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中的校史｜戴錚與學院初創歲月

法大的校史，不僅記錄了一代又一代法大人服務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懈努力，更是我國高等法學教育進程的真實縮影。藉此建校73周年之際，學校推出《檔案中的校史》欄目，以檔案為根本遵循，力圖求真存實地還原學校歷史上一次次重大變遷的來龍去脈，從建校70余年不斷的改革創新、開拓進取中汲取力量，在學校“五位一體”發展戰略的指引下，繼續為法大更加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奮斗。

文 | 王改嬌

走進中國政法大學學院路校史館校領導展區，映入眼簾的第一張照片，是一位三十出頭的男士，濃眉方臉、眼神堅毅、眉宇間透著一股浩然正氣。他就是北京政法學院首任臨時黨組書記戴錚。戴錚，一個法大人耳熟能詳的名字，可除了學院黨組首任負責人的身份，言及其他，大家似乎又“一無所知”了。本文希望借助廣搜遍尋的歷史文獻，走近這位可親可敬的法大前輩。

圖1 戴錚50年代個人照

遵照上級指示，執掌臨時黨組

據檔案記載，戴錚于1918年2月生于河北蠡縣，1937年1月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他在黨的引領和培養下迅速成長，年方20即擔任山西新軍第三縱隊九總隊、七總隊連長等職。1940年赴抗日軍政大學深造，畢業后分配至太行三軍分區，培訓縱隊各級軍政干部和地方武委會人員，歷任山西新軍第三縱隊干部輪訓隊副大隊長、情報股長、七團參謀長等職。后因在“反掃蕩”的戰斗中負傷，遂轉戰太行革命根據地開展地方政權建設，先后就任中共太行區邢臺專區市委副書記、組織部長、市長[1]。1949年3月后又赴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專司干部培訓。

5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為了加強新政權建設，亟需培養一批具有馬列主義立場方法，掌握馬列主義國家與法律基本理論知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法干部，在此背景下北京政法學院應運而生。黨和國家對這所新型法科學校寄予厚望，上級領導指示，學院身處首善之區，一定要辦好，并要給各地的政法學院做出榜樣。同時要擔負培訓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和盡快提高在職司法干部的政治業務素質的雙重任務，使他們能夠在短期內，迅速成長以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新型政法人才。[2]

在政法學院的合并組建過程中，如何加強黨的領導，將中央的意圖落實到位，黨組織書記人選就顯得格外重要。1952年8月23日，由錢端升任主任委員的學院籌委會成立，戴錚被委派以臨時黨組書記身份參與其中。[3] 上級黨組織何以將此重任交給戴錚？筆者分析，這得歸功于他在華北革大的突出業績。

戴錚時任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副院長。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是解放戰爭后期，由中共中央華北局開辦的一所培養革命干部的短訓學校，它于1949年2月成立，1952年2月停止招生，1953年1月正式宣告結束。三年間，華北革大共訓練了4期青年知識分子，辦了3期政治研究院，1期行政學院，改造舊知識分子2.2萬人。該校甫一成立，戴錚即調入并擔任三部教育科長。當時校方將學員分為四部，三學員多為舊知識分子和舊政權從業人員。[4]后來三部改為政治研究院，戴錚也隨之被任命為副院長，該院的培訓對象主要是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無論科長還是副院長，戴錚對學員的主要職責是，督促課堂學習，檢查學習態度，組織課后討論，推行改造舊我的學習總結，成立“學習代表會”，自下而上地配合展開思想教育工作。經過三年華北革大的歷練，戴錚在干部培訓及與知識分子交往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因而，1952年北京政法學院籌備之時，黨組織經過考察，委任他擔任北京政法學院臨時黨組書記，順理成章。

圖2 1953年，調離華北人民大學的同志們合影

中國政法大學退休教師、戴錚之女戴俊英也回憶道，“父親一生忠于黨忠于人民。早在抗戰時期就曾在干部輪訓隊、軍政干校從事革命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后，他又赴任華北黨校、華北革大多個職位。組織委派他承擔這項任務，應該是因為他長期在教育戰線學習工作，對于教育工作熟悉，在掌握黨的政策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經驗。”

戴錚接到調令后，1952年9月上旬即與劉昂等華北革大諸同事，先期到崗履職。[5]那么，迎接他們的又將是怎樣一番挑戰呢？其時，北京政法學院與四校暫棲北大沙灘舊址，舊的政法教育已被革除，新的體系尚未建立，校舍擁擠簡陋，法科教材匱乏，師資力量短缺，加之來自“四校”的教職員工想法各異，舊生與新生心態也尚未完全落定。

基層黨組應該如何管理調整合并后的高等院校，并無成熟的經驗可供借鑒。戴錚到任伊始，立即認真學習，深刻領會黨的教育改革方針，“團結好真正有學問、有事業心的廣大中間分子，克服左的和右的情緒與脫離群眾的作風，真正把團結與改革的工作做好。” [6] 積極確立黨組工作目標和方針，即政治上開展馬列主義思想建設，業務上協助以錢端升為主席的籌備組，逐步落實校舍，安頓師生員工，團結知識分子，共同研究教學計劃與課程設置方案，爭取短期內盡快開學開課。

加強思政教育，穩定學生情緒

史料顯示，截止1952年底，學院共招收學員648人。學員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來自華北各地司法、公安部門的調訓生，計331人。這類學員中中共黨員占比82%，多數經歷過革命斗爭的鍛煉和考驗，具有一定的實踐履歷，能夠充分認識到學習政法理論的重要性，對學校生活充滿期待，因而非常珍惜“回爐”學習的難得機會，他們“要求緊迫，情緒飽滿，態度認真”。[7]另一部分是青年學生317人，包括來自“四校”的一、二年級學生和新招收的高中畢業生。這個群體，由于缺乏社會歷練，部分人對黨和國家教育改革的方針政策認識不到位，對政法學院的重要性也缺乏深入理解，因而產生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念頭，譬如有人認為短期培訓，難于匹配“外交官”“國際法學家”的志向，有人將個人利益凌駕于集體利益之上，對政法專業無感，提出轉系或轉學要求。[8]此種混亂局面，學院首屆畢業生陶和潛多年后仍記憶猶新，他說，“當時不少學生的想法矛盾又復雜，對于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學院，前景和畢業后的去向感到十分渺茫”。[9]因而，在接洽校舍、調配干部、編制課程計劃之余，如何安撫學生情緒，穩定教學秩序便成為籌委會的頭等大事。

年輕的戴錚書記又一次勇挑重擔，他面對人數眾多、思想復雜的青年學生，沉穩淡定，冷靜應對。在過去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早已練就了一身隨機應變、機智化解各種風險的本領。1940年初，他曾遭遇過一次最為殘酷的生死考驗。當時，戴錚在山西新軍第三縱隊任七總隊三中隊隊長。這支隊伍構成相當復雜，軍事人員多為閻錫山部隊的舊軍官。1939年12月，閻錫山為配合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悍然發動“十二月政變”，大肆逮捕與殺害新軍中的共產黨員，并對新軍各部逐一進攻和瓦解，處于太岳南部的山西新軍第三縱隊七總隊面臨叛變風險。作為秘密共產黨員的戴錚，此時處境非常險惡，但他機警沉著，見機行事，耐心地開展思想整頓和政治教育，以抗日是國家與民族大義說服隊員，最大范圍地團結進步分子，帶領部隊巧妙地沖破了日軍、國民黨部隊和土匪隊伍的重重包圍和夾擊，在地方黨組織的協助下，歷經四個多月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將部隊帶回到太岳革命根據地。[10] 這是為黨挽救保留的唯一一支革命力量，七總隊其他九個中隊全部被閻系軍官挾持叛變。后來他又轉戰地方，先后在太行一專區邢臺市和華北革大等從事行政工作，為支援全國解放和黨的干部培訓盡心竭力，建功立業。歷經十余年的淬火歷練，戴錚對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可謂熟念于心。

戴錚書記遵循上級指示，發揮黨組織的核心領導作用，積極帶領黨組成員劉昂、歐陽本先等人，深入到群眾中去，開展全面細致的調研，尤其對調訓生和青年學員的人數、男女比例，文化程度、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思想傾向、愿望訴求等逐一登記和摸底，再分門別類，針對不同群體特征提出應對方案，分頭找學生促膝相談，開展思想教育工作。戴錚晚年回憶道，黨員們反復為學生講明，當時新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經濟形勢，以及黨對政法干部教育的重視，強調學院作為一所新型的法科高等學校，學習方法科學，教學內容先進，是舊大學不可比擬的。對極個別執意請求轉系的糾纏者，戴錚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地勸說，鼓勵他們要服從國家需要，端正學習態度，學好政治理論和法學專業知識，為新中國的司法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11]

圖3 2002年戴錚關于學院籌建初期的回憶

經過戴錚書記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多數同學被共產黨人平易近人、樸實誠懇的作風，個人利益服從組織安排的高尚人格所折服。自11月13日開課后，學員情緒逐步穩定，出現了認真聽課、熱烈討論的嶄新氣象。[12]戴錚扎實細致的工作方式，籌委會主任錢端升也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他開玩笑說“老戴，你對學生頂有耐心啊！”。在第三次籌委會上，錢院長特別對以戴錚為核心的共產黨干部們認真務實、深入群眾的作風大加贊賞。[13]

尊重知識分子，維護班子團結

除了穩定學生群體，戴錚書記更加關注知識分子的進步和領導班子的團結，他在晚年曾回憶道：“當時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輔助錢院長把學校辦好，與錢院長的合作是黨交給我的任務。”他將班子團結提升到“對黨的忠誠和信仰考驗”的政治高度。

建院初期的教職工狀況，正如1952年底的一份檔案所示，人數總計249人，其中來自“四大”的教員49人，職員和工友162人，另有華北地區各單位調來的干部38人。[14] 戴錚書記經過仔細調研和深入分析，認為華北區調來的干部，優點突出，多數較早參加革命，經歷過長期戰與火的洗禮，具有堅強的革命信仰和對黨的高度忠誠。惟一的短板是與黨外人士相處尚顯經驗不足。而來自“四大”的教授們，大多具有歐美留學背景，學問堪稱一流，但政治面貌參差不齊。這兩個群體，家庭出身多元，人生經歷各異，教育背景不同。年輕的戴錚書記似乎已經預見到，以后的工作分配、理論學習中，碰撞與沖突在所難免。

該如何對待班子里的黨外民主人士呢？戴錚在接受調遣之初，就為學院黨組確立了知識分子工作十六字方針，即堅持團結，以誠相待，積極教育，穩步前進。[15]他強調，黨組成員和黨員同志，要大力培養學生中的積極分子，擁護籌委會的決議，支持錢端升院長的想法，保障辦學的政治方向和籌備工作的順利進展。為了激發同學們的學習熱情，鼓舞士氣，他還獻計獻策，提議錢院長請求毛主席為學校題寫校名。錢院長也注意到了師生員工的心態，覺得這個主意甚好。他思慮再三，致函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同志，懇請將師生們的愿望轉陳毛主席。經幾番周折，終于11月23日，學院收到了毛主席的親筆題字。[16]主席題寫校名一事，極大地穩定了全院的“軍心”，提升了師生的自豪感，增強了學院的凝聚力。

戴錚書記的誠懇睿智給錢端升院長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學院開學典禮前，錢端升親筆草擬了一篇講話稿，命秘書轉交戴錚過目。錢老的文稿刻意追求語言的簡明通俗，戴錚也未曾關注錢老的筆跡。他兀自埋頭看起來，并用筆勾勾畫畫。后方得知，此稿系錢院長親筆所寫，戴錚頓覺汗顏，以自己的文化水平修改學術巨擘錢老的文章，實在太過冒昧！！他急忙用紅筆在文末注明，自己“大膽地涂抹了一番。不恰當處還請按原稿講！”幾列小字，寥寥數語，一個樸實謙和、崇文尚賢的黨組書記形象呈現眼前。

筆者認為，戴錚書記崇尚文化，尊重知識分子，主要得益于他早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戴錚出身普通農家，自幼家境貧寒，其父常年在外闖蕩，時常因不識字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父親痛徹心扉的人生教訓，化作了對兒女的滿心期許：做人一定要有文化，要念書！戴錚將父親的諄諄教誨謹記于心，無論學堂讀書還是抗日軍政大學的培訓，他一直尊敬師長，不倦不怠，孜孜以求。入伍早期，他受共產黨知識分子——畢業于山西川至中學的李哲夫影響，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入黨介紹人燕登甲也是一位太原師范學院畢業生。[17]

戴錚晚年滿懷深情地回憶說，是信仰馬列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引領，讓他較早地接觸到了正確而先進的共產主義思想，是黨組織始終如一的親切關懷和精心栽培，使得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無論遭遇何種困境，都能夠披荊斬棘，一往無前。[18]

圖4 晚年的戴錚書記

籌備政法學院的幾個月里，戴錚堅決貫徹黨的教育改革方針，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持思政引領，密切聯系群眾，與資深望重的錢端升院長同心同德，默契配合，一道帶領北京政法學院的師生員工攻堅克難，終于1952年11月24日成功舉辦開學典禮，中國法學高等教育由此開啟新的里程。

戴錚書記從就任至調離，僅半載有余，但他高大魁梧的體格，寬厚親和的笑容，機智沉穩的作風，永遠銘刻在北京政法學院的歷史記憶里。

本文圖1來自校史展，圖2、3、4由戴錚書記之女戴俊英老師提供。

[1] 中共河北省邢臺市委組織部、中共邢臺市委黨史資料征集辦公室、邢臺市檔案局編《中國共產黨河北省邢臺市組織史資料（1925-1987）（ 黨組織系統）第1冊》第51頁，第55頁，第57頁；

[2]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王改嬌主編《法大記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頁，第24頁；

[3]建國初期，黨和國家通過在非黨組織內設立臨時黨組，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有效傳達和貫徹落實。參見廉曉紅《中國共產黨黨組制度的歷史考察》中共中央黨校2019屆博士論文第70頁；

[4]吳起民、汪云生《“革命熔爐”是怎樣練成的》，載于《黨史研究與教學》2017年第4期，第78-88頁；

[5]參見《深切緬懷戴錚同志》，載于2015年11月10日《中國政法大學校報》第462期，1952年11月，戴錚任北京政法學院黨組書記、代理副院長的文件方下達；

[6]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批轉西南局關于學校教育改革的指示》，載于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49.10-1966.5）第六冊，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頁；

[7] [8]中國政法大學館藏1953年北京政法學院學員政治面貌情況統計，北京政法學院1952-1953年度教學工作總結；

[9] 2016年12月采訪陶和潛記錄。

[10] 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部隊發展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頁；

[11] 戴錚《一段難以忘懷的日子》，載于2002年3月10日《中國政法大學校報》，總第408期；

[12] [18] 戴錚口述、陳夏紅整理《從北京政法學院到中國政法大學》，載于2014年中國政法大學校報總第528期和總第529期；葛瑩《戴錚：戴天踏地錚骨悠悠》2015年《中國政法大學校報》第869期;

[13]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館藏，1952年北京政法學院第三次籌備會材料；

[14] [15]中國政法大學檔案館館藏，1952年北京政法學院教職工情況報告；

[16] 《戴錚回憶錄》未刊稿；

[17]燕登甲（1918年5月-2016年4月）山西孝義人。1937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9月至1939年，先后任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三總隊、決死第三縱隊政治指導員、黨委委員等職。建國后任地質部西南地質局副局長。見山西新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山西新軍決死第三縱隊》上編第465頁。

衷心感謝戴錚之女、中國政法大學校退休教師戴俊英為本文提供的珍貴資料和重要建議，感謝學校政管學院教師王子聰、檔案館呂紫陽、退休干部劉秀華，邢臺黨史辦賈國強、山西省黨史研究院副院長趙永強、山西省檔案館梁紅一、邢臺市檔案局，以及中國政法大學馬列主義學院研究生張晨鋒、甘寒陽為本文提供的支持。

法大微信【第20250804期】

內容來源：檔案館 新聞中心

策劃：黃楠

排版：牟戀芳 賴玉森

校對：張瑤瑤

責任編輯：謝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