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毒殺兒女案，罪在施暴者，而不是離婚冷靜期

近日，貴州遵義“男子離婚冷靜期毒殺兒女案” 一審開庭，悲劇再次將 “離婚冷靜期” 推向輿論風口。

自《民法典》設立離婚冷靜期以來，一種聲音始終存在：只要離婚冷靜期內發生家庭暴力案件，離婚冷靜期制度就會被貼上“助紂為虐” 的標簽。

離婚冷靜期從不是家庭暴力的“推手”，更不該為施暴者的個人惡行背鍋。

首先要明確設立離婚冷靜期制度的法律初衷：它僅適用于協議離婚，是為了給沖動離婚的夫妻一段緩沖時間，減少因一時情緒破裂導致的家庭解體，核心是保護婚姻中的弱勢方與家庭穩定。制度本身不具備“催生暴力” 的屬性，更沒有限制任何一方的維權權利。

有人將離婚冷靜期內的惡性案件歸咎于制度“拖延了離婚進程”，但事實是，家庭暴力與惡性犯罪的根源，從來都是施暴者的自私、偏執與反社會人格，而非離婚流程中的某一段期限。就像本案中的劉某杰，其提前購買 4 瓶敵敵畏、以 “喝藥找媽媽” 欺騙孩子，本質是泄憤報復的預謀犯罪，即便沒有離婚冷靜期，以其極端性格，也可能在離婚前、離婚中或離婚后實施暴力 —— 類似的案例早已印證這一點。

2020 年的 “拉姆案” 至今讓人痛心：拉姆與丈夫唐某長期因家暴離婚，離婚后唐某仍多次騷擾、威脅，最終在拉姆直播時縱火將其殘忍殺害。該案中，離婚手續早已辦結，沒有離婚冷靜期，但施暴者的控制欲與報復心，還是讓悲劇發生。

2020 年的 “重慶姐弟墜亡案” 同樣觸目驚心：張某與妻子陳某離婚后，為討好新女友，竟與女友合謀，將自己的一雙兒女從 15 樓推下致死。此時離婚已生效，冷靜期早已結束，可施暴者為滿足個人私欲，依然對至親痛下殺手。

這兩起案件與本案的共性清晰可見：暴力案件的發生，關鍵在于施暴者自身的惡，與是否處于離婚冷靜期、是否已經離婚沒有直接關聯。離婚冷靜期只是離婚流程中的一個環節，它既不能“阻止” 有預謀的犯罪，也不會 “誘發” 本不存在的暴力 —— 就像菜刀不會讓人成為兇手，真正的兇手是握刀的人。

我們應當警惕一種邏輯：將個案中的悲劇歸咎于制度，本質是轉移了對“施暴者責任” 的追問。罵離婚冷靜期，不如聚焦如何更精準地打擊家庭暴力，如何讓施暴者付出更沉重的法律代價。

悲劇需要反思，但反思的方向不該是否定一個旨在維護家庭穩定的法律制度，而是如何用更完善的法律體系，遏制施暴者的惡。畢竟，該被譴責的從來不是給婚姻留緩沖的離婚冷靜期，而是那些將屠刀揮向至親的施暴者，以及所有縱容暴力的僥幸與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