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官員是沒有安全感的

大家好，我是歷史有深度也有趣

在中國歷史上唐朝給人的印象往往是繁榮與發達、開放與包容，疆域遼闊、四夷賓服、名人輩出，如杜甫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與兼容并蓄、自信昂揚的盛唐相對應的是作為教訓出現的文弱的宋朝。但是我們往往忽略了以下的史實：在所有的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極力避免內斗和濫殺的王朝恰恰是宋朝，歷朝歷代開國之后都會出現殺功臣的現象，像漢高祖、明太祖，但是趙匡胤登基稱帝后一個功臣也沒有殺，在大臣交出兵權后給了他們非常好的待遇。而唐朝的殺伐之氣和內斗卻是非常嚴重的。

唐太宗

唐開國不久，唐太宗（當時是秦王）李世民就發動了玄武門政變，殺死他的哥哥和弟弟，換來了皇位。這次兄弟之間的殺戮也造就了唐朝的內斗精神。與之相對應的是，宋朝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訓，制定了嚴格的權力制約機制來限制某個人擁有過大的權力，使得沒有人能夠輕易威脅別人的生命安全。這種制約機制在很長時間內是非常成功的。慢慢地宋朝就形成了這樣的皇家和官僚傳統：權力斗爭以不威脅政敵的生命為底線，大多數時候以將對手罷官或者流放為目的。宋朝變法失敗的官員都是被貶官或者流放，沒有一個人因此喪命。這種對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國文治的最高峰。

但是，唐朝卻并沒有形成這樣的約定俗成，而且唐是尚武的朝代，李淵的三個兒子各自掌兵，建立了各自的親信體系，結果反而形成了另一種贏者通吃的局面：只有在殘酷的斗爭中取勝才能獲得政權，而其余的人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才不會對勝利者產生威脅。

唐朝內斗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北魏時代。在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分野，存在著兩大政治傳統。其中一支是從秦漢以來流傳下來的純粹的漢族文化體系。在秦和西漢時期，這個體系在迅速擴張的同時，也有著激烈的內斗，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都沒有安全感。等到了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取得政權之后，為了減少權力斗爭對政權的消耗，提倡文治，政權內部的權力制衡也增加了。這種傳統的制衡到了東漢末年出現了第一次失調，隨之而來的崩潰造成了三國時代的混亂。西晉初期，晉武帝試圖恢復內部的制衡，進行文治。然而不幸的是，北方出現了另一政治傳統：由游牧民族帶來的更加有活力卻更加血腥的政治。游牧民族起源于馬背之上和戰爭之中，文明程度低使他們對政治的權力制衡與制度建設一竅不通，卻個個能征善戰，很快沖垮了西晉司馬氏的重建工作，將秉持秦漢以來文雅平和的政治傳統的人趕到了南方，在北方建立了以軍事征服和武力統治為特征的政治體系。

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方文弱的政治傳統近乎消亡，而北方缺乏制衡精神的武力統治傳統卻居于強勢。這種北方政治傳統由北魏傳給了西魏，又由西魏傳給了隋，最后被唐所繼承。

隋建國時，開國勢力依然以武將集團為主。而在王朝內部，不管是皇子之間還是大臣之間，必須靠你死我活的斗爭來決定勝負。這種野蠻性是作為隋代重臣的李淵父子所熟悉的。而唐朝又偏偏是一個在政治制度上缺乏創新建設的朝代，它基本上繼承了隋朝的政治制度，于是將北朝以來的殺伐之氣也繼承下來。

唐高祖后期，三個兒子的勢力范圍一直處于失控狀態。唐高祖作為至高無上的皇帝，卻沒有能力控制三個兒子，完全剝奪他們的權力，只能試圖在其中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隨著三個兒子斗爭的顯性化，一場血腥政變幾乎是不可避免了，沒有人會遵循點到為止的方針，必然要取對手的性命，才能結束。

唐太宗在奪得皇位之后，亦深切地察覺到了問題的嚴峻性。他縱然是政治爭斗的勝出者，然而，伴隨光陰的流轉，于他的子嗣和大臣之間，仍會衍生出林林總總的派系。這些派系仍舊遵循著“以誅滅對手作為終結”的準則，而唐太宗對于遏制此類殺戮之舉依舊力不從心。他原本期望成為一名仲裁者，卻驚覺自身仍舊是個參與者。

唐太宗最初想到的辦法是利用道德力量感化人們，讓他們忘記殺戮的本性。他的事跡后來經過史臣吳兢的記錄，變成了一段千古佳話，以“唐太宗納諫”之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但是，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太宗追求的并不是制度化的約束，而僅僅是依靠人格魅力去感化。

宋仁宗

將唐太宗時代和宋朝的宋仁宗時代做一個對比就會發現。宋仁宗時代，是一個大臣可以和皇帝激烈爭吵的時代。如果宋仁宗實在忍受不了某個大臣，想殺了他，首先會意識到自己是做不到的，因為在老祖宗（宋太祖）時就已經禁止殺害文官。更重要的是大臣本人也知道皇帝無法殺他，因為皇帝沒有這個權力。可是假如皇帝一定要打破所有慣例殺了這個大臣會怎么樣呢？首先，皇帝會遭到諫官的反對。諫官由于知道皇帝無法下旨殺自己，一個個以和皇帝吵架為榮。在諫官的鼓噪下，從宰相到大臣也都知道殺死大臣是不妥當的，因此，皇帝的命令根本就不會被執行。這種遵守傳統又互相制約的體制，讓皇帝根本不會動殺死大臣的念頭，最多將其革職了事。只有到了北宋末年，隨著新舊黨人的沖突愈演愈烈，并已經到了亡國之際，才出現了少量殺大臣的情況。

然而在唐朝，皇帝卻沒有這樣的約束。即使作為歷史上最著名的明君唐太宗，事實上給人的印象仍然是：第一，他擁有殺死任何人的權力；第二，他之所以不殺，不是因為不能，只是因為不愿意；第三，他聽別人的意見，也不是必須聽，而是愿意聽就聽，不愿意聽也沒人管得了；第四，他不愿意聽的時候，甚至有權殺死任何給他提意見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對一位叫做穆裕的官員感到不滿，立刻發怒，要在朝堂之上將他斬首，但被太子勸住了。于是大臣長孫無忌立刻抓住機會恭維皇帝有個好太子，自古罕有。太宗在大臣的恭維下，撿了個臺階下的同時，對太子也夸贊一番。這里注意，皇帝是可以隨便殺人的，而大臣們與皇帝的周旋，就像是在伺候一個易怒的孩子，而這個孩子既可以選擇收斂自己的脾氣，也可以選擇不收斂。即便是善于直諫的魏徵，太宗也多次動過要殺死他的念頭。

正是因為唐朝缺乏對朝堂中殺人的制度性約束，形成了皇帝可以隨便殺人，大臣和宗室之間勝者為王的風氣，使得唐朝的內斗愈演愈烈。

在這種風氣之下，唐太宗的兒子們也繼承了和父輩一樣的傳統，在父親還活著時就展開了權力斗爭。唐太宗作為一個仲裁者顯得手忙腳亂，家庭事務又成了皇帝晚年的包袱。而在他死后，這種斗爭更是上升到了另一個高度，混亂一直持續到了高宗時代。在太宗的兒子中，太子李承乾因為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的謀反而被廢為庶人，魏王李泰因為爭奪皇位被貶，齊王李佑被賜死，蜀王李愔死于流放，蔣王李惲自殺，越王李貞因為反抗武則天被逼服毒自盡。

與皇帝的家庭悲劇相比，大臣的命運也好不到哪兒去，唐太宗本人由于想制止殺戮，還顯得比較克制。為了表彰追隨他打天下和奪權的功臣們，唐太宗在太極宮的凌煙閣中為二十四位功臣畫了像，在這二十四人中，太宗只以謀反罪殺掉了兩個——侯君集和張亮。侯君集是因為參與了太子的謀反而被殺。至于張亮謀反，更像是一場子虛烏有的事件。當人們告他謀反時，唐太宗面對無力的證據也選擇相信，只是因為張亮的養子太多，太宗害怕他形成家族勢力而無法約束。

唐高宗和武則天

到了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和兒媳婦武則天時代，皇帝的權力更加沒有限制。兩人執政時期，房玄齡之子房遺愛、唐太宗的親信大臣上官儀、長孫無忌（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首）、宰相劉祎之等都死于非命。

即便在整個唐朝，由于皇帝的殺戮和內部斗爭，高官也是個極其危險的群體。唐朝宰相共有三百多人，在宰相職位上死于非命的有四十一人，罷相后慘死的有四十二人，加起來一共八十三人，占了全部人數的近四分之一。

除了宰相，其余的官職也同樣危險，特別是在武則天時期。我們一般認為武則天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女皇帝，但在歷史上，武則天除了豐功偉績外，還是一個會玩弄權術的女強人。她和高宗共治的時代，以及她單獨統治的時代，從整個唐朝來看都屬于酷吏時代。

中國歷史往往有這樣的特征，當王朝建立后，恢復了和平，政府對民間的干擾不多，于是就會產生一次超級繁榮。但在超級繁榮時，官僚對社會的破壞作用卻在加速，這種破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稅收的提高；二是官僚階層的失控，即便中央政府也無法管理基層的官僚隊伍。

到這時，皇帝就會采取措施，對官僚階層進行約束，這就到了第一次酷吏時代。皇帝不得不依靠酷吏的力量來重整官僚隊伍，同時由于皇帝的集權動作，使得民間經濟發展也放慢下來，產生朝代中期的第一次凋敝。

這個經濟收縮和集權的時期在漢朝對應漢武帝時期，在唐朝就對應武則天時期，而在清朝則對應雍正時期。但是一個王朝的第一次酷吏時代又總是會結束的，皇帝的集權舉措也會暫時退縮，于是就有了經濟的再一次發展，這在唐朝就對應唐玄宗的開元時期。

武則天的酷吏時代是皇帝借助低層的酷吏，對官僚階層進行的一次整肅行動。甚至到武則天死后，她的兩個兒子中宗和睿宗都無力恢復正常的官僚秩序，唐朝政權仍然在酷吏與宮斗的劇情中顛簸，直到玄宗利用兩次血腥的政變上臺。到這時，唐朝已經在血腥的內斗中存在了將近一百年。

在這樣的斗爭中，唐朝的官僚制度遭遇了嚴重的破壞，而與內斗相伴的，還有更加復雜的外部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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