清日記》來看，1948 年 6 月 18 日，朱自清在《拒絕 “美援” 和 “美援面粉” 的宣言》上簽名時，他清楚地知道這一行為意味著使家中每月損失六百萬法幣，對全家生活影響頗大，但他經過認真思索，堅信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政策就應采取直接行動，不應逃避個人責任。簽名后他讓家人把領取救濟糧的 “配給證” 退回，臨終前還叮囑家人不要購買政府配售的面粉。這些日記內容表明朱自清先生的抉擇是經過了嚴肅的思考的，最終堅定地選擇了拒絕美國 “救濟糧”，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美國扶植日本政策的抗議。

朱自清曾寫過一篇《論氣節》的文章，其以冷峻筆觸剖解中國傳統道德核心，揭示“氣”與“節”的深刻張力，內容溯及先秦禮樂，勾連東漢黨錮、明清士風，直指“氣”之抗爭精神與“節”之保守本質如何塑造士人魂骨。不僅是道德哲學的精微考辨，更是一部縮寫的中國士人精神抗爭史，為理解傳統與現代的撕扯提供深邃鏡鑒。

“之江軒浙江宣傳”是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的公眾號，關注這個公眾號的粉絲有450萬，原因是這個公眾號的文章很接地氣。《“低級紅”“高級黑”的六種形式》是其發布的一篇好文章，就像一面鏡子一樣，能起到分辨的作用，假如我們能看后再來分析一下“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國救濟糧，也只能是餓死”，就會認清本質：那“是明褒實貶、暗含譏諷的‘軟刀子’”，那“是含沙射影、指桑罵槐的‘放冷箭’”！

“高級黑”本質上是一種披著 “客觀”“理性” 外衣的非理性表達，其邏輯陷阱導致——

輿論極化：通過隱蔽的負面暗示激化群體對立，阻礙理性討論；事實扭曲：以局部真實掩蓋整體真相，破壞對客觀事物的準確認知；邏輯失范：助長含沙射影的表達習慣，削弱公共討論的嚴謹性。

在眼下的一些缺乏深厚文史功底的所謂雜文家里，使用這種“高級黑”且沾沾自喜的不在少數！

【附】

論氣節（節選）

文/朱自清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里。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后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志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

氣和節似乎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斗的。后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斗志”；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斗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后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里有“圣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節跟和是相反相成。所謂“圣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里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聯合起來，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愿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說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的力量為基礎的。后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愿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行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在專制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下，集體的行為是不容易表現的，于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游離于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氣是動的，可以變化；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有時候節甚至于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嘗不如此。“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面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

士終于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這已是氣重于節了。等到民國成立，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分，游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教員是自由職業者，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們于是從統治階級獨立，變成了“知識分子”。

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的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并不大，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他們于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他們于是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可是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并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還要變質的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