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創“六小龍”為何在杭州？一名前廳長的政商觀察

為什么地方政府也要反“內卷”

? 周國輝 | 浙江省科普聯合會

? 陳洋(文) |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周國輝認為，政府應“有為而有效”，既要支持創新生態，也要避免過度干預。他呼吁地方政府避免惡性競爭，樹立長期主義思維，推動財政從“土地依賴”轉向“創新驅動”；他認為城市關愛人才，首先要善待所有人。

“如果技術的力量來自知識，即關于技術和科學的信息，為什么技術體一定會集中在某個地區而不是平均分散在很多地方？”

在《技術的本質》一書中，著名經濟學家布萊恩·阿瑟提出了上述問題，并給出了自己的結論——盡管大多數國家應用的是同樣的科學，同樣的學術期刊，同樣的知識、事實、真理、信念和信息，但真正推動前沿技術發展的并非單純的知識積累，而是一套根植于地方性微觀文化中的認知體系。阿瑟指出，這套認知體系在其創生的地方，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共享的，且無需明言的”。在支持這些元素的組件、實踐和理解的基礎上，創新集群才得以有機地構建。

阿瑟的理論在周國輝的新書《有為與有效：解碼“杭州六小龍”背后的科創生態》中得到映照。

周國輝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畢業生。從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他一直在浙江工作，曾先后在縣市和省級機關任職，歷任臺州市、舟山市領導職務，積累了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2013至2018年，周國輝任浙江省科技廳黨組書記、廳長，親歷了互聯網創新創業的熱潮。進入2015年，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加速，全球化進程出現反彈，他又兼任省知識產權局局長，直接參與全省科技創新與知識產權的領導工作。2018年，他當選浙江省第十二屆政協副主席。現任浙江省科普聯合會會長。

2025年上半年，作為民營經濟大省，浙江再次成為眾多科技熱點的策源地——從深度求索（DeepSeek）的開源AI模型在多個基準測試中的表現超越OpenAI o1，到《黑神話：悟空》開發公司游科互動在全球年度游戲大獎（TGA）中斬獲兩大獎項，再到宇樹科技在四足和人形機器人領域的多項技術突破、演示視頻被埃隆·馬斯克轉發……這些出圈的科技公司，“大腦”均設立于此。如果說這一現象源自某種共同的生態，那么始終深度參與這波科技創新實踐的周國輝，可能是闡述創新突圍背景下的“浙江解法”的最佳人選之一。

近期，《南方人物周刊》在杭州專訪了周國輝。我們的對話并未局限于提出一種可復制或遷移的方法論，而是希望通過周國輝的視角看到創新敘事的另一個切面，探討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如何理性看待替代與融入、競爭與共贏、技術與制度的雙重角力如何交織，一個地區如何根據環境變化調整和發展其個性化“算法”，以及這一探索過程中的顛簸與復雜。

▍“卡脖子”問題既要高度重視，又需理性看待

南方人物周刊：當前，我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已進入高強度階段，這背后是科技安全和地緣政治層面的深層博弈。自2016年中興事件起，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被卷入貿易爭端。你曾與中興、華為等企業的創始人接觸，浙江也有企業被列入美國實體清單。你如何看待這些企業家在應對外部壓力、化解風險方面展現出的智慧與經驗？

周國輝：我最早認識任正非是在2016年的全國科創大會上。2017年，浙江省政府與華為集團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時任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領導分別與任正非座談，我作為浙江省科技廳廳長均列席參與。那兩次座談中，任正非的很多觀點讓我印象深刻。

當時任正非談到，企業家都是鋪路者，在前行的路上即便犧牲，也是偉大的，社會不應嘲笑他們。在他看來，風險控制始終是華為高度重視的工作。2016年，華為銷售收入達5200億元，稅收近900億元，業務覆蓋170多個國家和地區。正因如此，華為建立起了覆蓋全球的風險管理體系：將金融風險控制中心設在倫敦，項目風險控制放在日本，集團層面則設有專門負責宏觀風險的高層團隊。在談及研發投入時，任正非曾提出，基礎研究是“把錢變成知識”，而產品研發是“把知識變成錢”。他認為，只有持續投入，才能保障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2013年，我也訪問過華為和中興，當時中興與華為的發展勢頭不相上下。然而幾年后，情況出現了轉折。（注：2016年，特朗普開始其美國總統任期不久，美國商務部以違反出口管制法律為由，將中興列入實體清單，并禁止美國企業及代理美國產品、技術的廠商向中興出口相關的技術和產品。2017年，中興與美國政府達成和解協議。為此，中興支付了8.92億美元罰款，另有3億美元罰款暫緩執行。2018年，美國商務部再次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出售元器件等產品，為期7年。當時有媒體統計，中興有25%-30%的零部件來自美國供應商，最為核心的零部件都依賴于美國供應商，短期內無法找到能保持相同競爭力的替代產品。）供應鏈一旦被“卡脖子”，不僅會影響設備生產，對運營商的網絡建設也會造成影響，整個體系都難以維系。擁有自主可控的核心技術，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根基。

雖然現在中興恢復得不錯，但相較于華為，其整體規模和市場韌性仍有很大差距，且對國內市場的依賴度較高。中興是國有控股企業。許多國有企業在體制機制、管理效率、組織文化等方面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這些方面的差異，最終會影響企業的戰略格局與發展前景。

南方人物周刊：《華為管理三部曲》中記錄了華為高級管理團隊對技術和開放的思考。比如他們很早就提出“要不惜在芯片、平臺軟件等方面冒較大的風險。在最核心的方面，更要不惜代價，不怕犧牲”；但也強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獲取更大的共同利益”，“凡自主就會有狹隘之嫌”，“不要成為舊事物的衛道者，也不要成為盲目創新的推動者。”在當前自主可控、國產替代訴求提升的背景下，有兩種典型觀點：一種主張國產化替代要有強制政策，光靠自覺是不行的；另一種則強調需要體系化地提升國產優勢，分步實現從“可用”到“好用”的漸進路徑。你怎么看？

周國輝：華為的做法我是比較贊同的。對于一些涉及國家安全的、關鍵的信息系統和網絡設施，需要采取強制性的國產替代措施；但在其他大多數技術領域，還是應以體系建設、引導為主，通過技術路徑優化、生態培育和市場機制來逐步推進，避免“一刀切”。

“卡脖子”問題需要高度重視，也要理性看待，不能無限泛化。如果所有問題都打著“國產替代”的旗號來解決，反而容易造成資源錯配和浪費。在守住國家安全底線的前提下，我們應該盡可能擴大開放，增強與全球科技、產業的深度融合，“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贏得戰略主動”。

今時不同往日，大有大的難處，我們要考慮發展成果、發展進程，并不是“脫鉤就脫鉤”這么簡單，不能意氣用事，歷史教訓已經很深刻了。

▍中國企業如何擺脫“有色眼鏡”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負責浙江省的知識產權工作。很多出海企業都在知識產權方面交過“學費”。你最常給企業提的建議是什么？

周國輝：我擔任浙江省知識產權局局長期間，接待過一些外國駐華使館的科技參贊。我們的一個共識是，知識產權不是一般的產權，而是走向全球市場的“通行證”。提倡自主創新首先就是要用法律的手段保護知識產權，自己的、別人的知識產權都應保護，這不是別人打壓我們的手段，而是我們自己的需要。

過去，中國企業在與國際廠商的合作與競爭中，尤其是在智能手機等高技術領域，曾因知識產權問題面臨諸多挑戰。近年來，隨著技術實力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參與進了全球主流的專利池，在與海外企業的專利糾紛中，逐步探索出“專利交叉許可”機制作為和解路徑。

2014年，我參與過與美國知識產權代理人的交流活動。活動中，我曾向多位海外知識產權律師提出過同一個問題：在涉外知識產權案件中，你們會不會給中國企業“先入為主”地貼上“剽竊專利”的標簽？

他們的共識是，不會簡單下結論，而是會著重看兩件事：第一，企業是否有專利等自主知識產權；第二，是否有過糾紛記錄，并通過合法渠道妥善解決。如果企業自身專利扎實，即便有糾紛，處理得當且勝訴，也會留下良好記錄。

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必須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布局和合規戰略。知識產權不僅是保護自己的工具，更是建立國際信任的基礎。否則，即使沒有侵權行為，也可能因為缺乏布局、記錄不佳而“吃虧”。要有作為就要加強合規風險管理。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遇到過這種“吃虧”的案例么？

周國輝：有的。有家浙江企業原本以傳統燈飾制造為主，后來轉型研發浮漂產品。在那之前，國內的浮漂類產品多采用海綿材料，輕便但支撐力不足。為尋求技術突破，企業在美國設立了子公司，大力招聘有經驗的當地技術人員參與研發。然而不久后，他們在人員招聘和技術管理環節被美國同行“釣魚”，導致多名員工被捕，企業發展深受打擊。

在深入調研該事件后，我發現該企業并無蓄意侵犯他人知識產權或商業機密的意圖，主要是因為合規意識和風控能力不足，最終引發了法律糾紛。考慮到這個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我專門撰寫了一份調研報告呈報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領導，建議給予企業必要的司法援助，同時推動省內資源整合，比如促成他們與寧波材料所合作，搭建產學研橋梁，幫助企業依托國內技術力量繼續推進研發工作。幾年后我回訪企業，了解到他們已成功開發出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發展勢頭良好。

▍富有富的做法，窮有窮的路徑

南方人物周刊：推動政策創新和制度探索的過程中，有關部門常會先行設立試點。試點地區的選擇一般會考慮哪些因素？

周國輝：我可以舉兩個例子。

2015年，為解決大部分尚不具備研發實力的企業研發投入壓力大的問題，浙江省科技廳開始推行科技創新券——由政府提供小額財政支持，幫助中小企業購買科研機構、高校等的技術服務。該制度最早起源于北歐，十年前開始被國內引進。長興是我們在浙江的試點之一。

為什么選擇長興？長興曾是典型的資源型城市，長期依賴煤礦和水泥產業，環境壓力大。隨著產業轉型，當地積極發展新能源等高科技產業，聚集了大量小型科技企業。由于地理毗鄰上海和江蘇，這些企業常常需要到外地實驗室進行檢測服務，而浙江本地雖擁有先進的科研設備，但利用率較低。通過在長興試點創新券政策，不僅有效降低了企業的技術服務成本，也能推動浙江省內科研資源的開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另一個例子是新昌。過去在基層調研時，我們很少直接推廣杭州、余杭、濱江等資源豐富地區的經驗，因為欠發達地區與這些地方的優勢資源和發展基礎差距較大，一下子復制難度很大。真正要驗證“欠發達地區靠科技創新突圍”的發展路徑，就必須選擇一個起點相對較低、資源稟賦有限，但依靠科技創新實現突破的典型縣市，做分類指導。

當時我們要選一個地方舉辦現場會。很多地方積極報名，其中就包括新昌。新昌隸屬紹興，地處臺州、寧波、金華與紹興四市交界處，森林覆蓋率約71.7%，是典型的“八山半水半分田”。然而，當地的領導班子科技意識很強，提出了“資源不足，科技來補”的理念，非常堅定地要推動科技創新。

時任新昌縣委書記也來報名，我開門見山就問：“你爭取這個項目主要目的在什么？”他回答：“一是希望借會議系統總結經驗，二是借機激發轄區內企業、干部、群眾在科技創新方面的自覺性和信心。”我覺得這個出發點很實在，又問：“想不想多爭取些政策？”他說“不是主要目的”。對我們來說，如果地方申請試點就是奔著“要政策”去的，那方向就偏了。因為現實中大多數地方并沒有那么多政策，一個政策堆出來的試點是沒有推廣價值的。

新昌最終不負所望，當地已經涌現出十幾家在全國乃至全球細分領域內的單項冠軍企業，成為浙江甚至全國縣域創新發展的典型代表。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經濟落后地區在學習發達地區經驗時，常常認為發達地區因經濟基礎好、基層待遇高，減少了權力尋租的動機，更易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而自身物質基礎薄弱，要建立廣泛的價值共識，推動治理理念轉變難度更大。你怎么看？

周國輝：經濟基礎不同的確會帶來差異，但我始終認為：科技創新，富有富的做法，窮有窮的路徑。關鍵不在于有多少錢，而在于資源怎么配置，思路怎么打開。

其他先不談，你能不能先從縣委書記、縣長這一層開始，形成真正尊重人才、尊重科學、尊重創造的鮮明導向？你自己是不是有足夠的改革決心？你的營商環境、服務環境是不是讓人愿意留下來、干起來？這些都是“軟件”層面的東西，并不需要很大的財政投入，卻對創新氛圍的形成至關重要。

此外，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并非要一步登天。在已有資源要素的基礎上，應該盡量向科技創新、教育、人才等關鍵領域傾斜，壓縮其他一般性開支。地方也要善于發現自身的產業特長和資源優勢。不要以為農業就沒有創新的空間，這些傳統行業中也有機會挖掘出“閃光點”。越是資源匱乏、基礎薄弱的地方，越是路子少，越要靠科技創新，越要研究趨勢，越要花精力搞清楚本地的“縣情”，從本地的資源稟賦出發，把自身優勢總結出來、發展出來。只有這樣，人才才能留得住，才可能形成“近者悅，遠者來”的良性生態。

至于“財力不足”，有些欠發達地區并非沒有條件做科技創新。對于欠發達地區，尤其是部分中西部城市，中央財政給予的轉移支付數額是比較龐大的。問題不在于有沒有錢，而在于錢花在哪兒、怎么花。有的地方把大量資源花在形象工程上，卻沒有真正投到科技、教育、產業上。這樣的情況還是存在的。所以，不是條件不具備，而是資源配置出了問題。

▍地方內卷的背后是政績壓力和短期思維

南方人物周刊：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將“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你曾在浙江多個地市擔任主政官員，熟悉地方經濟發展與區域競爭格局。當前，一些地區存在“竭澤而漁”式發展，招商引資中也頻現“拼優惠、搶項目、拔樹遷栽”式競爭。比如有城市以高達5000萬元的投資、8000萬元的銀行授信和配套廠房等條件吸引鄰市企業遷移，導致原企業所在地面臨稅基和人才流失的壓力。你在過往治理實踐中有哪些觀察和體會？

周國輝：現有體制下，每個地方的主政官員在招商引資方面都會采取各種措施，大多數出發點還是好的，但確實也存在惡性競爭、同質化競爭、低水平重復建設的問題。這是當前體制中比較容易產生的現象。“寅吃卯糧”也是一樣，背后都是發展的沖動，政績的壓力。面對這些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發展到底是為了什么？這點必須先搞清楚。什么事情，只要符合方向和趨勢，符合社會需要，就要創造條件去爭取，一任一任接續奮斗，不斷把平臺和事業做大。長期主義和“功成不必在我”是應有的價值觀和事業觀。

招商引資是促進地方發展的重要舉措，但產業引進也要有的放矢，結合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發展邏輯，進行有針對性的延伸、拓展與提升，而不是盲目引進，否則不僅事倍功半，代價也很大。以低空經濟為例，作為當前政策高度支持的新興賽道，確實吸引了很多地方爭相布局。但這類產業對人才儲備、技術能力、空域資源、管理機制等要素的要求極高，并非所有地區都具備落地條件。如果僅憑“概念風口”就倉促引進項目，不僅難以形成產業鏈閉環，還可能帶來“重投入、輕產出”的風險。一些企業可能只是“沖著政策來”，一旦扶持力度減弱，便迅速撤離，反而會給地方留下巨大的沉沒成本和產業空殼。

南方人物周刊：長期主義和政績壓力的矛盾要如何調和呢？

周國輝：其實，地方的行動很大程度上也受政績考核“指揮棒”的引導。近年來，我們的考核制度越來越嚴、越來越細、越來越具體，考核頻度也持續提高，這在加強工作落實、提升治理效能方面確有積極意義。但同時也需要注意，在統一規范之下，要為基層和地方探索發展路徑留出必要空間，在統一性與靈活性之間找到平衡。不能因為考核的標準化，就把各地的發展模式推向千篇一律，從而影響因地制宜的積極性，抑制創造的沖動和活力，基層和地方就可能采取避責或形式主義的應對策略。

南方人物周刊：最近和一位金融專家討論時，他提到，在當前信貸風險壓力較大的背景下，銀行實際上具備一定的市場化手段來化解一些風險。然而，部分信貸人員因擔心問責風險，可能會對本可通過債務重組等方式化解的不良貸款采取“一刀切”處理。如何避免基層人員因過度規避風險而選擇“躺平”？

周國輝：這種情況確實存在。要調動地方和基層的積極性，就要建立鼓勵擔當、寬容試錯的正向激勵機制。浙江這幾年持續在表彰一些敢于負責、勇于擔當的干部，鼓勵他們主動作為。只要出發點是好的、程序合規、沒有謀取私利，即便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也不會簡單追責，而不是出現問題就下壓責任。對于被惡意舉報、誣陷的干部，若檢舉控告被認定為失實，也會為其澄清正名。

發展的動力源有二：一是企業這類市場主體，它們是推動經濟增長和創新的核心力量；二是政府，在制度建設、政策引導和環境營造中是否有所作為。只要有信心，辦法肯定比困難多。

不過，就像我這本書的書名“有為有效”，政府要有為，但也要守住邊界，手不能伸得太長。政府要創造生態，激發群眾的聰明才智，為他們提供支持和保護，而不是遏制市場和大眾的創造力。

南方人物周刊：這個邊界要如何斟酌？有沒有具體的例子？

周國輝：總的來講，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既要考慮制度規定，也要看實際后果，判斷這件事對社會發展到底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現實中，有些人在工作中容易陷入教條主義——把條文逐條列出，只要個人不擔責，就不再深入研判現實后果和長遠影響。

我在某地任市長期間，當地有一家從事海洋工程的企業，原本運營良好，訂單也穩定。該企業產值約占當地經濟的十分之一，相關配套員工超過四萬人。然而，由于其母公司出現債務危機，頻繁抽貸，導致其資金鏈斷裂，員工工資和工程款雙雙拖欠。

我是市長，我必須拿出決斷該如何處理。理論上講，企業經營出了問題，政府無需擔責，如果放任企業死掉，我沒有責任，但會給當地的經濟、就業和營商環境帶來沉重打擊，地方政府必然要出面、出錢“收拾殘局”；如果介入，我作為決策者就要承擔風險。

最后，我還是決定幫助企業渡過難關，也采取了控制風險的辦法。后來這家企業總體運行還算不錯，雖然經歷了重組，但已經趨于穩定。在離任審計中，我應審計要求作了詳細的說明，得到了審計部門的認可。實事求是地說，我還是有些后怕的。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相關政策，支持和保護敢于擔當的干部。

▍財政的根基已不再是“土地資本化”

南方人物周刊：財政部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為4.87萬億元，已連續三年下滑，累計降幅超過44%。“土地財政”正逐步式微。未來什么能接棒支撐地方財政？

周國輝：我的主要職責是做科技相關的工作，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入研究。改革開放以來，房地產開發在推動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人居環境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點在杭州以及全國其他城市都適用。這是客觀事實，無庸諱言。

杭州既是這一波發展的得益者，也是“土地財政”轉型的先行者。從全國的趨勢來看，“土地財政”的式微是必然現象，依靠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和經濟發展是必然的選擇。誰自覺，誰就搶得先機，取得主動。

據我觀察，這些年在土地出讓收入下行和土地財政退潮的情況下，杭州通過“精準供地維持市場平衡 + 數據要素與未來產業培育新稅源 + 數智財政提升資金效能”三重路徑，為地方財政轉型提供了范本。其本質是將財政可持續性錨定在“人的集聚”與“產業增值”之上。

財政的根基已從“土地資本化”逐漸轉向“創新資本化”。未來，隨著房產稅、數據資產交易等制度的突破，我希望杭州能成為全國首個擺脫土地依賴的萬億級城市。

▍關愛人才，首先要善待所有人

南方人物周刊：2025年7月1日，杭州正式實施新的居住證積分落戶政策，積分落戶的計分標準進一步放寬。有觀點認為，人口流動的趨勢將越來越成為評估城市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對城市而言，“拆”落戶門檻的門檻體現在哪些方面？如何才能引得來、留得下、用得好，本質上考驗的是什么？

周國輝：一個城市主要是通過產業來吸納人口的，人口結構會影響產業層次。我們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并提高人口的科學素質，讓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有安全感、有發展提升空間、有幸福感，是最有效管用的方法。

南方人物周刊：地方在吸引人口的策略方面可能會出現哪些誤區？

周國輝：在推動人口引進時，一些城市會過度依賴短期經濟刺激。單純通過高額的落戶補貼、購房補貼及現金獎勵等，確實能帶來一波人口流入，但如果缺乏對產業基礎、就業機會、公共服務等長期競爭力的投入，吸引來的可能更多是一些“落戶套利者”，而非真正扎根的人才或勞動力。一旦財政支持無法持續或補貼政策變動，之前吸引來的人口很可能迅速流失，導致人口留存率低。

也有部分城市會盲目追求碩士、博士等高學歷人才的引進，而忽視技術工人、服務業從業者以及青年勞動力等多層次人口結構的建設。這不僅可能導致人才結構與本地產業需求脫節，還可能因高端人才集中涌入，推高當地的生活成本，進一步擠壓基礎服務業群體的生存空間。我歷來反對所謂“低端人口”與“高端人口”的劃分方法。城市關愛人才，首先要善待所有人。

還有的城市重“引進”而輕“留存”，即只關注如何吸引新人口，未同步改善本地居民的民生問題（如教育、醫療、交通擁堵等），或未能建立有效的機制促進新老居民的融合。這種做法容易引發本地居民不滿，產生社會矛盾。

此外，城市也要警惕在缺乏產業支撐的情況下盲目引進人口。若忽視產業與人口的匹配度，就可能導致就業崗位不足，或者引進的人才類型與本地主導產業或發展規劃不匹配，導致人才來了，卻“英雄無用武之地”。

最后，我們不同城市在人才引進上也應避免同質化。過度依賴補貼和放寬落戶等政策是許多城市的慣常做法，但正如我們說過的，這種方式難以長期保持吸引力。相比之下，結合城市自身在自然環境、文化特色和產業優勢等方面的獨特稟賦，打造具有差異化的吸引力，才能更好地吸引并留住那些符合城市發展需求的人才。

本文轉自《南方人物周刊》，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