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死都是一個赤化分子”

我到死都是一個赤化分子——宮崎駿

“紅”豬，代表著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革命者，據宮崎駿和加藤登紀子共著的回憶錄《偶爾聊聊過去的》一文中提及，“紅豬”這個詞來自于二戰前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對于共產黨人的污蔑，于是宮崎駿便以這個形象作為了革命者的象征。

經典臺詞：與其變成法西斯分子，我寧愿當只豬。

《紅豬》創作于1990年前后，于1992年正式公映，正是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巨大挫折的時刻，宮崎駿的老鄉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認為資本主義永久戰勝了社會主義、歷史終結了——一時風頭無兩。

而宮崎駿則用這一部《紅豬》，用最瑰麗的色彩為自己的理想涂上了顏色，用最優美的音符為那個火紅的時代譜曲，用最溫柔的撫拭去珍藏那一段歷史，同時也用一個童話般溫暖的故事告訴大家：歷史并未終結，未來育有希望。

當年宮崎駿是一個“革命小將”，在日本文化大革命期間也是舉著毛主席語錄上街鬧革命的那種，加入了知名左翼組織“全共斗”——“全學共斗會議”的簡稱，還出任了出任東映動畫公司工會總書記。宮崎駿有一句名言就是：“我到死都是赤化分子。”

《紅豬》中重要的女性角色吉娜的配音，是上文中提到的跟宮崎駿合著回憶錄的加藤登紀子。

加藤登紀子是日本知名音樂家、歌唱家、國民級偶像，中島美雪的樂壇引路人，同樣也是知名的左翼斗士。在劇中她用最優美動人的聲音演唱了革命歌曲《櫻桃時節》，就算不知道這首法語歌的背景，也會被吉娜如天籟般的歌聲所打動。

《櫻桃時節》是巴黎公社時代的歌曲，歌詞出自于公社領導人、著名詩人讓·克萊芒的同名詩篇。在巴黎公社運動中，克萊芒結識了一位勇敢的女性志愿者——護士路易斯。那是在戰斗的最后一天，在楓丹白露最后的路障下，克萊芒遇到了正在搶救傷員的路易斯。克萊芒勸她趕快回家——因為她不是正式的公社成員或戰士，只是一位志愿者，但是路易斯卻無所畏懼表示要堅持戰斗到最后一刻。

就在這一天，在拉雪茲神父公墓前，最后的公社戰士們打光了最后一發子彈。

克萊芒受傷后化妝逃出了巴黎。從此之后，再也沒有護士路易斯的消息，她究竟是犧牲在了戰場上，亦或是如詩人一樣僥幸逃脫，已經成為了歷史的秘密。為了紀念路易斯，克萊芒創作了《櫻桃時節》這首詩，并在題記中寫下“獻給一八七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天)在楓丹白露街壘勇敢戰斗的女護士路易絲公民”。

法國是革命與浪漫的國度，巴黎公社雖然失敗了，但是留下了大量的故事、詩歌、繪畫、歌曲，永遠激勵著后來的革命者。其中最有名的，是由同樣受傷后化妝離開巴黎歐仁·鮑狄埃所創作的國際歌。而《櫻桃時節》則選擇了一種凄婉哀傷的風格，用愛情來隱喻革命，用少女的美好來隱喻巴黎公社，用“櫻桃時節”的短暫，雙關了稍縱即逝的愛情和僅有七十一天生命的巴黎公社。

愛情的櫻桃 一串串交結 從葉間跌落 若滴滴鮮血 但多么短暫 那櫻桃時節 在夢里攀摘 珊瑚的歲月 待你進入到 那櫻桃時節 如果你害怕 愛情的痛覺 就避開麗眼……

加藤登紀子不僅僅是日本一代國民級音樂家，也是一位如護士路易斯一樣英勇的共產主義戰士。她是宮崎駿和坂本龍一在藝術和政治上共同的“親密戰友”，是當年日本學生革命浪潮中的弄潮兒。

加藤登紀子甚至比這二位更進一步，她的愛人一度成為了武裝革命組織“赤軍”的一員。“全共斗”是領導日本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組織，其中的更為激進的成員成立了“赤軍”組織，他們認為：“文斗”已經不夠了，要進行武裝革命，暴力推翻日本反動政府和世家財閥，成立社會主義國家。

所謂“赤軍”就是“紅軍”，不過翻譯為了區分。日本的赤軍林林總總有上百家之多，都驕傲地以“紅軍”為名，只不過魚龍混雜，始終難以形成統一的領導。由全共斗脫胎而出的最大的赤軍組織中，一些成員不能接受進行無差別的恐怖襲擊，于是在武裝斗爭這條路線中也分道揚鑣。

加藤登紀子的未婚夫藤本敏夫就是全共斗分裂后的一支赤軍成員，藤本敏夫因為暴力行動被日本反動政府關進了監獄。而加藤登紀子已經是一個名聲赫赫的大明星了，她做了一件最浪漫的決定——與藤本敏夫舉辦了一場“監獄婚禮”，一時間傳為佳話。

后來中島雪美就以這段壯麗的愛情為背景，為加藤登紀子創作了經典歌曲《如果能在這片天空飛翔》。

藤本敏夫也是一代風流人物，他與加藤登紀子進行監獄婚禮時，雙方約定女方保留自己的姓氏，這即便在現在的日本也是一個非常離經叛道的舉動。

藤本敏夫在監獄服刑期間，因是當時鳳毛麟角的大學生，本可以選擇進行輕松的文案工作，但是他卻要求下放到最艱苦、最勞累的農村中去服勞役，理由就是要實踐毛主席的號召——“知識分子要到農村去”，來了一場個人的“上山下鄉”運動，在艱苦的勞動中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出獄后的藤本敏夫和加藤登紀子就定居在了農村，成為了著名的農業活動家。

在電影中讓前赤軍成員演唱前巴黎公社成員的歌曲，這就是宮崎駿最極致的浪漫！

繼續分析《紅豬》這部作品中的其他形象。《紅豬》中一大特點就是女性不再是花瓶，而是成為了推動劇情的主要力量：

比如女主人公菲兒一己之力設計了紅豬的新飛機，比爺爺還要厲害——

比如吉娜，可不僅僅是只會唱歌的老板娘，她家里還有戰時電臺呢，妥妥的女戰士形象。

還有紅豬飛機的建造，全部都是由各個年齡段的女性來完成的。

這就是我在中所分析的，這是一個革命題材作品中的“圣女想象”。

就類似于圣女貞德、花木蘭、穆桂英——男人不愛國，女人愛國；男人不殺敵，女人殺敵；男人不革命，那么女人去革命。

姜文的電影《一步之遙》中的圣女就是完顏，完顏跟紅豬有著相同的象征——就是“革命理想”的化身。張麻子要把錢都發給窮人，完顏英要把獎金都捐出去，這就是非常鮮明的“革命”符號，化身成為圣人/圣女/圣豬。后文還會展開分析。

菲兒這個形象值得好好說一說。我看過很多影評人批評，《紅豬》這部電影是老男人的惡臭意淫，因為一個17歲的少女，對紅豬一見鐘情，不管不顧就要跟著她去冒險。這不就是老男人專門意淫一個未成年少女，莫名其妙就對自己愛得發狂這類“油膩情節”嗎。

現在影評人和媒體的門檻很低，我們不能被表面現象誤導，就如同紅豬本身就不是一頭豬，那么少女本身也不是少女。

首先這個17歲硬卡著未成年的批評就不成立，因為日本長久以來的成年年齡都在20歲，最近剛剛才改到18歲，不存在宮崎駿一定要設定個差1年成年的少女來滿足所謂的惡趣味。

那么菲兒是誰呢？我們來看宮崎駿的簡歷：17歲那年宮崎駿看到了日本第一部彩色動畫長篇《白蛇傳》，開始對動畫產生興趣；同年考入了學習院大學政治經濟系，接觸了社會主義思想，加入了學校的左翼社團，確立了人生的理想與奮斗目標。所以菲兒就是宮崎駿自己啊！

已知，《紅豬》是一部宮崎駿與同志們對革命理想的緬懷和致敬之作，又知紅豬的形象是共產主義隱喻，吉娜的原型是加藤登紀子，那么宮崎駿自己是誰呢？當然是另一個最重要的角色啦。

一見紅豬誤終生，當如是也。

但這僅僅是第一層象征，菲兒的形象還有第二層象征，這后文中再說。

類似隱喻象征的還有另一位日本大師今敏的作品《千年女優》，同樣是把自己比作少女，并以少女最真摯的愛情來隱喻共產主義理想的。相比“紅豬”這個形象，《千年女優》中則是毫不掩蓋地明示給觀眾——追求的“愛人”就是共產黨。

在日本國民級動畫中，能夠出現當年東北抗聯的形象，著實不易。所以就像《櫻桃時節》和《紅豬》一樣，這是用愛情來象征革命理想。

再說回《紅豬》。簡而言之，這部片子完全就不能當愛情片去看，因為各種情節元素跟“愛情”都沒有任何關系，你要當愛情片看壓根就找不到這感情線是怎么符合邏輯的，最后只能暗自說服自己“這大概就是從來沒談過戀愛的老宅男對愛情的意淫吧”。

這是一部講理想的片子，這是一部講信念的片子，這是一部講畢生追求的片子，這是一部革命浪漫主義作品。

當然，除了確實看不出這么隱晦表達的人之外，有些人一聽“革命”兩個字就嚇得尿了一褲子，他們拼死都要把這部片子的主題往“愛情”上面去靠，還要三角戀，還要狗血——兩男爭一女、兩女爭一豬，是不是？

《紅豬》中還有一個形象值得一提，就是這位美國飛行員唐納德，他的原型就是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同樣是演員出身，同樣想競選總統，而且連姓氏都一樣，這就已經算是明示了。

為什么是里根？因為里根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的開啟人，普遍認為是他正面擊敗了蘇聯，導致了蘇聯解體。所以在劇中成為了除法西斯秘密警察之外，紅豬最大的敵人。

縱觀整個20世紀，共產主義最大的兩個敵人，一個是法西斯主義，一個是新自由主義，非常合理。

有趣的是電影中美國飛行員真的把紅豬擊落了，但劇情也有鋪墊——紅豬自己的飛機出了故障。

所以這個“嘴硬”的情節也可以看出創作者的態度：蘇聯是因為自己內部問題解體的，而并不是美國擊敗了蘇聯。

下面就涉及到電影中最最重要的一個隱喻和象征：人被詛咒成為了豬。

紅豬是一位英俊帥氣的飛行員，但是電影也沒有交待到底是什么魔法之類的把他詛咒成為了豬。但結合開頭宮崎駿中回憶錄的說法，“紅豬”是法西斯分子對共產黨人的污蔑性稱呼，這個象征就代表著對革命的污名化運動。

波魯克那句“寧做豬也不當法西斯”是《紅豬》的脊梁。這不僅是個人宣言，更是一個經歷過理想高漲又目睹其被玷污時代（暗指1976年后國際共運低潮）的靈魂，對污名化的極端回應：當革命理想被扭曲、被法西斯化、被徹底妖魔化成為主流話語時，保持人性尊嚴的唯一方式，或許就是主動背負“非人”的異類軀殼——如同一只飛翔的豬。

他駕駛紅色戰機在亞得里亞海上空游走，絕非浪漫的游俠行徑，而是在保守主義死灰復燃（法西斯）與新自由主義兩大暴力機器的夾縫中，艱難守衛一片讓勞動者（商船船員）得以喘息、同行（吉娜和工程師們）獲得庇護的飛地。他用自己的技藝和戰斗，在最不可能處實踐著一種微縮、孤獨卻又真實的國際主義互助。

在電影《一步之遙》中也有同樣的情節，革命死了之后是什么呢，是特權階層與輿論特權階層（文人、知識分子）聯合進行的“污名化運動”——槍斃馬走日。

無論是對毛主席本人還是對“革命”的文藝污名化運動，我們十數年來屢見不鮮。戴錦華教授就說過，她發現北大學生中就普遍存在著一種權力的內在的尊重，以及對革命非理性的恐懼，她把這稱之為“告別革命的共識”。

戴錦華教授所講的結果，就是多年以來對革命的文藝污名化運動潛移默化洗腦的結果，就仿佛《茶館》中松二爺那句如條件反射一般的：“你這是大逆不道啊”。

而為紅豬提供了新飛機的菲兒，不僅僅讓紅豬重新翱翔在天空，更用一個浪漫的吻，讓紅豬變成了人類。

這就是菲兒的第二重象征，不僅僅是宮崎駿自己，更是千千萬萬廣大革命青年；不僅僅是過去，更是未來——這是我們所肩負的使命，要把革命的污名洗干凈，要把顛倒的歷史正過來，要讓紅豬變成人類。

自1976年偉大導師逝世之后，全世界國際共運陷入了低潮，在文藝作品中涌現出一個主題就是——“告別革命”，這個告別既有左翼同志的依依不舍，也有右翼妖魔的彈冠相慶。

宮崎駿對于“告別革命”的表達在于未來——年輕人會用一個深情的“吻”，破除紅豬身上的詛咒，把污名化運動洗干凈。

波魯克身上那道“豬形詛咒”，恰是1976年后左翼理想遭遇的歷史性污名化。當世界革命的浪潮退去，共產主義者被迫背負著妖魔化的軀殼生存——正如波魯克在亞得里亞海承受著“非人”的異樣目光。他拒絕為法西斯效力的宣言“寧為豬”，實則是革命者在低潮期悲壯的尊嚴守衛戰：寧可頂著污名保持精神純潔，也不愿向新自由主義秩序屈膝。

宮崎駿的創作風格就是讓童真與善良拯救世界，于是他讓菲兒的吻成為歷史辯證法的執行者。這個少女機械師對紅豬的深情絕不是愛情，象征著新生代對革命遺產的重新發現——不是通過槍炮與宣言，而是通過觸摸機體上殘留的工人汗水，聆聽引擎里封存的抗爭轟鳴。當她為戰機涂上鮮紅時，涂抹的實則是被遮蔽的階級斗爭記憶；當她獻上破除詛咒的吻，完成的實則是對革命污名的歷史平反。

今敏對于“告別革命”的表達在于自身——重要的是我的信仰，我的堅定，我的追尋，我知道我自己的選擇沒有錯，這個追尋在我有生之年不需要有結果。

相比于兩位日本大師浪漫主義、理想主義對“告別革命”的表達和希望，姜文的《一步之遙》則是一部現實主義“告別革命”作品，電影中一個核心主線就是——革命是被革命青年自己拋棄了——最后馬走日也意識到了“我沒殺完顏，但完顏因我而死”。

姜文自己當年也拍了一部“傷痕文學”經典之作《芙蓉鎮》，于是他在這一部中用“馬走日親自去演《槍斃馬走日》”調侃了一把自己。

革命青年（考慮到馬走日的身份，就是特定的第二代革命青年，而不是最廣大的工農兵）主動放棄了革命，試圖走進花花世界十里洋場的“繁花”之中，結果只發現了兩個字——吃人。

當青年們吃了二茬苦、受了二茬罪之后，又想起了張麻子的道路、李師父的教誨，結果發現舊閥和新貴已經結為了婚姻，改寫歷史的兩根柱子也已經完成了。

于是青年們為自己親手放棄了革命付出了代價，他們的結局只有一躍而下，粉身碎骨。

這就是黃四郎的兩步走——殺人和誅心。革命者都離開了，革命的歷史被顛倒了，革命的記憶被封印了。

對于宮崎駿、坂本龍一、加藤登紀子這樣的行業泰斗，沒有辦法用污名化去全面否定，只能采用“記憶封印術”。在看到我這篇文章之前，絕大多數人恐怕都不知道宮崎駿是“全共斗”成員，加藤登紀子加入過赤軍，坂本龍一第一部專輯就是為“毛主席詩詞”譜曲。

這就是革命的記憶被封印了，一切歷史都是從八十年代開始的。然后在找一些像王家衛這樣的文藝走狗，拍一部為先富階級資本原始積累洗白白的《繁花》，“改寫歷史的兩根柱子”就這樣完成了。

但越是如此，我們越不能忘記先輩交于我們的使命——我們要把“豬”變回成“人”。如果我們這一代青年無法完成這樣的使命，那么就不是歷史拋棄了我們，而是我們拋棄了歷史，就像上一代放棄革命的青年必須要承受代價一樣。

因為“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紅豬》的故事，是宮崎駿在“告別革命”的大時代陰影下寫下的一封獨特情書。它承認現實的重量（波魯克的豬形與孤絕），卻又通過菲兒投擲出一束強光，照亮在污名之下從未真正熄滅的核心價值，并堅信這些價值將在未來青年手中獲得新的生機和形態。影片的結尾，人形得以恢復，飛機再次騰空，這才是最深刻的希望：精神的自由翱翔從未真正停止，它只是在等待新一代去點燃那已被擦亮的引擎。

這就是為什么，我要在賬號恢復后重新寫下這篇文章。毛詩有云：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