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五年前《外交事務》美國精英層的文章，揭示美國貿易戰的思想根源

美國精英層有一篇文章，我一直覺得很經典，揭示了美國精英層對貿易戰的想法的思想根源。

該文叫做“How to Make Trade Work for Workers”（如何讓貿易有利于美國勞動者），這篇文章發表于2020年6月，發布在《外交事務》雜志上，在網上也有。

The Case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rade

這篇文章的內容我覺得非常有啟發性，作者是著名的羅伯特.萊特希澤。

國內的人應該對他的名字不陌生，

他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時在2017年5月-2021年1月期間貿易代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代表），主導和中國打貿易戰，所以在當時中國的新聞上也經常看到他的名字。

而且他還在美國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政府（1983年4月-1985年8月）時期擔任美國副貿易代表。

他在里根政府任職期間，處理了二十多項貿易協議，并因和日本在鋼鐵和汽車業的貿易戰而成名，此戰使得日本自愿限制對美國出口，并且汽車企業被迫在美國設廠，從而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

《洛杉磯時報》的一篇報道說，

then a top negotiator under President Reagan, earned the nickname “missile man” after he took one of Japan’s written offers, folded it into a paper airplane and flung it at the opposing side.

萊特希澤在和日本談判時獲得了導彈人的稱號，因為他曾經拿起日方的一份書面提議，將其折成紙飛機并扔向對方。

老實說，我看到這一段，真的感覺到美國人對日本很大的不尊重。

我覺得他寫的這篇文章把美國打貿易戰的原因講得挺清楚的。

特朗普之所以用他，我想并不只是他具有豐富的國際談判經驗，也在于認同他的理念和道路。

文章的副標題是Charting a Path Between Protectionism and Globalism，找到貿易保護主義和全球化（自由貿易）中間的一條路。

這篇文章講了幾個觀點，

對于對外貿易的目標，認為以前美國太過于重視兩個方面，

其一是把貿易當做實現永久和平的手段。

比如美國向德國和日本開放進口市場，使得二戰后日本和德國經濟快速恢復，幫助這兩個國家重建，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成員。

再比如歐洲從1951年開始建立煤炭和鋼鐵共同體，拆除歐洲內部貿易壁壘，有利于歐洲戰后安全，讓歐洲國家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減少戰爭風險。

對此萊特希澤提出了批評，認為這種做法有其局限性，

主要體現在19世紀美國南北方的經濟聯系并沒有阻止內戰的爆發；

而一戰之前全球出口占GDP的比例達到峰值的接近14%，這個數字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被打破，但這么強的國際貿易聯系并沒有阻止一戰的爆發。

接著他又舉了三個例子，

德國在19世紀末崛起成為出口大國，反而不利于盟國在20世紀上半葉對德國作戰；

日本通過貿易高度依賴美國的原材料，結果反而導致其因為禁運發動了對珍珠港的襲擊；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本應讓中國成為國際模范公民，但結果導致中國實力增強，有能力發展軍事能力，并且擴大了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存在。

然后萊特希澤又認為，貿易摩擦未必會破壞國家聯盟和外交關系，

比如20世紀60年代美國和法國，西德發生家禽關稅沖突，也就是所謂的“雞肉戰爭”；

比如20世紀70年代美國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帶來的‘尼克松沖擊’；

比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日本的貿易戰。

但這些摩擦并沒有破壞美國和歐洲，日本的安全聯盟關系。

因此打貿易戰又管控風險是可能的。

同時萊特希澤又舉了印度和中國的例子，覺得對印度和中國讓步太多，

比如印度1948年加入WTO的前身（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對印度近三分之一的產業關稅沒有設定上限（應該是印度可以隨意設定進口關稅），當時認為這樣可以把印度帶入美國的陣營，但印度今天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印度經濟規模增大了）這就讓美國累積起來的讓步越來越多了，有時還給美國制造麻煩。

另外就是中國，萊特希澤認為美國對中國開放了市場，結果中國卻在對出口產品搞補貼，同時還要求在中國投資的美國公司轉移技術。

同時他還認為當代美國的關稅太低，說二戰前各國之間關稅一直很高。

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的加權平均關稅（征收的關稅占進口總額的百分比）很少低于20%。

20世紀30年代，盡管羅斯福總統和 "新政 "開啟了一個關稅相對自由化的時期，這一比率也始終保持在百分之十幾。

而當代美國即使在加征了關稅之后，美國2019年的加權平均關稅也只有2.85%。這一數據略高于奧巴馬政府最后一年的1.5%，但仍低于歐盟的同比數據（對其他世貿組織成員的進口產品征收3.0%的加權平均稅率）。

其二是過于追求自由貿易的效率，

自由貿易主義者首先認定自由貿易占主導地位，然后主張社會應隨之調整，但很少有人提出應當首先調整貿易規則以幫助社會承受沖擊。

美國的精英們把自由貿易當成了一種信仰，發現把美國的產品外包給全球其他國家制造效率會更高。

而且他們發現把工作崗位從美國轉移到國外，不會招致美國社會的批評，

像已故的通用電氣的CEO 杰克.韋爾奇曾經態度強硬的要求他的供應商把工廠轉移到國外以降低成本，并威脅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停止采購。

在這種風潮下，“供應鏈轉移（到國外）”成為了當時美國管理咨詢公司的主要業務之一，并且到處兜售該業務。

萊特希澤強烈批評了過于追求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效率帶來的弊端，

那就是由于大量美國企業把工廠外遷，好處是總體效率提升了，

賺錢更多了，美國的跨國公司利潤大幅增加，CEO們賺到了不少錢，

而擁有這些公司股票的美國中產們也受益頗豐，

同時廉價商品進口使得美國市場老百姓能夠買得起的商品種類增加。

但制造業外包而不是在美國制造，其負面影響是導致2000年-2016年期間美國流失了500萬個制造業崗位！

帶來的是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停滯了，尤其是在美國曾經繁榮過的地區，整個社會受到了影響。

美國兩個經濟學家Anne Case和Angus Deaton發現，

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中年白人受到制造業外遷的影響最大，

在這個群體中，1999-2013年，

肝硬化死亡人數增加了50%，

自殺人數增加了78%,

藥物過量和酒精過量導致的死亡人數增加了323%。

2014-2017年，這三年由于經濟變遷工作崗位消失帶來的死亡人數增加，竟然導致美國人的預期壽命自1918年流感爆發以來的首次下降。

萊特希澤說，雖然制造業崗位的流失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比如工廠自動化水平提高，外匯匯率變化，2008年金融危機影響等等，

但總的來說，把美國這種高收入地區的工作轉移到國外的低收入地區直接摧毀了包括美國鐵銹地帶在內的多個地區。

這樣的后果對于美國是非常嚴重的，和19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期農民失去土地還能進城當工人相比，

20世紀90年代以來失去了工作的美國工人要么無法重新找到工作，要么最終只能從事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務類工作。

萊特希澤還指責說克林頓政府2000年宣布的延長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是自二戰結束以來對美國勞工破壞最大的貿易政策。

另外萊特希澤認為雖然美國的數字科技公司新產業發展迅猛，

但無法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蘋果，facebook，谷歌和netflix公司總共才雇傭了30多萬人，這個數字還不到通用汽車在20世紀60年代雇傭人數的一半。

而且很重要的是，即使美國失去工作的工人們重新找到了服務類工作，但是像數據錄入，呼叫中心這類工作，也很容易被外包到國外。

也就是說，最終還是要靠制造業來給提供足夠的崗位。

不只是制造業工作崗位在美國本土消失，這種制造業外遷還給美國帶來了巨額的貿易赤字，萊特希澤認為長期持續的貿易赤字存在弊端。

他說很多人喜歡這樣一個說法：“我和理發師之間存在貿易赤字，但我倆都從中獲得了好處，所以貿易赤字是良性的”，但他認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單純和理發師存在貿易赤字還好，但如果還對屠夫，廚師以及每個和我進行貿易的人都存在貿易赤字，那情況就不同了。

因為長期的貿易赤字會導致必須出售資產來彌補，無法長期持續，也就是說，美國每年必須向外國出售美國資產，這樣才能讓通過貿易逆差流出去的資本回流。

另外新冠疫情流行期間發生的事情也給美國敲響了警鐘，因為美國發現自己過度依賴外國制造的關鍵醫療設備，個人防護用品和藥品，甚至美國的兩大盟友德國和韓國，也因考慮到本國疫情的需要而禁止了關鍵醫療產品的出口。

而且由于依賴中國制造，因此疫情造成的危機蔓延到美國之前，就讓許多美國公司感受到了中國供應鏈停擺的影響。

針對以上的問題，萊特希澤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我覺得非常的精彩，那就是闡述了就業對于一個社會的重要性。

正確的貿易政策應該能夠使大多數美國公民，包括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公民通過穩定和高收入的工作進入到中產階級行列。

一份工作不僅僅是收入分配和確保生產的手段，而且個人還能從有意義的工作中獲得個人尊嚴。

工作在一個有序社會中起到核心作用，公民通過誠實勞動獲得體面的收入，會讓公民產生被需要的感覺以及感受到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從而帶來自我價值的獲得感，

一份穩定收入的工作可以加強社會個體形成良好個人習慣，防止形成不良習慣，使得個體能成為賢惠的妻子，踏實的丈夫，和藹的父母，友善的鄰居和守法的公民。

而相反，沒有穩定和收入優厚的工作會造成個人尊嚴的喪失，這個損失不是能通過進口低價商品的消費或者增加社會福利就能彌補的。

最后，該文談到了重新談判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就是2020年7月1日生效的 《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稱其為模范協定。

認為該協定簽署之前的主要問題是，墨西哥的工資比美國低太多，因此在特朗普第一次當選之前，北美新建的11座汽車工廠有9座在墨西哥，然而這些工廠生產的汽車有80%銷往美國。

同時認為墨西哥吸引了太多美國的汽車制造業，造成1994年以來美國失去了35萬個就業機會，而墨西哥獲得了43萬個。

不僅如此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原來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本來規定汽車價值的62.5%必須是北美制造的部件，但由于納入計算范圍的部件清單多年沒有更新，隨著汽車技術的發展不少新的部件出現了，比如儀表盤的電子和導航系統等，而這些價值還很高的部件都沒有納入計算范圍，因此實際上汽車價值一半以上的部件都不在北美生產，但汽車仍被視為北美制造而免征關稅。

因此新的協定：

1: 要求墨西哥成立獨立的勞工法院，同時要加強工會的運作，提高墨西哥企業的運行成本。

2：提高了北美生產的汽車部件價值占比到75%，并且更新了部件計算清單，把高價值部件，鋼，鋁的占比都提出了單獨的要求。

3：要求小汽車價值的40%和輕型卡車價值的45%必須由時薪至少16美元的工人制造，而墨西哥的時薪僅有3美元，因此實際上是要求在美國制造。萊特希澤估計這將為美國新增8萬個就業崗位。

最后又說起了和中國的貿易戰，無怪乎就是提高對中國的關稅，要求中國購買更多美國的產品，要求中國不要搞技術轉讓和補貼之類。

同時還說世貿組織也要改革，這個顯然是想世貿組織做出有利于美國的裁決。

我說下我的看法，看完此文，我更覺得我的感受是：

1：美國的問題是自己造成的

這篇文章里面提到美國最大的問題，是美國的CEO們過度追求全球貿易的效率，推動美國制造業外遷造成美國本土工作崗位流失。

這是典型的美國資本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為，盡管文中指責說制造業外遷到中國讓美國喪失了多少多少崗位，但這個行為是美國自己發起的，又不是中國派幾個航母戰斗群強迫美國這樣做的。

中國當年犧牲了自己的環境，用低廉的勞工價格和長時間的勞動為美國公司制造了廉價的產品，

讓美國公司賺到了更多的錢，我幫助你賺到了更多的錢，

不能因為你美國內部分配出了問題，就反過來指責是中國搶了你的工作崗位，這是不正確的。

不僅如此，中國賺到的一點點加工費還有一部分以幾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買美國芯片和電子產品，到美國留學的形式又回到了美國。

當然，這也給我們很大的啟示，那就是我們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制造業，不能夠隨便的外遷，一旦出去就很難再回來。

我們在國家層面對于各個行業的制造業外遷要控制其節奏和規模，減少對國內就業的沖擊，就如萊特希澤所說，一份體面的工作關系到個人的尊嚴和價值實現，也能夠讓個人成為更好的配偶，父母，鄰居和守法公民。

一個地區就業崗位的大量流失，會直接破壞該地區的穩定社會結構。

而且我覺得還要加一個負面影響，那就是制造業工作崗位流失直接影響美國的軍事和科技能力。

2：美國精英層認為美國對外貿易可以是胡蘿卜，也可以是大棒

他們認為既然以前美國開放市場可以讓你繁榮，

那現在你也得給我讓渡好處

也就是他們認為美國強大的國內市場需求，

既可以像胡蘿卜一樣，讓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后通過大量對美國出口實現經濟恢復，也可以讓中國大量進口帶動中國的經濟發展。

那么反過來，美國也可以把對外貿易當做大棒，用來懲罰教訓他們認為讓自己吃虧的國家，或者用來遏制壓制他國的發展。

并且還認為對盟友也可以這樣做，反正歷史上的事情證明即使和盟友搞貿易摩擦，安全聯盟關系還是牢固。

3：此文沒有提到美國社會的內部頑疾，我覺得這和本土制造業工作崗位流失并列為美國最大的問題

那就是很多學者認為，美國政府發動貿易戰的一大動機，除了本文提到的貿易赤字，制造業工作崗位外流之外。

那就是美國政府財政出現問題，長期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態，只能不斷借新債還舊債，而美國政府的支出里面，一個軍費支出，一個醫療費用支出占了極大比例，可以說美國內部的軍工利益集團和醫療利益集團已經成了膨脹的毒瘤，吞噬著美國國民的財富，這是本文沒有提及的。

下圖是USFacts網站貼出的美國聯邦政府的2024財年（2023年10月1日-2024 年9月30日）財政收入和支出，

收入4.9萬億美元，而總支出大約6.8萬億美元，顯然是財政赤字的狀態。

總支出里面國防1.3萬億美元，

醫保支出8740億美元，注意另外還有個economy & standard of living支出6950億美元，實際上主要也是醫療相關，是聯邦政府給各州的醫療補助（比如給低收入群體），以及交醫保退稅，以及小部分健康研究經費之類。

軍工+醫療相關支出就超過2.8萬億美元了，占比超過40%。

再加上還債就超過一半的支出了。

責任支出（主要是還債利息8780億美元，還有小部分聯邦政府雇員養老金支出）9730億美元。

另外還有社會安全保障支出（主要是養老金有1.3萬億美元）1.5萬億美元，

可以看出美國的錢都到醫療（以及相關的保險公司）和軍工大企業集團手里去了，是聚集到了少數人的手里。

于是債越借越多，債務利息一年都要還八千七百多億美元了。

我們都知道，向自己動刀子搞改革最難，而向外動刀子則達成一致的可能性高很多，在美國更容易形成共識。

所以特朗普政府不管是第一任期，還是現在的第二任期，都在試圖以貿易為武器，一邊對各國征收關稅，一邊試圖吸引各國各地區制造業投資美國，比如逼迫臺積電，三星等美國設廠就是例子。

我始終覺得，大國最大的問題都在內部，大國解決問題的關鍵也在內部，美國光靠對外部打貿易戰，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中國也是類似的，中國要持續發展，也是要持續不斷的內部改革。

比如要堅決的把足夠的制造業崗位留在中國本土，不能流失太多；

比如包括我在內的不少人一直說的人口下降的背景下擴大低密度社區，別墅社區比例；

比如今年首次國家層面推出的育兒補貼，以及幼兒園開始逐漸免費，不斷刺激生育，就是對中國的長期利好政策。

再比如最近在網上討論火爆的社保問題，未來也是需要持續改革縮小不同人群間尤其是城鄉老人養老金的差距等等。

總之中美兩國，誰能敢于自我改革更多，誰就能贏得最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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