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楊虎城夫人被特務們捆住，脫下褲子后用針頭扎進她的大腿

1947年2月的重慶渣滓洞監獄，陰冷的走廊里突然傳來急促的腳步聲。楊虎城猛地從草席上坐起，鐵柵欄外幾個特務正粗暴地拖拽著他的妻子謝葆真。"她有肺結核，我們帶她去看病！"特務們的吼聲像冰錐刺進楊虎城的心臟，這個入獄九年的老兵太清楚這些人慣用的伎倆——十二年前在南昌被扣押時，蔣介石也是這樣說"請你去南京議事"。
眼睜睜看著妻子被架走的背影，楊虎城攥緊的拳頭把掌心掐出了血。三天后，特務們抬回一具冰冷的遺體，謝葆真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藍布旗袍，嘴角還殘留著掙扎的痕跡。這個從西安城墻下走出的革命女性，最終沒能等到抗戰勝利的那一天，年僅34歲。

1905年出生的謝葆真，是西安城里少見的"女先生"。父親是人力車夫，母親幫人縫補漿洗，她卻憑著半夜在城隍廟借光讀書，硬生生考進了西安女子師范。1924年的西安街頭，19歲的謝葆真帶領女師學生舉著"打倒列強"的標語走在游行隊伍最前面，齊耳短發被寒風掀起，清脆的嗓音穿透圍觀人群："陜西的女子不是裹腳布裹住的廢物！"
就是這次游行讓楊虎城記住了這個眼睛發亮的姑娘。當時他正率領國民軍堅守西安城，面對北洋軍閥八個月的圍困，城內糧食斷絕到"易子而食"的地步。謝葆真帶著同學們把學校食堂的口糧全部送給守城士兵，又組織起歌詠隊在城墻下演唱《國際歌》。有次炮彈在附近爆炸，她從瓦礫堆里爬出來，拍著身上的灰繼續指揮演唱，這個畫面讓楊虎城永生難忘。

1927年春天，已是共產黨員的謝葆真接到組織命令：進入楊虎城部政治處擔任宣傳干事。在那個軍閥部隊普遍歧視女性的年代，她成了西北軍里第一個女兵。行軍途中她教士兵認字，戰斗間隙排演活報劇，有次部隊被圍困在山谷，她冒著炮火給前線送文件，回來時草鞋里全是血泡。楊虎城在日記里寫道："葆真非尋常女子，其志比金石堅。"
1928年的婚禮辦得極其簡單，楊虎城把自己的戰馬送給新娘當嫁妝。新婚第三天，謝葆真就跟著丈夫踏上東渡日本的輪船。在東京流亡的兩年里，她白天在神田區的語言學校學習，晚上幫楊虎城整理與國內地下黨聯系的密電。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她連夜帶著三個孩子回國，在上海碼頭對迎接的人說："東北丟了，我們還有什么臉在外國待著！"

西安事變爆發前夜，謝葆真把五歲的兒子楊拯中哄睡后，在燈下給張學良夫人于鳳至寫了封長信。這封信后來促成兩位夫人深夜會面，最終說服東北軍和西北軍家屬們統一立場。事變當天凌晨，她帶著警衛連守住西安城門，直到聽見新城大樓傳來"捉蔣成功"的信號槍響，才發現手心已掐出了血。
1937年6月，南京中山陵的柏樹下，謝葆真最后一次公開見到丈夫。楊虎城被迫出國考察，她抱著剛滿周歲的女兒楊拯國送行，火車開動時突然把孩子塞給丈夫："帶著拯國，讓她看著你什么時候能回來打日本！"這個舉動后來救了孩子一命——當特務在貴陽監獄搜查時，正是這個"洋娃娃"般的小女孩讓劊子手猶豫了片刻，使她多活了兩年。

在益陽桃花坪監獄的鐵窗下，謝葆真用發簪在墻上刻下"抗日救國"四個大字。特務撕毀她寫的申訴信，她就把血吐在紙上當墨水；看守克扣糧食，她帶著女囚們絕食三天；聽說皖南事變的消息，她對著獄警破口大罵七天七夜，直到嗓子出血。有次特務送來摻沙子的米飯，她直接扣在對方臉上："你們這些給日本人當奴才的狗東西！"

1947年2月8日的那個清晨，謝葆真似乎預感到了什么。她把藏在棉襖夾層的血書塞給兒子，又把女兒的小手放在楊虎城掌心。當特務們撲上來時，她突然掙脫束縛，朝著丈夫的方向高喊："虎城，記住我們是為什么坐牢的！"這句陜西口音的吶喊，成了楊虎城余生最清晰的記憶。

謝葆真犧牲后，楊虎城把她的骨灰壇藏在床板下。在重慶松林坡的最后歲月里，他每天清晨都會對著骨灰壇說西安的天氣，說孩子們的功課。1949年9月6日，當特務的匕首刺進他胸膛時，這個7歲從軍、44歲入獄的西北硬漢，最后喊出的還是那個名字："葆真......"
1950年2月7日，西安少陵原的黃土坡上，彭德懷親自為楊虎城夫婦題寫墓碑。當年西安事變的參與者們站在墓前，看著兩個名字終于并排刻在一起。陽光穿過松柏枝葉灑在墓碑上，謝葆真那張1926年在西安城頭的照片被放大懸掛，照片里的姑娘笑著舉起拳頭，仿佛還在喊著八十多年前那句口號："我們要為中國人爭一口氣！"
（資料來源：《楊虎城傳》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謝葆真烈士紀念文集》 陜西省檔案館 2005年編印；《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 中華書局 1980年出版；《西北軍人物錄》 解放軍出版社 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