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濟南1938：鬼子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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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8年新年，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日軍正在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600公里之外的濟南，趵突泉幾近停噴，距泉眼3公里的一大馬路，正在舉行“濟南治安維持會”掛牌儀式，參加的人除了日軍代表，還有許多衣冠楚楚的中國人。

從日軍手中接過會旗的這個人戴著一副圓墨鏡，身材健碩，精氣十足，若不是一口到胸的白髯，很難讓人相信是一名花甲之年的老人。

老人叫馬良，和后來一部動畫片的主人公重名。他是一名武術家，比霍元甲小十歲左右，也出生在河北，從小學少林拳法，后成為一名軍閥，曾在濟南成立了中國第一所官辦武術學校——山東武術傳習所，位置就在西門，還編寫了不少武術專著，其中，《棍術圖說》曾讓大總統黎元洪，副大總統馮國璋題詞，總理段祺瑞作序，梁啟超作序。在武學上，他絕不像后世那個同樣姓馬的只留下了“閃電三連鞭”的笑柄，然而，他雖講武德，卻失了大德。從濟南治安維持會會長，到偽山東省省長，馬良做了日寇統治山東最初使用的拳腳。

就在四天前，馬良還只是國民政府里的軍事參議院參議，純屬一個放屁也不響的閑職。要知道，當年，作為段祺瑞的下屬，五四運動期間，他以山東濟南鎮守使的身份，下令殺害了馬云亭等愛國人士，制造了震驚全國的馬良慘案，面對各種聲討，段祺瑞生生把他保住了。只是，段祺瑞失勢后，他也只能下野，即便再出山，也是在南京中央國術館擔任教務處處長，教授摔跤和少林拳。他把胡子捋光了也想不到，自己的人生還會迎來如此的“飛黃騰達”。

這么快成立“濟南治安維持會”，也是因為這座城已陷入了一片混亂。日軍留駐濟南的部隊很少，不足以維持濟南地面治安，老百姓人心惶惶，少數人仍在砸搶銀行倉庫和車站貨場等，戰火剛熄，硝煙未散，治安是頭等大事。濟南治安維持會設秘書處、警察局、民政科、財政科、教育科、建設科，代行政府職權，雖是日軍傀儡，經費開支卻需自籌，馬良為了解決經費開支問題，指定濟南商會每月供應警察伙食費面粉二千袋，由警察局長直接向商會當局索取。

即便如此重視，日偽時期，濟南的治安也不好維持，比如有一個叫李盛武的“飛賊”，搶劫過濟南大公委托商行、洪順洋服店、美最時鐘表行、華成綢緞莊等的巨額財產，雖然也被捕過，但警察局作風腐敗，收受賄賂后就放人，反而使得李盛武名聲大噪，傳說不光能飛檐走壁，還會縮骨入地之術，抓住了也能從警察局逃出來，江湖人稱“燕子李三”。

直到濟南解放后，李盛武再次作案，才被捕槍決。

馬良任濟南治安維持會會長和偽山東省長的時間不長，可能是在武術上頗有造詣的原因，對體育事業比較擅長，1938年4月2日，“山東全省民眾大運動會”在濟南南圩門外召開。

運動會一共舉辦了兩天，主要為了宣傳日本侵華政策，濟南各所小學都被要求組織學生前來參加開幕式。

看著穿著統一服裝的隊伍從眼前走過，身上披著“日華親善、明朗山東”的肩帶，侵華日軍記者奧園用鏡頭記錄了這些場景。

“濟南治安維持會”成立時，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搬到了今天的“宇宙中心”——曹縣。

二

1937年11月15日，時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韓復榘下令——炸毀濼口黃河鐵橋。

那一天，濟南的爆炸聲驚天動地，家住南新街的老舍，院子里的樹木被震得葉如雨下。黃昏，他在朋友的幫助下來到火車站，乘上最后一趟南下的火車專列，站臺比他初次來濟南時還要擁擠，朋友們托著他，從車窗里塞了進去，從此告別了濟南這座城市，留在濟南的，是他的妻子和孩子，還有那篇被后人傳頌的《濟南的冬天》。

濟南的那個冬天格外冷，日軍在黃河北岸的鵲山殘殺村民90多人，殺傷50多人，制造了“鵲山慘案”。趙孟頫畫中的名山四周，血流成河。12月24日，韓復榘逃離濟南，下令實施“焦土抗戰”，放火焚燒省政府各機關、高等法院、火車站、國貨商場等，并連日在市內公開搶掠銀行、工廠、倉庫，成記、成豐面粉廠的20余部卡車和十數萬包小麥就被公然搶劫，這座千年古城，城內城外皆如煉獄。

12月27日，日軍炮轟濟南競夜，凌晨，孫桐萱所部奉韓復榘令丟棄濟南，不戰南逃，濟南自此淪陷，像一個被突然被父母撒手不管的孩子。

其實，在這之前，韓復榘也做了準備。在拒絕了日本人讓他宣布山東獨立的要求后，1937年8月，他就將津浦路濟南至德州間線路破壞，將濟南新城兵工廠遷往西安。10月，又將濟南鄉師、濟南師范、濟南高中、濟南初中等公立學校南遷。同時，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等人將館藏重要古籍及珍貴文物轉移，先后經武漢、重慶至樂山，存放于大佛寺附近的山洞里，新中國成立后才運回濟南。

客觀來說，韓復榘經營山東八年，在澄清吏治、禁煙、剿匪，發展教育等方面提出許多舉措。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先生也是在那期間到鄒平創辦了鄉村建設研究院，他對韓復榘評價不低：“他對儒家哲學極為贊賞，且讀過一些孔孟理學之作，并非完全一介武夫”。因此，諸如“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蛤蟆，一戳一蹦跶”這樣的詩，完全屬于后人編排，包括相聲《關公戰秦瓊》亦是。韓大帥不是洪大帥，也不是蘭大帥，但在濟南不戰而逃，這個動作一點也不帥。

韓復榘率主力部隊和省政府機關分駐在曹縣城周圍50余村。在曹縣，國民黨山東省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何思源問他為何如此，韓復榘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的兩個軍，絕不能在抗戰中，被日本人吃掉，保存實力，是最要緊的。老蔣根本不相信我，我打算把我的隊伍，退到西北，結三馬以自固，聯合起來反蔣。”

蔣介石沒有給他這個機會。1938年1月11日，蔣介石以召集第一、第五戰區軍事會議為名，在河南開封誘捕了韓復榘，旋即押往漢口。于1月24日將其槍決。

三

1938年1月5日，日軍入城后，有一群人模人樣的人上街游行，他們手拿代表偽政權的五色旗和日本太陽旗，揮舞著走出上新街南口一片氣勢恢宏的仿古建筑——濟南道院。

這里全名為“世界紅萬字會濟南母院”，由濱州人杜秉賓等人在1921年于濟南創立，最初會員以軍閥和官紳為主，以世界紅萬字會的慈善事業為旗幟，也做過不少好事。十年前的“五三慘案”后，道院積極響應，展開救濟行動，當時國民黨軍隊一部分被圍在城內，萬字會救護隊長成逸安告訴國民黨軍隊沖出城去的一條較安全的路線，現如今，成逸安走在慶祝日軍“解放”濟南的隊伍中，和道院統掌何素樸，紅萬字會長、濟南市律師公會會長張星五等人一起，來到經二路普利門，對趾高氣昂的日軍夾道鞠躬，狀極不堪。

后來，成逸安出任山東偽道尹，張星五擔任偽民政廳長，道贊長唐仰杜則在一年后取代馬良，成為偽山東省長。

也有堅決不為日本人做事的，比如辛鑄九先生，他曾在1923年作為山東省議員、嶧縣縣知事，處理過轟動一時的臨城火車大劫案。這次，作為濟南市商會會長，他離開百花洲西岸的辛公館，避居在濟南東郊洪家樓天主堂，最初迫于無奈，和馬良、何素樸等一同參加了和日軍的交涉，但只答應幫著辦點救濟事務，日本人曾派人勸他接馬良的省長，他以年老多病不能任事為辭。1938年底，日寇又派偽省府秘書來勸他應付一下，說這樣可以保全身家性命。他正言厲色地說：“國破家亡，我子孫男女十人逃出城市參加抗日，設如當上偽官，將來有何面目見自己的子孫？”

不久，六名特務把他帶到憲兵隊，說他通匪，摔在地上就打。自此每天審問，有時吊打，被關押了37天，才被營救出來，得免于死，他回憶說，朋友們代我前后花的錢，在五千元以上。

營救他的人曾對日寇表示，只要放出他來，保證叫他將來作事。辛鑄九先生出獄后，只承認辦慈善辦教育，后經偽省府和地方人士調處，到燒毀了的圖書館整理殘書和碑刻。利用在圖書館這份工作，他還掩護了不少地下工作者，直到日本投降，還有往來于濟南的革命志士住在館里。

辛鑄九先生有一個尤其疼愛的孫女，叫辛淑荷，自幼文靜敦厚，多才多藝，16歲那年，辛鑄九在濟南民眾教育館為她舉辦畫展，她將義賣所得之款全部捐給了抗日將士和東北的流亡同胞。1938年，辛淑荷來到沂蒙山，參加八路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改名為辛銳。三年后，在日軍的大掃蕩中，她的丈夫雙腿被機槍打斷，為了不拖累戰友，飲彈自盡。不到一個月，日軍突然搜山，兩個膝蓋骨受重傷的辛銳為了讓大家撤離，當日軍圍上來時，拉響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犧牲時年僅23歲。

辛銳（左）和陳明（圖片來自網絡）

四

在濟南上新街，有一座頗有特色的英式別墅，紅色墻面，六角型屋頂，老虎窗，如今的名字改成了“上新街108號”，而當初，這里掛著的牌子上寫著“朱桂山故居”。

朱桂山是“濟南治安維持會”的副會長，馬良的副手，1938年3月，他任偽濟南市市長。

朱桂山是山東單縣人，明朝大名兵備道副使朱延煥的后代，建于1769年的朱家牌坊（又名百壽坊）如今仍然佇立在單縣城內勝利北街，上面一百個不同的“壽”字，見證了當年朱家輝煌的歷史。

原本，朱桂山是可以光宗耀祖的。他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參加中國同盟會，歷任山東民政長公署財政科長，山東臨時議會議員，山東銀行協理，山東中國銀行副行長，齊魯銀行總理，并曾兼任山東商業專門學校校長、國會議員等，參與創辦博東礦業公司、包頭面粉公司，還被梁漱溟報請韓復榘委任為鄒平實驗縣縣長，看其早年的履歷，也是響當當的風云人物，一夜之間，就做了偽濟南市市長，他的兒子朱經古后來也出任偽山東教育廳廳長，讓人不由為其嘆息。

關于這父子二人，我沒查到太多的資料，據說倒沒有什么禍害百姓的記錄，還曾協助革命人士做過事，甚至有傳聞說朱桂山其實是“軍統”，但沒有更準確的消息。朱桂山1946年病逝于北平，朱經古1945年被國民黨政府押入監獄，濟南解放后，又被釋放，后到張店教學，因參與會道門活動，策劃暴亂，于1951年4月11日被濟南警備司令部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一切，早就煙消云散了。前兩年上新街在改造時，在朱桂山的宅邸中發現有地下暗道，但當初這里藏過什么秘密，沒有人知道。

五

朱經古參加的會道門活動，在新中國成立前非常之多，尤其是日本侵華后，想利用各種會道門來麻醉管理百姓，很多會道門都復活起來，朱桂山都曾以偽濟南市長的身份給會道門站過臺，親自講話祝賀。

1938年5月，安清道義會在宏濟阿膠廠第一次開籌備會。這個組織就是會道門中的安清幫，又名三番子，據說創始于明末清初，因以青布包頭，被呼之為青幫，濟南的頭子錢寶亨，還和電視劇《大宅門》有些關系。

錢寶亨年輕時也干過大事，民國二年，他謀刺袁世凱未成，逃亡上海，等袁死后才返回北京。錢寶亨的父親是有名中醫，素與北京同仁堂樂家交往，求樂家給錢寶亨找一份工作，樂家派他來濟南，與宏濟堂樂家負責人樂敬宇，也就是《大宅門》里的白景琦原型接洽，派他到宏濟阿膠廠當經理。

那時他一直隱藏著自己安清幫身份，直到日軍占領濟南，他勾結上日本憲兵隊特務頭子楊芝祥，和日本特務山口恭右，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錢寶亨牽頭籌備起了安清道義會。

籌備會最初在錢寶亨的宏濟堂阿膠廠，以后又移于林祥南街，一開始并不順利，前往登記的人不多，錢寶亨向大家保證，入會就可保全生命財產，登記的人仍是寥寥，大家半信半疑。直到后來，安清道義會和日本人有了更深入的勾結，人數開始暴增。

安清道義會許諾，凡是入會會員，交工本費五角（后漲至一元），發證書證章，憑借證章，出入城圩門不受日寇檢查，到火車站可優先買票，還享受一系列優惠待遇。很快，就在濟南成了氣候，山東各縣也到濟南來，接洽成立縣分會，分會圖章由總會發放，不準自刻，均需向總會交納所謂補助金，大縣每月十元，小縣每月五元。據會務部統計，最后有四十多個縣成立了分會組織，光會費，每個月都是一筆不小的數目。

很多人入會，只是為了討一個護身符，盡管關鍵時刻像彪哥的鷹爪拳那樣，不一定好使。根據泰康食品的經理孫信人回憶，日軍侵入濟南當晚，闖進泰康搶走許多罐頭、餅干、煙、酒。次日，泰康的門市、工廠、庫房全都駐滿了日軍，毀壞焚燒，胡作非為。

為茍且偷安，保存企業，他結識了錢寶亨和安清道義會另一個頭目柏俊生，認他們做了“老師”，一年三節兩壽按期饋送厚禮，求他們撐腰，以壯自己的聲勢，盡管堵擋了流氓腿子的勒索，但仍未避免日寇的蹂躪，他曾三次被日特機關傳訊扣押，1940年日本兵又公開在泰康進行搶劫；1943年日寇借口查“暴利”、查“囤積”，他再次被關進日本憲兵隊半個多月。后來通過柏俊生的奔走，才被釋放，結果是被罰“暴利”八千元，將所謂“囤積”貨物，全部沒收。

不僅是泰康，濟南的民族資本企業都經歷了這個查“暴利”的劫難，僅被憲兵隊逮捕的就有花行復成信、糧行福聚成、恒聚成、恒聚成北記、顏料行裕興顏料莊和花店街所有的顏料商戶、布行聚慶長等一百多戶的經理人，偽警察署逮捕的比這還多，共查出所謂“暴利”三千二百余萬元。這個錢數，最初無人知曉，因為事情作得太不合理，在輿論上無法掩飾，日寇首相東條英機方不得不緬顏頒發“感謝狀”，美其名曰濟南商界的“獻金”，濟南市商會會長苗蘭亭到北京去敬領“感謝狀”時，才看到三千二百萬元的數字。

安清道義會的道徒更是魚龍混雜，有各種地痞流氓，偽政府的官員，甚至還有超級大騙子。

比如有一個叫王大同的，乳名叫小羊子，最初他在濟南市唱著基督教的詩賣報紙，不知怎么弄到一封基督教某要人的介紹信，去見張宗昌，說要辦報紙，居然把張宗昌說通了，于是他便以督辦公署名義向各處募股十多萬元，在濟南辦了一個《世界真理日報》。出刊不久，王大同借赴上海購買機器為名，攜帶四、五萬元巨款逃跑。1938年，他再次回到濟南，成了安清道義會的會員，不久，在濟南市騙去一曹姓寡婦的房屋一百多間，后來他還辦了一個大同中學，借以招搖撞騙，直到濟南解放才被鎮壓，他所騙的房屋也被收為公有，辦了丁家崖小學，1988年并入館驛街小學。

安清道義會有其龐大的網絡形成的諸多黑色產業鏈，包括為日軍護送軍用物資，偵緝抗日人員，收集情報協助日軍行動、販賣毒品，放高利貸等等，還招收華工到日本去作苦工。

錢寶亨來濟之初是賃房居住，安清道義會成立后，他的徒子徒孫湊錢為他修建了樓房，在廣智院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出入還坐上了汽車，氣焰日高。有一次，偽組織官員不知開什么會，偽省長唐仰杜到會時，全體起立歡迎，唯獨錢寶亨坐在椅子上，紋絲不動，唐仰杜對他極為憤怒，卻也無可奈何。

唐仰杜（圖片來自網絡）

錢寶亨住的樓房離朱桂山的宅邸不遠，那附近還有一處兩進的小院，里面住著一位黃包車夫，說著一口山西話，兩年前不知道從哪里過來，身上卻承擔著極其重要的任務。他就是時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1938年4月，黎玉趕赴延安參加會議，會后，黎玉單獨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提出希望能派干部和主力團到山東的請求，毛主席對此表示全力支持，返回山東時，黎玉從延安帶回了一百多名優秀的軍政干部，12月，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八路軍山東縱隊正式成立，黎玉擔任政委，在山東開展起艱苦的抗日游擊工作。

黎玉（圖片來自網絡）

在八路軍山東縱隊正式成立之前的四個月前，還有兩支游擊隊，神奇地攻進了濟南。一支來自國民黨方面，叫“中國民眾抗日義勇軍”，

總司令為曾任馮玉祥部教導總隊總隊長的孟昭進，另一支則來自共產黨方面，則由八路軍山東抗日游擊第三支隊司令員馬耀南率領，派出了一個加強營，由孟昭進統一節制指揮，進攻濟南。

那是1938年8月12日夜，一場大雨中，濟南突然槍聲四起，殺聲震天。根據孟昭進回憶，11時許，他在千佛山聽到東關響起槍聲，并且漸漸猛烈起來，似雙方正在酣戰，機槍也連續掃射不止。有兩處大火突起，黑云沖天。槍聲逐漸南來，像在青龍橋一帶激戰。繼之又聽到南關一帶發生激烈戰斗，殺場四起。繼而戰斗向院東大街一帶發展，槍炮聲密集。正在雙方鏖戰之時，看到西門大街附近有坦克部隊沖來。我急派衛隊營下山助戰，向南關、西關之間攻擊上去。正午時間，雙方戰斗更趨猛烈，東起青龍橋，西至普利門，到處混戰，分不出戰線前后。遠看火海一片，不少民房起火，煙霧彌漫。午時過后，我張團、宋團均在桿石橋一帶與日寇發生遭遇戰。雙方沖擊，勝負難分。

那場戰斗打了三天，濟南的老百姓自動前來支援，有送水送飯的，有給我負傷士兵包扎傷口的，有掩藏和護送傷員的，有的扛出門板、桌椅設置障礙，讓兩支游擊隊在濟南老百姓的支持下，一舉攻進城內，重創日軍，是抗日初期地方游擊隊攻打大城市的先例，是“山東人民用生命和鮮血在抗日戰爭史冊上書寫的一頁光輝篇章”。

《新華日報》1938年8月15日的相關報道

說起來，孟昭進和濟南也有緣分，抗戰結束后，他被任命為山東第十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1948年9月，率所部三個團與吳化文部同時起義，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新一軍，任特務旅旅長，還參加了后面的淮海戰役，新中國成立后，回老家鄒平務農，歷任鄒平縣第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至五屆縣政協委員。

六

日軍一進濟南，就全部接管了在濟的中國官營企業，然后采用種種卑鄙手段，對民族資本企業侵吞霸占。占領濟南的第三天，就派兵進駐成大紗廠，負責人苗蘭亭被任命為偽濟南市商會會長，取代拒絕出山的辛鑄九，同時宣布對該廠實行“軍管”。接著，仁豐、成通紗廠，成記、成豐、寶豐、豐年、華慶、惠豐面粉廠，電燈公司、致敬洋灰公司、中國打包公司、溥益制糖廠、華興造紙廠等十幾個企業也相繼被“軍管”，后來又被迫與日方合辦，經營權歸日方掌握，絕大部分利潤也歸日方所有。

也有始終沒和日本人合作的企業，比如東元盛印染廠。這家1916年從周村遷到濟南的工廠，是電視劇《大染坊》的原型，從1938年開始，之后的幾年里，日本多家公司提出要與其合作，條件是日股占51%，華股占49%，還說其每年的紅利一定會超過之前。印染廠的總經理堅決拒絕合作：“讓我們干，我們就繼續干，不能合作，不能當漢奸，當了漢奸，身敗名裂，貽害子孫，后患無窮。”

后來，東元盛印染廠自然遇上了很多麻煩，負責人被偽警察局扣押，被罰款一萬多元，企業被迫停工，辭掉了大部分工人，僅保留技術人員看護廠房機器，生生熬到抗戰勝利，又被國民黨所敲詐。

除了東元盛印染廠外，也有一些企業保留了獨立經營，如惠豐、華慶面粉廠、東元盛印染廠、裕興化工廠及火柴、榨油、針織、皮革、機器鐵工、印刷、釀造等業的中小工廠，但都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不僅是這些有規模的企業，就是小商小販，也麻煩諸多。據苗蘭亭回憶，日軍進城時，一般商戶，多半都不開門營業，一則怕人搶劫，二則怕日本兵強行取用不付價款。街上僅有賣山楂、柿餅、羊棗、糖塊者。日本兵嗜甜如命，然吃了并不給錢，僅說：“心交心交的有”（日語請客的意思）。其后，小商小販也都裹足不前，不敢擺攤了。

不光是日本人，很多商戶也被濟南的地痞惡霸欺壓。比如草包包子鋪，從西門里太平寺街南段路西，搬到當時最熱鬧的大觀園，就遇到了諸多麻煩。

當時的大觀園，被一群惡霸把持，他們號稱“三亭”、“四霸”。“三亭”是創辦大觀園的張儀亭、李新亭和郭芝亭。“四霸”是“東霸天”九天鞋店的郭廷亮；“西霸天”振魯閣飯館的婁振卿；“南霸天”永祥百貨店的李執彭；還有一家雜貨店的金桂貞，號稱“北霸天”。其中，“三亭”之首張儀亭手下有個惡棍名叫肖伯海，見草包包子鋪生意紅火，卻對他一點表示也沒有，便唆使其爪牙百般尋釁刁難，借故敲詐，偽軍、警、憲、特亦時刻光顧，從不掏腰，根據其創始人回憶，雖利市三倍竟難應付，兩三月間無盈可得，幾虧原本。自知在此難以立足，無奈停業，再次搬遷，到了今天普利街這個位置。

同樣開在大觀園的趙家干飯鋪也經常被騷擾，根據其經營者趙忠祥（非央視前主持人）回憶，有些日本翻譯、特務、狗腿子來店吃飯，不但自己不給錢，他們認識的人來吃飯也不讓收錢。營業雖“火爆”，結果還是月月虧損。趙忠祥原本在張儀亭這里租了兩層樓，二十三間，后來無法維持，只有縮小營業范圍，把樓梯拆掉，樓上不賣座，樓下也取消了炒菜，只賣干飯、把子肉、大丸子等現成菜。一直到濟南解放，才安上了樓梯。

張儀亭也有日本人做靠山，他的兒子張煥德是偽保長兼民訓大隊營長，與日本憲兵隊長寺田、長武山，以及翻譯楊洪順等漢奸結為兄弟，常身佩短槍，用來嚇唬商戶，為非作歹。

日偽統治時期的大觀園，里面有七、八家公開營業的大煙館，其中最大的一家叫“龍云閣”土膏店，它的樓下賣鴉片，樓上設鋪位，并有單間和通鋪之分，可供幾十人開燈吸毒，還有女招待十余人代客燒煙，她們打情罵俏，形同妓女，借以吸引顧客。緯一路以西至緯十二路一帶，還有不少兼賣毒品的當鋪，據統計，那八年，濟南因吸毒而蕩產喪命的在萬人以上。

1938 年的濟南，也有許多想乘機發財的人。如澡塘業公會會長魏壽山，他一開始就和日本特務和宣撫班班長成立聯合供應站，按日僑日軍的需要，供應大米、調料、肉食、魚蝦、蔬菜等，各行各業分擔貨源。

魏壽山等人為了獻媚日寇，在經二路濟南市商會對門設房間，擺大菜，覓妓女，美其名曰招待皇軍。后來，又在經二路小緯六路路北設“皇軍招待所”，由緯八路中國娼妓輪流值勤，名為慰勞，實即供敵奸淫。

七

日偽期間，日軍設在濟南的慰安所不下數十家，緯六路成為有名的“花街”，被監禁強奸的中國婦女171名，朝鮮婦女373名。

其中，濟南“星俱樂部”非常有名，有慰安婦50多人，每名慰安婦一天要接客20至30人，主要供下士官、士兵使用，由日軍直接經營，管理者廣瀨三郎，房屋是從中國人手中強占的一座建筑，里面的糧食、煙酒、日用品都由日軍供應，醫療由日軍的醫院負責。

根據廣瀨三郎的交代：“他使士兵下士官對監禁的約50名婦女進行強奸，另搞個代理管理者叫陳(或白)，在星俱樂部掛著廣瀨三郎的大名，監禁了16歲到23歲的中國婦女，并禁止他們出外，有病或接客方法不好就要挨打，每天只吃一頓或兩頓，更加上濟南憲兵隊監視虐待，生活非常痛苦。”

日本人本多勝一、長沼節夫在《天皇的軍隊——“衣”師團侵華罪行錄》中，記述了當時“星俱樂部”的情況：“對于夜幕下的兵士來說，濟南市最令人神往的地方是六大馬路緯六路這個地段。那里有個叫‘星俱樂部’的慰安所……穿過‘星俱樂部’的入口，是一個圓形廳堂，以廳堂為中心，呈放射形排列著三鋪席大小的房間。樓上也是這樣。房間入口沒有門，只有屏風擋著。院子里還有別的房子也是妓院。兵士們要找自己熟悉的女人，就得買下寫著題目名字的木牌。價錢非常便宜，只有四五角錢，不過是一碗蔥油豆腐的錢。1945年當時，兵長的月薪是四五十元。‘星俱樂部’的廳堂總是聚集很多人，各房間門口經常可以看到皇軍排隊等待入內的情景。”

和“星俱樂部”隔著幾條馬路的經六緯九，有一座鋼筋混凝土澆筑的小樓，地上三層，地下一層，十分堅固，這里曾是侵華日軍1875部隊的駐地，也就是日軍繼731部隊之后的第二支細菌部隊 ——“濟南防疫給水部”。

這支部隊于1938年到1945年間駐扎濟南，共有100多人，名為防疫，實際上是用關押在濟南“新華院”戰俘集中營的戰俘做鼠疫、傷寒、霍亂等細菌實驗。1875部隊曾在魯西北地區實行“霍亂作戰”，在1943年8月下旬到10月下旬，僅魯西北18縣就有20萬以上中國平民死亡。

為了維持殖民統治，日軍還在濟南設立了許多血腥屠殺中國人民的機構和場所，如“濟南軍法會議”（軍事法庭）、琵琶山萬人坑（殺害愛國志士的刑場）、濟南救國訓練所和新華院（法西斯集中營）。據不完全統計，自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僅新華院就關押愛國工人、學生、軍人共3萬5千余人，其中被酷刑和勞役折磨致死的1萬5千余人，抽血致死的1百余人，注射細菌致死的1千余人，押送東北和日本充當苦力的1萬余人。

1938年，家住濟南魏家莊的魏克目睹了許多日軍暴行，并被抓去當腳夫，和他一起的一個年輕人因腳力差了點，當場被日本兵用刺刀賜死，3月，他和父親逃到了肥城，在大哥的引領下，加入了抗日游擊隊，那一年，他17歲。

不知道他是否讀過詩人田間那首詩，也是寫于1938年。

《假使我們不去打仗》

敵人用刺刀

殺死了我們，

還要用手指著我們骨頭說：

“看，

這是奴隸！”

1938年，在濟南泉邊玩耍的孩子，他們不知道這座城市發生過什么，未來還會有很多孩子，依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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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范予遂《我參加濟南道院的經過》

張友鹍《濟南市中西餐館解放前后的演變狀況》

張友鹍《濟南大觀園商場的歷史沿革》

段子涵《安清幫在濟南的活動概況》

孫信人《我所知道的泰康公司》

孟慶良《日偽盤踞時期的濟南》

辛鑄九《風雨雨四十年——濟南憶舊》

張東木《東元盛印染廠》

吳稚聲《我所知道的“草包”包子鋪》

孟昭進《我率抗日游擊隊攻打濟南》

苗蘭亭《苗氏工商業興衰五十年》

苗蘭亭口述王昭建錄記《抗戰時期我在濟南偽商會的經歷與見聞》

中國青年網《山東濟南有關慰安婦的報告》

封面新聞《親歷日軍暴行從戎一生97歲“老八路”：敵后也有硬仗打》

王振中《我所知道的何思源》

趙忠祥《回憶我所經營的趙家干飯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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