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鶴子與“慰安婦”爭議

2021年上野千鶴子因此前的一次演講在國內出圈，由于觀點鮮明、論述平易，引起很多人的共鳴，近一兩年，與她的聲名相伴的是她流傳開的還有某些爭議性言論，這些言論一開始只是在男權主義者的圈子里面傳播，試圖證明她歪曲洗白慰安婦制度，甚至為軍國主義招魂。

但是這些描述都存在著非常明顯的斷章取義、拼湊歪曲，似乎只是為了在道德和聲譽上打倒這位新女權偶像。而這種斷章取義卑劣地裹挾和利用了中國人對于歷史的敏感，變成男權狗哨的一個工具。這種對歷史的簡化和工具化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背叛和遺忘。

“慰安婦”問題是日本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強征中國、朝鮮、臺灣以及東南亞多國女性充當性奴隸的嚴重戰爭罪行，這段歷史在戰后長期處于沉默和被掩蓋的狀態。

1991年，韓國受害者金學順最先站出來以親身經歷指證日軍強征女性充當軍隊性奴隸的罪行并起訴日本政府。隨后一大批韓國女性加入指證行列。韓國政府確認的239名幸存者都留下了珍貴的口述資料，并被整理成《被日軍強征的朝鮮“慰安婦”》等多種證言集出版。慰安婦問題得以揭露，開始逐步進入公眾視野，并引發了持續至今的國際爭議。

上野千鶴子顯然是承認日本的慰安婦罪行的，她認為這一制度是戰爭暴力、父權控制與國家動員的共同結果，對女性實施系統性持續性的性暴力，日本政府應該承擔歷史責任，并應提供正式道歉與賠償。

同時在女性主義的問題意識和視角下，她也指出，這些女性的經歷是復雜、多元的，不應該淹沒于單一的、民族主義的敘事，反對各國政府用民族主義的受害者敘事架空個體的真實經驗。

那些斬釘截鐵地說上野為軍國主義招魂的人，只是想通過對她言行和人格道德的指控，降低她的可信度。任何素材都可以成為對網上的女性主義思潮抱著頑固反對態度的人的一個借口。

她在日本軍國主義和慰安婦問題上的立場跟她的女性主義立場大體上是自洽和一致的。但是為了更好了解上野的原意和相關的爭議，還需要更多一些梳理，我們無權采取一種居高臨下的絕對正確的視角，作為受害國的記憶繼承者，更需要盡量避免先入為主的偏見。

以下是對上野相關爭議言論的初步梳理。

1、士兵和慰安婦的“同志關系”？

隨著慰安婦問題的揭露，日本政府在1993年承認軍方參與慰安所設置，在各方面壓力下，1995年，在日本政府支持下成立了“亞洲婦女基金會”（又稱國民基金），旨在通過民間募捐籌集資金，向“慰安婦”制度受害者提供撫慰金，并附帶時任首相道歉信。

2003年，上野千鶴子就慰安婦和國民基金事宜采訪過在東南亞戰場擔任過文職人員以及基金會的組織者之一鶴見俊輔。兩人的對話收錄于《戰爭留下了什么》。

1965年日本和韓國簽訂《日韓基本條約》，賠償問題被政府視為已經“解決，作為戰后比較有良知的左翼知識分子，鶴見深知，讓日本政府進行直接的國家賠償和法律認罪難如登天。日本政府在戰后體制和國際格局下幾乎不可能以“國家賠償”形式承認責任。鶴見俊輔參與的初衷是在政府僵硬的框架內，使其能多少為受害者爭取一些現實利益。

但是基金會的運作方式更近于民間的人道主義撫恤，而舍棄了日本的國家法律責任，因此被視為一種規避責任的政治操作，而非真正的賠償與和解，該基金會從成立之初就伴隨巨大爭議，最終遭到大部分受害者強烈的抵制而不了了之。

ABOUT AUTUMN

《戰爭留下了什么——戰后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

在對談中，上野對于“國民基金”轉嫁責任給民間與個體的做法顯然是不滿的，也對鶴見發起了尖銳提問，可見其在國民基金和慰安婦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和態度，與所謂幫日本政府逃避罪責、洗白慰安婦之類的低級謠言截然相反。

在這個對談錄中也涉及到“慰安婦”和日本士兵可能的“感情”問題。鶴見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認為離鄉背井、對戰爭幻滅和絕望的日本青年與慰安所的女性在艱難處境中可能存在某種“同志關系”甚至“愛”，但上野則從受害者的角度指出這種“愛”即便可能，也是建立在非常特殊的情景與極度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之上的（幸存者證詞表明這種情況確實客觀存在）

當然，后來上野在其他場合用這種極端的“愛”舉例，例如《始于極限：女性主義往復書簡》。

《始于極限》，上野千鶴子

以及2004年與中國婦女研究學者李小江的對談《歷史中“人”在哪里 上野千鶴子vs李小江》。

盡管在見證過他們制造的滔天罪惡后，我們無法接受日本士兵和平民都是被軍國主義洗腦的受害者的模糊說法，這種說法試圖用一個看似公允的框架，將加害者與受害者混為一談，本質上是對歷史責任的逃避和扭曲，強調女性的“主體性”即使在最壓迫環境下也未完全消失：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確實必須承認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各不相同的個體，有自己的生命經驗和感受，有自己的主體性。而者就意味著，這些日本士兵在結構下是有更多選擇的呀。那樣的溫情和愛的讓歷史中的苦難變得鮮活、荒謬、詭異、殘忍。

因為這更顯示出在更完整的結構性處境中，許許多多的日本士兵的人性被徹底剝去，變成軍國主義戰爭機器的一環。侵略戰爭難以維持軍紀和士氣，慰安所是為了維持軍國主義而創造的生命政治裝置，女性被強行剝奪自由，成了某種軍需物資，對士兵的性暴力進行系統性滿足和引導。這種制度鼓勵執行征服和殺戮任務的士兵蹂躪為其安排的性奴隸，從中索取享樂、溫情和撫慰，那種奇異的“愛”也是這個結構其中必然的產物。因此可以理解的是，“愛”也不是上野暗示的那樣是某種顛覆民族敘事的縫隙和例外而是其運作的日常，這種“愛”也沒有讓士兵走向質疑軍國主義與聯合反抗，而可能帶來更深的服從。

軍國主義洗腦，這個說法好像僅僅是錯誤思想的灌輸，但實際上它直接的結果是對中國人的侵略和暴行。它意味著對外侵略成為國家的最高目標，通過長期宣傳教化丑化中國人，灌輸種族優越論，使得“老實的”日本士兵對中國人充滿仇恨蔑視。

軍官故意縱容暴行從而強化士兵的作戰意志，在軍隊內部是森嚴的等級和絕對服從以及嚴酷的體罰。士兵就是從軍隊中，從長官和老兵那里學會了如何不把中國人當人。這套體系成功地將日軍打造成了一臺高效、冷酷、脫離文明社會規范的戰爭機器。日軍士兵在戰場上將壓抑轉化為對外的極端殘忍，虐殺俘虜、屠殺平民。軍隊系統不僅默許，更是有組織地實施了無數反人類暴行。

的確，日本士兵們也有自己獨特的生命史和個體敘事視角，需要認可士兵存在作為“人”的主體性和獨特性，才能看到從普通人變成加害者被軍國主義體制所異化和摧毀的歷程，從而從不同角度啟發、警醒后世。

然而必須強調的是，很大比例的士兵和軍官在戰爭結束后也毫無悔意，戰后順利過上“正常生活”，因為二戰后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沒有被徹底清算，而是出于各種原因被保留和掩蓋并流毒至今。這種罪惡過于強烈殘酷，而又被戰后日本保守勢力以及美日聯盟的反共意識形態掩蓋，時至今日，歷史正義仍有待充分伸張。

2、上野千鶴子是否指責張純如用南京“把廣島從金字塔的頂端拉下來”

這句話來自《民族主義與性別》英文版第四章第二篇《作為一種象征的廣島》：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這些十萬或二十萬的傷亡數字背后存在著政治動態的博弈。例如，作家張純如（1997年）在其著作中主張南京大屠殺（即南京暴行）的遇難者人數達三十萬。張純如堅持這一數字確有她的考量——該數字超越了廣島原子彈爆炸二十萬遇難者的統計，從而使南京大屠殺成為一場超越廣島悲劇的浩劫。這種對苦難程度的競爭可被稱為"受害者金字塔"的構建，而張純如的意圖正是要將廣島從金字塔頂端的位置上取代。”

原文：

I might add here that political dynamics are at work in these figures of 100,000 or 200,000 casualties. For example, the writer Iris Chang (1997) claims that there were 300,000 casualties in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Nanking massacre). Iris Chang has good reason for standing by this figure as it surpasses the figure of 200,000 for Hiroshima. Thus, the Nanking Massacre emerges here is a tragedy that surpasses Hiroshima. This competition over suffering can be called a

pyramid of victimhood

, and Iris Chang

s intent here is to knock Hiroshima from the top of the apex.

這段話關于南京大屠殺和張純如的論述近期招致很多批評。根據上下文語境，這里上野要論證的是二戰的集體敘事和記憶是被人為尤其是國家力量構建出來的。——關于哪些事件哪些苦難應該被銘記和宣傳，是國家精心挑選，用來塑造國民認同和爭奪國際話語權。

《民族主義與性別》第四章第二節：

作為象征的廣島

——戰后日本受害者形象的建構

作為象征的廣島

這一表述，自然是指廣島作為戰敗的象征。雖然將廣島視為象征可能令某些人感到不適——尤其是那些視廣島經歷為獨特存在者。但試問：在德國可曾存在與之相當的戰敗象征？通過對比，日德兩國差異立現。毫無疑問，德國的戰敗象征是奧斯維辛。因此，戰后德國的自我認知只能從加害者身份出發，而日本卻能夠以廣島為象征，將自身遭受的苦難作為敘事基點，從而構建起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身份。

一億總懺悔

：責任真空體系

這種自我受害者化的建構背后，隱藏著以

一億總懺悔

（當時全體國民的集體懺悔）為標志的責任豁免體系。當然，論及戰爭責任時，天皇與平民的責任不可等量齊觀；甲級、乙級、丙級戰犯與最低等士兵的責任亦有區別；戰時被剝奪選舉權的女性與男性的責任更是截然不同。對公民而言，選舉權是

權利之權利

，即獲得權利的權利，簡言之乃是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極端而言，未曾享有此權的女性本不應承擔戰爭責任。盡管如此，戰后日本仍以

一億總懺悔

為出發點。當所有人都需要懺悔時，實則意味著無人需要承擔責任。從某種意義上看，從天皇到平民均被免除了戰爭責任，而東京審判則為此蓋上了橡皮圖章。

新型炸彈

的沖擊

所謂廣島原子彈終結戰爭之說實屬歷史謬誤。戰爭末期，天皇與軍部雖清楚知悉新型炸彈在廣島造成的災難性后果，但御前會議的記錄明確顯示：無論是天皇還是大本營都未曾因此作出終戰決定。即便長崎再遭核爆后，當局仍未決心停戰。歷史事實表明，天皇與軍部是在蘇聯參戰后才接受無條件投降。故從歷史維度而言，所謂天皇因新型炸彈決定終戰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

對空襲正當化的論證

關于這種

“新型炸彈”——原子彈的殘酷性，人們已經談論得很多。那么，對東京的空襲又如何呢？東京市民也許會想，為什么人們總是談論廣島，卻無視東京空襲的受害者。從平民的受害程度來看，沖繩地面戰造成了包括軍人在內共計

20

萬人的死難。廣島原子彈爆炸造成了最初

10

萬人以及后來共計超過

20

萬人的死難。據說，東京大空襲也造成了超過

10

萬人的死難。因此，其受害程度超過了廣島原子彈爆炸最初造成的

10

萬人規模的死難。與海灣戰爭中所謂的“精確轟炸”不同，地毯式轟炸不僅僅摧毀軍事設施，它還無疑是對平民的直接攻擊，旨在摧毀市民的生命線和生計。在強調這種新型炸彈帶來的傷亡時，人們往往忽略了非核空中攻擊的野蠻性。

在這里我還想補充一點，在這些

10

萬或

20

萬的傷亡數字背后，政治動力在起作用。例如，作家張純如（

1997

）聲稱，“南京大屠殺”（南京大虐殺）的死亡人數是

30

萬。張純如堅持這一數字有充分的理由，因為它超過了廣島原子彈爆炸的

20

萬死亡人數。這樣一來，南京大屠殺就成了一場超過廣島悲劇的災難。這種對痛苦的競爭可以被稱為“受害金字塔”，而張純如的意圖是將廣島從金字塔頂端踢開。

即使在當時，攻擊非戰斗人員也是國際法規定的戰爭罪行。雖然反對意見認為原子彈無法區分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但針對非戰斗人員的攻擊真的可以說是不正當的嗎？我們在這里遇到的問題在于，現代戰爭是總體戰，伴隨著總動員體制。平民有責任配合國家執行戰爭這一最大的事業。因此，在總體戰期間，有充分的理由攻擊非戰斗人員。

盡管風格上作者敘述風格相對中立，但也可以看到，上野指出了：1、日本政府刻意通過廣島強化日本受害者的形象；2、從天皇到平民，尤其是沒選舉權的女性，他們的戰爭責任各不相同，但是由于要求所有人懺悔，導致所有人都被免除了戰爭責任（這段論述我不認同）；3、廣島的原子彈爆炸不具有多么強的特殊意義。

總體來看，關于張純如的論述更多是為了論證，存在這么對記憶象征和歷史敘事權的爭奪，雖然我也不認同這段論述的預設——爭奪顯然是存在的，但理據也是充分的，姑息退讓而不去捍衛歷史的真實才是天理難容，但是上野的這些論述放在純學術語境里問題不大，不能簡單等同于所謂的攻擊、污蔑。

為什么上野要突出敘事權的問題呢？主要還是為了表明“慰安婦”所承受的多元壓迫，而民族敘事具有壓制性，與之相對立的是個體敘事以及性別敘事。身處現代意識形態話語下的我們需要能對其進行拆解，這個論點是沒問題的，但是也要警惕在具體的論述中收束為消解正義的現實性的相對主義。

實際上，《民族主義與性別》嘗試尋求超越民族國家的女性主義，在堅持慰安婦作為受害者主體視角及其承受的多重結構性壓迫的同時，確實有很多地方是容易引起誤解和爭議的，“在兩種父權體制的對抗中，強奸常被用作象征性武器。”——但是作者沒有提到最起碼的差異，在那個具體時空里，一個是把女性作為禮物贈予士兵的法西斯主義父權制，一個是遭受前者殘酷侵略的傳統農耕社會的封建父權制。

作者的這些表述或許不止于“戰爭來臨的時候女性受傷害最大”的樸素認知，更強調了慰安婦首先是父權制邏輯的受害者，只是從一個魔窟掉進另一個更大的魔窟，或許還暗示了“戰爭只是男性的游戲，女性是純粹的受害者”，無論是十四年抗戰還是其他戰爭。當然，可以有也必然會有這樣的觀點和視角。

《民族主義與性別》第二章第二節：民族恥辱的父權范式

歷史上不乏先例表明，在兩種父權體制的對抗中，強奸常被用作象征性武器。此間存在一種父權邏輯：它認定女性的性歸屬權是男性最根本的權利與財產，任何對此的侵犯不僅構成對女性自身的侮辱，最終更會轉化為對其所屬男性群體的終極羞辱。

早在

1937

年南京大屠殺之前，日軍對中國婦女的性暴行便已頻繁發生——而南京大屠殺本身正是慰安婦制度的直接催化劑。因其間大規模性暴行的存在，該事件亦被稱為

南京強奸事件

。據報道，日軍對中國女性的凌辱意外激起了中國男性

超乎想象的強烈反日情緒

。正如預料的那樣，他們自然將這些暴行視為對自身男子氣概的終極褻瀆。即便在慰安所設立后，日軍在占領區的性暴力仍未停止，這充分體現了將女性視為

戰爭戰利品

的父權邏輯。

對性暴力的自我認知，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女性確立了自身作為性主體自決的身份認同。這種認知帶來主體能動性的覺醒

——它使人意識到，與性相關的決定權（直言之，與自身身體相關的決定權）應歸屬于個體本身，而非父親或丈夫的父權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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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帝國的慰安婦》與樸裕河

給韓國學者樸裕河作品《帝國的慰安婦》背書是上野的另一個爭議點。東亞各國的歷史恩怨很深，而要追問東亞的前途和未來，不可避免的還是要回溯歷史，尤其是日本帝國侵略史。這本書也是試圖通過歷史觀重構來探討東亞和解的可能性。

上野的《民族主義與性別》嘗試尋求超越民族國家的女性主義，而《帝國的慰安婦》則順著這個研究思路將前者的理論應用到朝鮮的慰安婦問題上。

這本書根據一些史料和證言，認為朝鮮存在“純潔少女被強迫變成慰安婦”的傳統敘事，而這個形象是一種虛構，慰安婦中有的是被欺騙的，還有的是在日本帝國殖民下“自愿”加入的。“純潔少女”作為完美受害者的形象是一種刻意美化，排斥了其他女性的真實經驗。這種單一的加害者-受害者敘事無助于東亞的歷史和解，需要把“慰安婦”問題放在一個更真實、多元的框架中理解。

如果只放在民族主義框架下討論，受害女性獨特經驗會被“民族創傷”的宏大敘事所吞沒。上野對樸裕河的支持，大概也是因為覺得后者的研究方向能讓人們關注慰安婦真實具體的經驗，讓民族主義主導的敘事有所松動，摸索一種“相互理解”的可能。

當然，從結果來看，這本書是相當失敗的，重構記憶、淡化仇恨有利于朝韓和解這個前提就是很有問題的，對受害者內部的差異的強調在最終效果上也是背離寫作初衷的。而且作者選取了少量符合自己論述的證言來印證自己的結論，客觀上傷害了幸存者的情感，也可能被右翼用于淡化戰爭罪責。

4、“我無法斷言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就是正確的。”

這句話同樣來自《民族主義與性別》，第三章第八節，《超越民族國家》。

以下為機翻：

ABOUT AUTUMN

另一個經常被提及的插曲，即上野看到日本年輕人因日本政府制造了“慰安婦”罪行而道歉，則來自這一節的其余部分。

1996年12月，東京大學教育學部的學生們舉辦了“聽‘慰安婦’證言”的活動。這些證言被整理成一本宣傳冊，其中收錄了一名20多歲女性的如下感想。

“以前，上野千鶴子曾說過，不要將個人與國家、日本政府混為一談，受她的影響，我自己一直在逃避。上野女士所說的是，突然日本政府在年輕人的推動下，匆忙開始就慰安婦問題道歉，這是一種可怕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在認識并接受日本政府所做之事時，要注意避免將國家與個人混為一談。我當時在心里想著“是啊，也只能這樣小心翼翼的態度了”，就把這事擱置一邊了。我不想去觸及這個問題，只是一味地逃避罷了。我深切地感受到必須要學習歷史，開始自己的行動了。”

上野千鶴子則認為這種想法依然是不對的，她說：

“遇到這樣的

“感想”，可能有人會認為，主張不要將個人與國家同一化，就成了免除加害國民責任的證明。這位 “二十多歲女性” 的 “感想” 所介紹的事例如下：日本的年輕人訪問韓國，在訪問活動中，有聽取戰時被強制擄走的男性以及被迫成為 “慰安婦” 的女性的經歷的環節。

我在電視上看到了相關節目，在會場中，有體格健壯的日本年輕人站起來，突然號哭著說：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過那樣的事啊，請原諒我。”

大概這是出于

“純粹的善意” 而做出的天真的反應吧，圍繞著這位年輕人天真的反應的這一 “感人的小插曲”，他如此輕易地將國家與自己進行同一化的天真之處，讓我感到恐懼。

他所感受到的那種

“痛苦” 的表達，有必要找到除了與國家同一化之外的其他途徑來展現。

再介紹一個事例吧。有一位社會課教師在課堂討論中提及

“慰安婦” 問題時，面向班里的在日韓國女學生，要求全班同學 “你們在這里向她道歉”。而這位在日韓國女學生將這一令她困惑的經歷進行了匯報，她直率的反應是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問題啊”。這位教師無疑是一位 “有良知的教師”。這些事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例證了

個人與國民國家同一化的陷阱

。”

在這里，上野嘗試消解關于民族的宏大敘事，因為民族主義只能做到不完美的正義。前面是一段關于歷史罪責主體的討論。歷史責任的主體究竟是誰？上野認為，無論指認這個主體是抽象的民族、國家或者具體的個人，都會面臨困難，都有模糊罪責的危險。

那么，是不是可以說，在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與防御性的民族主義之間，在軍國主義日本與受其侵略的民族的民族之間，存在著一條較為清晰的界限呢？上野這時候沒有再停留在東亞的歷史語境，她說，被壓迫的民族的民族主義也不見得是正確的。“我們在民族主義中通過將自己與民族進行同一化，構建出了 “我們” 和 “他們”，但這種集體同一化，無論是強者的民族主義還是弱者的民族主義的情況，都像陷阱一樣在等著我們。”

接下來，上野就在論證，這種個人和集體的同一化是有問題的。比如說，在慰安婦問題上，作為日本人應該如何反應呢？共情慰安婦的人來自各個國家，是超越具體民族的。尤其是作為女性，也就是說這也是父權制對女性的系統性犯罪的一部分，性別是比民族界限更普遍更超越，個體的感受比民族的宏大敘事要更真實——這下不得不“超越民族國家”了。

最后，上野再次舉例論述個人與國家同一化的問題——全班被老師要求向一個在日韓國女學生道歉。另一個例子，日本年輕人在了解到慰安婦受害者的悲慘人生后哭著道歉。上野的看法大概是，把自己等同于日本人，繼而等同于犯了罪的日本軍國主義政府以及軍人，這是不對的，是一種無意識行為，一種未經反思的、強制性的集體認同，它錯誤地將歷史罪責內化為個人道德負擔。

單看這一節，上野的論證明顯有錯位和跳躍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是非常不嚴謹的，經常是在用很多弱論據堆砌一個強論點或者強暗示。比如，上野表示，單靠基于民族主義框架的追責是不夠的，但她的論證在另一個地方就可能跳躍到任何基于民族主義的追責意識都是成問題的。

但是細看為什么“個人不應該跟國家同一化”的問題，其實又并沒有給出有力的論述——除了表示民族和革命運動內部也有差異、矛盾、斷裂、壓迫（但是，真的會有某個一勞永逸的完美無暇的烏托邦等著你加入嗎？）。

這可能會讓讀者疑惑，難道誰說民族主義就一定是完美無暇的嗎，這些簡單的常識性、事實性的結論，難道讀者不知道，或者作者真的假設讀者不知道，或者因為不夠深刻而共享某種智識上的污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從九一八開始在華的數十萬日本婦女既是受害者也是日本侵華的被動參與者、幫兇和獲益者，但顯然也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認為父權制加軍國主義下，是女性在壓迫男性。尋求多元的個人的敘事角度，總不可能拋開日本法西斯軍隊對中國的侵略，中國進行自衛戰爭這個最大的事實吧。

上野看來，民族和個人是對立的，從方法論上，個體經驗更能通向真實，而超越個體的宏大敘事總是顯得可疑，尤其是民族主義。那么，超越民族主義的和解必定要建立在對民族主義的拒斥上嗎？

歷史創傷是民族記憶的核心，是基于面對外部強敵，或作為帝國主義的受害者等否定性的面向確認自己共同身份的。對于亞洲很多國家來說，這個敵人就包括日本帝國主義。

一個現代人將會有多重身份，民族身份僅僅是個體的多重身份之一，民族國家（nation）并不是完美的，民族內部當然也會存在各種矛盾，也必定存在壓制。但是這并不沖突。民族主義意味著在人類的集團化競爭中，一群人可以團結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最大化單位，是現代世界的一個基本構成，民族共同體無非是許多人命運的集合，它當然不是人類的終極理想，而且內部必定存在地域、階級、性別等矛盾和斗爭，但是它最起碼可以決定自己如何走向更好方向，也可以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

如上野所說，日本人的身份是共情慰安婦苦難的障礙嗎？顯然不是，慰安婦的不幸能夠讓世界各地的人們共情，這份苦難記憶屬于全人類，上野作為日本人、作為女性也完全可以加入其中，譴責日本軍國主義，譴責父權制邏輯，無論如何不必覺得是針對她的。

在不同民族中，由于父權制的存在，即便是弱國的獨立運動也會存在壓迫女性的現象。通過對民族的解構，慰安婦受害者承受的壓迫的交叉性，就可能轉化為成一邊徹底壓倒、否定另一邊——性別壓迫大于所謂“民族壓迫”，但歷史上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是和婦女解放是緊密相關的呀。似乎在上野看來，弱者的反抗總是不夠正義的，因為這里可能存在對于更弱者的壓迫，可能存在暴力，但是這個邏輯不也正是通向徹底消解責任、消解反抗的虛無主義嗎？

日本由國家對被侵略國女性實施的反人類犯罪，這背后自然是由父權制邏輯，而且在普遍的意義上，父權制也在傷害女性，顯然，這兩者的界限不應該模糊，因為這種模糊會淡化真實而特定的歷史罪行。一個不容忽略的背景是日本今天仍存在很強大的新右翼力量，反對政府承認參與并道歉，抹黑和否認慰安婦證詞。

在歷史解釋問題上，日本左翼的陣地日益局限于學術領域，右翼相對而言具有更廣泛的大眾傳播度，民眾需要自豪感和自我認同，右翼順勢提供更簡單直接的民族主義的敘事，改寫公共記憶，然而，在別國天然正當的民族敘事，在日本恰恰是應該否定和拋棄的，或者說，日本的民族主義需要建立在新的歷史記憶之上。左翼似乎是跟民族主義保持距離的，卻也沒能提供另一套不同的敘事，反而嫁接了自由主義的魂，并自我閹割，限制自身的傳播基礎。于是注定要進入大家各自分工，合理共存，相安無事的豬圈生態。

上野千鶴子從女權主義的視角研究慰安婦問題也不是什么罕見的路徑，看起來確實有點擰巴和投機性，修辭痕跡較為明顯，但絕不能等同于很多人口中的招魂和洗白，也是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的。從這些論述也可以看到上野的立場更傾向于對結構進行拆解和歸咎，而將主動權和無罪感交給個體，這也適應了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個人主義邏輯以及更原子化的生存狀態。

性別矛盾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是相互獨立的，也是相互關聯的，因為是更大的結構和系統生產的。互聯網上激進女權堅持性別敘事，反對任何宏大視角，無視系統性危機的累積，傳播自我孤島化的生存和博弈策略，男權主義把女權主義者作為假想敵，渲染女權主義的丑惡，不承認性別壓迫的存在以及性別話語的獨立性，且不說這兩種情況都帶有法西斯主義的色彩，但也都不相信大寫的正義，都踩在保守主義的節奏上。

女性主義作為一項解放事業、一個矛盾不斷運動的過程，必定會有自我獨立的取向，堅持獨立的女性主義的視角確實是必要的。而在慰安婦和日本歷史問題上，真正的女性主義難道不是推動對歷史殘渣的徹底清算和制度變革嗎，對日本來說，相比追求捂著矛盾的和解，更偏執和徹底的改寫更符合超越民族主義的女性主義吧。

我們都知道，日本二戰后至今的政治狀態和文化心態是美歐統治階層刻意維持的，作為對抗共產主義的馬前卒，無論左翼還是右翼，都可以看作是統治結構掌握其能閱讀的人口的文化工具，無論是上野所區分的個體敘事還是民族敘事都還是服務于結構的維持。

從上野的書中讀出性別敘事和民族敘事、階級敘事的對立是很正常的。上野多次提到參加左翼運動中的經歷，她發現這些運動中依然存在女性被歧視的現象，也會要求其成員，女性會被要求為了“大局”而犧牲自我。性別壓迫是持續性的、日常的、跨民族的，所有民族的女性都可能遭受父權制的壓迫。

《始于極限》，上野千鶴子

因此，從性別視角構建一種超越民族對立的、跨國界的女性團結，自然是比民族主義敘事更具解放性、“超越民族國家”的出路。但是這種跨越幾乎沒有任何現實的出b jv v口，最終 自然而然地收束到利己主義。所有進步方案和宏大敘事都不可信任時，退守到個體和性別身份就成為了一種最可靠的選擇。批判結構是為了將其懸置和無視，所以當她提出應該追求一個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社會時，難免會被人歪曲為鼓勵人們自認為弱者。

如果僅僅是為了作為一種劃分標準，用性別取代民族就更具超越性嗎？當人們發現區隔難以打破，當人們覺得沒必要進行艱難的求索與自我突破，就會選擇回到一個更舒適的基于自然身份的空間，人們不再相信我們能超越過去的缺陷前行，不再相信歷史在活生生地展開，不再相信可能創造出新的選項，就會把利己主義作為最安全的堡壘，此時的激進就可能變成保守的極端化。

當然，在世界性的革命退潮年代還能堅持女性主義總歸是某種樂觀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