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喪夫，中年喪子、喪孫又喪媳，寡婦汪吳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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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歷史學者、作家楊斌教授，帶著自己的獨特情感與視角，廣集史料文獻，撰寫出的一本不一樣的地方史與家鄉史——《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書中以微觀、地區、國家以及跨國視野數者相結合，試從地理、政治、經濟、人文諸多方面，重述嚴州（建德）的地方史。

楊斌教授在書中的第十二章則引入了性別的話題和用微觀史的角度，不厭其煩地介紹了嘉慶時期坌柏村一位寡婦汪吳氏捐田的事跡。以下內容摘自《江南以南：被湮沒的嚴州府》。經出版方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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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以南》

楊斌 著

火與風 |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年7月

嘉慶七年（ 1802）和嘉慶八年，嚴州知府張丙震非常高興地寫了兩篇短文，并先后勒石刻碑，立在建德縣學倫堂的一左一右。兩塊石碑都選擇了嚴州境內上好的茶園青石。茶園青石產于淳安縣山區，在山洞深處開采時軟如豆腐，切割便宜，一旦出洞，經風而化，堅硬如鐵。其石略帶青色，石質細膩，堅硬耐磨，遠近聞名，經新安江、富春江和錢塘江以及大運河，船運到杭州和蘇州一帶甚至更遠，成為江南碼頭、街道、園林和碑銘的首選材料。

剛過天命之年的張丙震內心愉悅，因為治下的建德縣北鄉乾潭莊出現了一族兩人給縣學捐贈學田的善舉，一個是節婦汪吳氏，另一個是監生汪峰山。前者捐田四十畝，后者捐田二十畝，這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建德，實在是一筆珍貴的財富。因此，張丙震在碑文中贊嘆說：“吾知過乾潭莊者，莫不群相指曰仁里曰德門。 “稱贊汪氏一門為”德門“，乾潭莊一莊為”仁里“，這也是府尹大人本身的光榮吧。

汪吳氏是汪峰山的弟媳，因此，這兩個捐贈者是同族人，即使已經分家，一般而言，我們也可以稱其一家人。因為汪吳氏捐田在前，所以記載她事跡的碑文立在倫堂的左側；汪峰山捐田在后，他的石碑立在倫堂右側。兩塊石碑，一左一右，并立而相對，雖不能言，卻向建德的學子訴說了乾潭汪家的義舉。

大約 2016年起，筆者對于家鄉的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開始閱讀嚴州和建德的地方文獻。大約在 2018年，筆者閱讀了乾潭鄉賢王韌 1919年總纂的《建德縣志》， 發現了對汪吳氏的一段介紹以及張丙震為她寫的碑記，于是作了一些研究。 2021年 10月 23日，筆者在翻閱《道光建德縣志》中又發現了汪峰山的材料，一下子把筆者數年來研究建德和乾潭地方歷史的許多碎片聯系到了一起。

《道光建德縣志》卷二”學校“記載：“嘉慶八年，乾潭莊坌柏村節婦汪吳氏捐，知府張丙震有碑記載，藝文碑石建立明倫堂左。 “提供了汪吳氏捐田非常關鍵的信息。更為重要的是，這條記錄明確指出汪吳氏所在的村莊就是乾潭莊坌柏村。筆者看到此處，內心一陣激動，因為”坌柏“二字不但把筆者這五六年來翻閱建德地方文獻獲得的支離破碎的信息一下子串聯起來，而且把筆者從小聽到的栩栩如生的家族故事同二百年前的汪吳氏貫穿在一處，立刻產生了歷史的同情。

喪夫、喪子、喪孫、喪媳

在歷代文獻中，乾潭有名有姓的人物很少。原因很簡單：第一， 乾潭是個小地方，立功立德立言的鄉賢本就不多；第二，假如有這樣的人物，一般而言，文獻便會直接歸于建德縣，不會標注是建德縣內何鄉人士。筆者在研讀地方文獻當中，發現有名有姓的乾潭人不過數位而已，而且全部都是男性。這當然也是傳統社會的普遍現象，女性即使因為賢德貞孝載入史籍，也是以某女某氏出現，一般有姓無名。

以乾潭而言，歷代地方志中記錄孝女列女，但并沒有什么突出的事跡。不過，有時也有例外。筆者在瀏覽《民國建德縣志》的時候，發現了清代乾嘉年間（ 1735-1820）乾潭莊一位寡婦汪吳氏的事跡。《建德縣志》卷十四”人物“中的”列女“記錄了嘉慶年間的汪吳氏一生。所謂列女，大致就是傳統社會中守節持家堅忍不拔的女性。守節是傳統男權對婦女強加的要求，已被時代摒棄。不過，守節的婦女上養翁姑，下撫子女，內外兼顧，實在不易。她們這種含辛茹苦仍堅忍不拔的精神，確實值得敬佩。不僅如此，一些婦女在孤身無靠的情形下，還有超人的智慧，來保護自己和家人，這就是弱者的反抗。乾潭莊的汪吳氏就是如此。

根據《民國建德縣志》對汪吳氏的簡短記載，以下便勾勒這位山區寡婦艱難困苦的一生。在其模糊的人生軌跡當中，我們亦可發見她與男權社會中的族權幾十年的抗爭，其中不乏勇氣和智能。這位山區社會的邊緣人物，雖然是弱者，雖然被父權社會所塑造，卻能利用社會提供、留存的狹小的空間及資源騰挪閃轉，在煎熬中忍讓堅持，最后孤注一擲，背水一戰，謀求自己心愿的達成。而建德縣和嚴州府地方官府也借此洞察民情，合情合理合法地判決，既遵循了汪吳氏內心的愿望，又糾正了汪吳氏背水一戰的自損，維護了這位寡婦的權利，值得稱許。《民國建德縣志》撰述者按照傳統，以極其簡略的筆調記錄說：

“吳氏，儒童汪景妻，年二十一夫亡，無子，撫侄濟滄為后，教養成立，娶媳生孫嗣，以濟滄病歿，孫亦繼殤，媳四十歲又卒，氏孤苦無依，復撫服孫鳴鹿為濟滄后，卒年六十四，嘉慶二十五年旌。 “

這段干巴巴的文字大致說，吳氏是儒生汪景的妻子，她二十一歲的時候，丈夫就去世了；吳氏沒有兒子，于是就過繼了丈夫的侄子汪濟滄；汪吳氏把汪濟滄撫養成人后，又給汪濟滄娶了媳婦；小兩口不久就生了個兒子；這樣汪吳氏在含辛茹苦十幾年后，終于看到三代同堂，汪家后繼有人了。本來這是個圓滿的結局，可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不久，汪濟滄病逝；而后年幼的孫子也去世；余下婆媳兩個寡婦孤苦相連，相依為命；可是，媳婦在四十歲的時候病逝了，吳氏又獨身持家，孤苦伶仃。為了延續香火，吳氏在年老體衰的情況下，過繼了汪家五服之內的孫輩汪鳴鹿為兒子汪濟滄的香火，也就是自己的孫子。吳氏六十四歲去世，嘉慶二十五年，也就是 1820年，清王朝對吳氏加以旌表，也就是立牌坊或賜匾額，表彰吳氏的守節一生。

吳氏，姓吳，嫁到了汪家，所以按照傳統應當稱為汪吳氏。不過，《民國建德縣志》的纂修者對傳統的地方志編纂作了一些符合近代倫理的變革，稱”汪吳氏“為”吳氏“便是其中之一。無論是誰，看了以上這段話，同情心都會油然而生。可憐的汪吳氏！這是一位傳統社會普通的節婦，青年喪夫，中年喪子、喪孫又喪媳，早年和晚年兩次收養以繼夫家血脈，“孤苦無依”真是她一生凄慘的寫照。她的一生雖然凄苦，可是在父權社會里，這不過是應有的題中之意，只是因為她死后受到朝廷的旌表，所以民國編纂的地方志在”列女“中有七十二字為其留傳，表示對她高潔品德的贊賞，即使連汪吳氏的本名也未提及。或許她本來就沒有大名。

汪吳氏的一生遭遇了旁人無法想象的磨難和痛苦，但她在晚年又有驚人之舉，要將自家的家產全部捐給建德縣學。聽起來，這是一位捐產助學的模范，可是，背后的故事卻遠非”捐產助學“四個字所能包括。這是一個傳統社會的弱者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而不得不采取的極端手段。因為汪吳氏想把自己的田產捐給建德縣學，此事報告給了嚴州府知府張丙震，張丙震命令建德縣酌情加以合理處置。因為這件事，張丙震寫了一篇短文，不僅給我們留下了關于汪吳氏珍貴的信息，也讓我們得以體會男權社會喪夫喪子之女子的智慧，以及官府體察弱者的心態和保護弱者的情理。

可疑的捐田

張丙震的短文（詳見《江南以南》書中內容部分，此處已刪減）提供了有關汪吳氏許多額外而關鍵的細節，包括汪吳氏的父家、守寡的細節以及擇嗣和捐田的背景。

汪吳氏娘家是桐廬的書香門第，她嫁到臨縣建德乾潭的汪家后，生有一女，不久丈夫就病逝。從那時守節到現在，已經三十余年了。汪吳氏丈夫去世時，因為沒有兒子，所以從他的哥哥汪峰山那里過繼了汪峰山的次子汪濟滄為兒子；汪吳氏將其撫養成人后，為其娶妻方氏，方氏育有一子。可是不久繼子汪濟滄病逝，孫子也夭折。汪吳氏異常悲痛，傷心汪家后繼無人，她本來想到自己的孫子夭折，所以想為繼子過繼一個兒子來繼承香火。可是，如果找一個和其繼子沒有血緣關系的男孩，怕引起同族人的糾紛，因此很久都沒有把這件事定下來。農歷己未年（1799），汪吳氏的寡媳方氏也過世了。這時，全家只剩下了汪吳氏孤寡一人，喪媳之痛更加觸發她的隱痛，也就是兒孫之棄她而去。此時，親族也紛紛勸她立嗣，也就是收養一個汪氏的孩子來繼承家業。

汪吳氏知道，有的親族是為了覬覦她的家產而把孩子送過來的，所以她下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捐出田產。她知道，只有在她沒有財產的情況下，還有人愿意來承繼香火，才是真心實意的。她平時觀察到汪氏五服內的孫輩汪鳴鹿為人誠實樸素，因而非常喜歡他，愿意立他為嗣，所以就詢問汪鳴鹿。汪鳴鹿表示自己愿意承繼為后嗣，汪鳴鹿的妻子對汪吳氏也很敬愛。汪吳氏很高興，于是就找到親族立下契約，以汪鳴鹿為孫。這樣，汪吳氏的亡夫和繼子都有了承繼香火的后人，她的一大心事終于落地了，故事看來有了一個比較圓滿的結局。

但事情到這里并沒有結束。汪吳氏擔心自己百年之后，親族會因為自己留下的田產而滋生風波，那就會連累汪鳴鹿。她又回想起當年自己的丈夫因為沒有通過院試郁郁而終，所以決定把祖上留給丈夫的四十畝田產全部捐出去，作為每年儒童膏火之資。這件事就上報到了建德縣，嚴州知府張丙震也因而聞知。

汪吳氏挑選汪氏族中可靠的后輩作為繼承人，這是合情合理的決定，毋庸置疑。可是，她在有了稱心如意的繼承人之后，居然決定把自己的田產全部捐公，這就不合情理了。大家會問，首先，為什么不留給自己選中的孫子呢？捐田這件事有沒有征得汪鳴鹿夫婦的同意呢？其次，田產全部捐出去后，汪吳氏靠什么生活？難道汪吳氏自己的生活都不考慮了嗎？這些問題都很關鍵。實際上，張丙震后來的調查告訴我們，此事并不簡單，背后另有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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