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心階層滑落」，日本生育低迷三十年的原因, 太扎心

日本政府每年投入超4萬億日元育兒補貼，并計劃從2026年起征收「單身稅」，一系列催生狠招，并未將日本拉出人口危機的泥沼。日本出生人口連續14年下跌，2024年出生的新生兒不足70萬，生育率跌破1.2。

作者：蝎子號，藍橡樹主編。

呼吁了那么久的「生育補貼」，終于落地了。

消息一出，網上反應耐人尋味——

1. “3600元，夠買幾罐進口奶粉？”
   

2. “每個月3600元，我考慮一下?！?/p>

3. “發一套北上廣的商品房，才算誠意。”
   

4. “買保時捷減50優惠券?！?/p>

的確，對城市家庭來說，每年3600元的補貼確實存在感很低。但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廣大鄉鎮，這三年累計10800元的補貼，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也有不少聲音為補貼叫好

這筆錢到底有沒有用？它到底想解決誰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提我們鄰國日本。

日本生育率危機始于70年代，1989年“1.57沖擊”為首次全國性警報，2005年人口負增長標志不可逆轉折，2024年數據（1.15）則表明危機已進入“斷崖式”階段。
期間政府出臺了一系列催生政策，包括經濟補貼、教育醫療減免、靈活工作、社區支持、住房補貼等，但是收效甚微，2024年新生兒不足70萬，跌至谷底。

日本社會學家山田昌弘在他2020年出版的著作《低生育陷阱》中，對日本社會持續30年的少子問題進行剖析。

在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上，東亞國家有很多相似之處，日本面臨的困境，可作為我們的行動對照。今天，我就借助山田昌弘的研究，拆解生育背后的三道“陷阱”。

在正文開始前，先做個投票，聽聽你們對補貼的意見——

第一重陷阱：

別問年輕人「生不生」，

他們連婚都不想結

很多生育政策，包括發放補貼、擴建托育園、提供「媽媽崗」，都默認了一個前提：催生目標人群是已婚夫妻。政策鼓勵他們從“不生”到“生一個”，從“生一個”到“生二胎”。

但山田昌弘研究發現，這是根本性的誤判。他指出，日本少子化的主要原因，并非已婚家庭選擇丁克，而是“不婚化”——年輕人從一開始就選擇不進入婚姻。

這點趨勢，在中國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的結婚登記數量在2013年達到1346.9萬對的頂峰后，便開始了長達9年的連續下降。

雖然在2023年，受疫情后需求釋放等因素影響，結婚人數回升至768萬對，但這并未改變整體的下滑趨勢，2024年一整年，只有610.6萬對新婚登記。

結婚人數這個基礎盤不斷縮小，生育率下降是必然結果。

觀察我們身邊的現實也是如此。

真正結婚后，依然堅定選擇丁克的家庭還是比較少的。我身邊的朋友，以80后為主，只要結婚，基本都會生1-2個，甚至3-4個，生育困難、鍥而不舍跑醫院也大有人在。

這是因為在東亞文化傳統里，婚姻和生育依然被深度綁定。一個重要的佐證數據是“非婚生子女比例”。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在很多歐美國家，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超過40%，在法國和冰島甚至超過60%。

但在日本和韓國，這個比例長期低于5%。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2024年非婚生子女數量為31萬人，占同年新生兒總數的3.2%。

在東亞社會里：不結婚，約等于不生孩子。

為什么年輕人不結婚了？山田昌弘認為，經濟問題和對未來的悲觀預期使得年輕人難以走入婚姻。

為了催年輕人結婚，日本拍出了《和我結婚吧》之類「先婚后愛」的日劇

這屆年輕人不愿貿然走入婚姻，不是因為他們逃避責任，反而是因為責任心太強了，他們比任何一代人考慮的東西都多。

我們花了很多精力去討論如何鼓勵已婚家庭生孩子，卻沒有看到年輕人連婚姻的門都進不來了。

這個問題在未來幾年會更突出。

第二重陷阱：

“階層滑落”的恐懼，

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如果說不結婚是低生育的直接原因，那么其背后更深層的心理動因，則是山田昌弘指出的第二個陷阱：對“階層滑落”的深刻恐懼。

山田昌弘發現，在日本，人們普遍抱有“不想讓孩子比自己過得差”的強烈愿望。這種愿望，甚至超越了傳宗接代的傳統觀念。

如果父母預見到自己無法為孩子提供不低于自身成長環境的“普通生活”，他們就會主動限制生育數量。

這種心態，是不是跟如今北上廣家庭密集育兒的情景很像？

就在前段時間，我問10歲的兒子將來準備生幾個的小孩。他告訴我，他不打算生孩子。理由是沒有信心給孩子帶來像他這樣的生活，不想讓孩子到這個世界上「受苦」。

80后、90后、00后這批人，是伴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通過努力、時代紅利，實現向上流動，過上了比父輩更好的生活。但當他們成為父母時，卻發現想讓自己的孩子復制這條路，變得異常艱難。

“育媧人口研究”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顯示，我國家庭將一個孩子撫養至18歲的平均成本為53.8萬元。這個數字，相當于中國人均GDP的6.3倍，比率幾乎是全球最高的。在北京和上海，這個成本更是分別高達93.6萬元和101萬元，這還僅僅是養到18歲。

書中山田昌弘舉了個例子，當日本家庭如果無法給第二個孩子提供一個獨立的房間，就傾向于不生二胎。在中國大城市的家庭中，住房同樣是一個巨大的難題。

很多西方家庭傾向于養育孩子到18歲為止，所以養育成本是可以計算的，現金補貼鼓勵生育也是很是有效的。

但在東亞國家，父母對子女的經濟支持遠不止18歲。

子女大學學費、買房首付、結婚彩禮嫁妝，甚至帶孫輩的精力投入，都是父母需要承擔的成本。這使得養育一個孩子，成為一場持續大半生的、沉重的財務和精力付出。

從早教班、興趣班，到學區房、國際學校，教育的“軍備競賽”愈演愈烈，背后都是家庭真金白銀的付出

年輕人面臨的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未來，他們應付自己的生活都自顧不暇，又如何有信心能為另一個生命托底，保證他不“階層滑落”？

“我自己的日子都過得緊巴巴，怎么敢輕易把一個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跟著我一起受罪呢？”編輯部一位00后的女孩如是說。

第三重陷阱：

養育目的轉變，

當孩子成為“奢侈品”

小額現金補貼，為何難以撬動城市中產的生育意愿？

山田昌弘給出了第三個解釋：在現代社會，孩子已經從“生產性財產”，轉變為“消費性財產”，甚至是一種“品牌化”的奢侈品。

傳統農業社會，多一個孩子就多一個勞動力，孩子是家庭的“生產資料”和養老保障，生育具有明確的經濟回報。

但今天情況完全變了。指望養兒防老，從經濟學上看是一筆極不劃算的投資。生養孩子的意義，更多地轉向了情感層面：體驗為人父母的樂趣、獲得天倫之樂、實現自我成長。

山田昌弘進一步指出，更有甚者，孩子還承擔了“品牌”的功能。

父母的滿足感和成就感，很大程度上來源于養育出一個“高價值”的孩子。就像一個奢侈品包包，它的價值不在于能裝多少東西，而在于品牌本身帶來的身份認同和炫耀價值。

一個會彈鋼琴、會打馬球、能說流利外語、就讀于名校的孩子，和一個只會玩泥巴、在流水線工作的孩子，在作為“品牌”的價值上是完全不同的。為了打造這個“高價值品牌”，父母需要前期大量投入。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生育成本為何高得離譜。因為它已經脫離了基本的生存需求，變成了一場提升孩子“品牌價值”的消費競賽。

馬術這項貴族運動，走入普通家庭

當生育變成一場如此昂貴的“奢侈品”，一年3600元的補貼，就好像你去看一輛幾百萬的豪車，銷售給你一張50元的優惠券——它不僅無法解決你的購買力問題，甚至會讓你覺得有點被冒犯。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很多人呼吁開征“單身稅”是行不通的。它將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簡化為個體的道德選擇問題，試圖用懲罰的方式來倒逼人們生育，這是完全錯誤的方向。

一筆補貼，兩個中國

寫到最后，《低生育陷阱》也給出了解決方案，不管有沒有效，我們姑且看看——

要么，讓年輕人有即便結了婚，生了2-3個孩子，依然能維持父母那輩生活水準的希望?；蛘?，讓年輕人放棄要達到父母輩生活水平的念頭，優先考慮結婚/育兒的事情。

前者是需要大力改變經濟狀況和階層狀態，后者則需要改變人的意識。

作者呼吁：“要將我們社會改造成一個無論哪個年輕人，都有希望將來能不讓自己孩子受苦的社會。”

所以，在不婚化、階層滑落恐懼、育兒奢侈品化這三重陷阱的圍困下，現金補貼對扭轉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低生育率趨勢，作用有限。

但這絕不意味著政策沒有意義。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與日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內部巨大的差異性。中國存在著發展水平迥異的幾個“平行世界”。當我們把視線從這場城市家庭的生育焦慮中移開，就會發現政策的真正落點。

對于低收入群體，尤其是生活在廣大縣城、鄉鎮和農村家庭來說，這筆錢是實實在在的。這筆錢，或許無法根除生育的結構性困境，但它能在最大范圍內，為最需要幫助的家庭提供一份“兜底性”的支持。

中國的解題思路必然更復雜，解決低生育難題除了發錢，還需要建立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公交出行不歧視嬰兒、補償女性養育付出、提供更多優質教育機會等等。

但說到底，在現代社會生娃是每個人自由的選擇，生了也不能緩解人類存在主義的焦慮；不生也不至于背負上道德枷鎖。

最近，我還看到了一些有趣的后續。

日本社會在經歷了“低生育的三十年”后，拐點出現了！由于勞動力人口急劇減少，日本的就業市場從“買方市場”變成了“賣方市場”，應屆生就業率高達98%！人均有3個以上的offer。

市場這雙看不見的手，在人口波動中當然也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