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對毛主席直言不諱的封疆大吏，他有何膽識？

1956年，毛主席與江渭清親切交談

作者：周志興

01

之前講過幾個省委書記，李井泉、周小舟、吳芝圃、曾希圣等。清代以前，這叫做封疆大吏，權勢熏天。就是在1949年之后，也是個頂個的人物，因為他們是從戰場上殺出來的。也許他們都有缺陷，或者有很多缺陷，但不能否認他們都是個性鮮明的人。

今天說江渭清。

我這個江蘇人，并不認識這位當過十三年江蘇父母官的人。我聽說這個名字最多的時候，是在與著名歷史學家高教授的交流中。很多年前，我編輯一本雜志《領導者》，高教授是這本雜志的作者，他給了我一篇稿子，題為《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江渭清如何在毛澤東和劉少奇這兩位領袖身邊騰挪。

騰挪，按照詞典解釋，就是移動或挪借，這不僅需要膽量，還需要智慧。

據我觀察，那一代封疆大吏中，江渭清是有智慧的人。

江渭清是湖南平江人，1910年11月出生。這個地方是湖南排名第一的將軍縣，出了很多將軍。1955年第一次評定軍銜時，有蘇振華、傅秋濤、鐘期光3位上將，張震、劉志堅等11位中將，還有38位少將。

江渭清雖是湖南人，卻長期在江南工作。抗日戰爭時，他擔任新四軍十八旅旅長、十六旅政委和蘇南區黨委書記，率部在高淳、當涂、溧水邊界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戰爭年代，江渭清曾負傷八次。

1954年，江渭清擔任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1956年起，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江蘇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

從新四軍這段歷史來看，江渭清應與劉少奇更熟悉一些，因為劉少奇當過新四軍政委。但從情感上說，他或許與毛澤東更近一些，因為同為湖南老鄉，而且江渭清與譚震林關系密切。解放戰爭時，譚震林任華東野戰軍副政委兼第六師師長，江渭清為第六師政委。而譚震林與毛澤東關系非同一般，他是第一批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的人，毛澤東對這批人非常信任。

1952年至1954年，譚震林實際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的日常工作，是華東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

因為這種關系，江渭清也與毛澤東親近了許多。正因如此親近，江渭清會緊跟毛澤東的部署，但有時候也敢于提出不同意見。親近也是膽量的來源。

例如1957年的反右運動，江渭清敢于對領袖提出不同意見。

1957年7月上旬，毛澤東來到南京，在與江渭清談話時曾大怒。

據江渭清回憶：

毛澤東問：“你們江蘇省委書記、常委里有沒有右派？為什么不反？”

江渭清回答：“主席啊！哪個人沒有幾句錯話呢？您老人家說過，十句話有九句講對，就打90分；八句話講對，就打80分……”

毛澤東大概沒料到這樣的回答，頓時生氣起來，他拍著沙發邊的茶幾，說：“你到底反不反右派！”

江渭清回憶，當時他是這樣應對毛澤東的：

“要反右可以，請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調開，另派人來。您先撤了我，讓別人來反。”

聽到江渭清如此表態，毛澤東反倒似乎消了氣，說：“那好嘛，你就不要反嘛！”他還說：“渭清啊！你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江渭清回答：“主席啊！我舍得一身剮，是要為您老人家護駕。”

這不像領袖與下屬的對話，倒有點像熟透了的老朋友之間的交談，毫無顧忌。

那時的毛澤東，一方面一言九鼎、不容反駁，但有時候也有納諫的“雅量”。當然，關鍵在于誰進諫、涉及的問題以及進諫的態度。

02

說到“雅量”這個詞，我想起了當年毛澤東與老朋友梁漱溟的一段往事，他們的對話也提到了這個詞。

1938年，梁漱溟以國民參政員身份前往延安，與毛澤東見面。毛澤東第一句話說：“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不知道您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學，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的圖書管理員，您常來楊懷中（楊昌濟）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大門。后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女婿。”

1953年9月，在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作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后，梁漱溟發表了一個發言，主要說農民生活太苦，責備政府建設似乎無計劃。

這個發言惹惱了毛澤東。

在批判梁漱溟時，毛澤東多次插話，分量很重，大意是：“人家都說你是好人，我看你是偽君子。”還有一次說：“你不是用刀殺人，而是用筆殺人。”又說：“對你不只是這一次不開除你的政協委員，下次政協仍將有你，為什么？因為社會上一部分人還受你迷惑。”

面對毛澤東，梁漱溟也沒有示弱。他要求發言：“今天不給我充分的時間是不公平的，我想共產黨總不會如此。我希望領導黨以及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給我一個機會。同時我也表明，我想考驗一下領導黨，看看毛澤東，毛主席有無雅量？我要的雅量是什么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后，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我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澤東插話：“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

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去對您的尊敬。”

毛澤東插話：“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

梁漱溟說：“這一點倒無關緊要。”

說毛澤東有雅量，他卻聽不得尖銳的批評，哪怕是老朋友；說他沒有雅量，他卻能保留梁漱溟政協委員的待遇。

所以，“雅量”這個詞也很復雜。

03

回過頭說江渭清，他敢于直言，但領袖本來就喜歡他，加上他是為了保護下屬，且以貼心老部下的身份說話，各種角色拿捏得恰到好處。

江渭清的直言也有智慧。

后來，毛澤東派出兩位“欽差大臣”——彭真和康生，分別坐鎮南京和蘇州，具體指導江蘇的反右運動。彭真與康生各負不同任務：彭真的使命是督導江蘇省委內部抓右派，康生則負責在江蘇文藝界抓右派。對于這兩位直接由毛澤東派出的中央大員，江渭清的反應也各不相同。

當時彭真在黨內地位很高，僅次于常委，近似黨的副書記。江渭清利用了這一看似中央對他不信任的機會，請求彭真在省委常委會上傳達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這是一石二鳥之計：一方面，他知道毛澤東對他信任，批評只是蜻蜓點水；另一方面，他讓班子成員知道，自己作為班長是在保護大家。

彭真不便明說，只是含混問道：“江蘇為什么不打右派？江蘇有沒有右派？”面對彭真的問題，江渭清回答：“有右派啊！不過我還沒發現。”

江蘇省委內部的反右運動，最后以批評幾個廳級領導干部的“右傾”而過關。在反右運動中，江蘇省委常委和各地市縣主要領導中沒有抓一個右派，這全仰仗江渭清的保護。這也說明，即使在黨內高壓氣氛濃厚的年代，省一級地方領導人在執行北京政策時，仍有一定的彈性活動空間。對這個空間寬嚴尺度的掌握，往往取決于第一把手的個人意愿和態度。

與江蘇情況形成對照的是，浙江省由江華任第一書記，將省長沙文漢及其妻陳修良（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長）雙雙打成右派；安徽省由曾希圣任第一書記，將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也打成右派。

反右斗爭中，江蘇全省抓了13349名右派，約占全國右派總數的2.4%，在全國比例很低，而在省、地、縣幾級主要領導中，一個右派也沒有抓。

盡管如此，四十年后，江渭清對此仍承擔了自己的責任，稱“一直內疚在心”。

在反右派和反右傾的高壓之下，江渭清確實注意保護下級。

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過程中，各地都在找彭德懷在本地的“代表人物”。柯慶施在廬山會議結束時，曾向江渭清提出要批評劉順元，暗示劉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實，這也是毛澤東的想法，因為毛澤東常去南京，接觸過劉順元。

劉順元是一位老資格的革命家。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他被派往被蘇軍占領的旅大，任副書記、第二書記。當時蘇軍橫行霸道，軍紀極差，強奸婦女、搶劫財物，蘇軍領導人則持大國沙文主義態度。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劉順元多次抵制蘇軍的惡劣行為。1947年9月17日，旅大蘇軍總司令宣布將劉順元“驅逐出境”，并給他扣上“反蘇”帽子。1948年8月，劉順元任濟南市委書記兼濟南警備區政委。斯大林得知劉順元仍擔任要職，十分不滿。1949年7月，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對他說：“你們中國有個劉順元，在旅大時對我們蘇聯很不友好，據說現在還得到你們的信任，我希望在今后的合作中不要再出現劉順元這樣的人。”

迫于斯大林的壓力，劉少奇回國后令劉順元寫了檢討，并降三級使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劉少奇找到劉順元，并于1954年9月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務書記。

劉順元是一個注重實際的人。其實，凡注重實際的人多多少少都有點“右”。劉順元也是如此。他感到從合作化到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工作中的問題越來越多，風氣越來越壞。他曾公開批評“三六九干部”和“風馬牛干部”。“三六九干部”指不干實事，只會在嘴上賣弄“三面紅旗”、“六億人民”、“九個指頭”，以勢壓人；“風馬牛干部”指見風使舵、吹牛拍馬。這些話傳到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那里，因此柯想批判劉順元。

江渭清沒有按柯慶施的意見辦。他向柯解釋：“要看通篇文章、報告講的是什么，不能憑一兩句話就說有什么問題。如果省委常委里有人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要批先批我，我是班長嘛！我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怎么會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呢？”就這樣應付過去了。

事情當然不會輕松過去，因為華東是領袖常去的地方。很快，江渭清又要面對領袖的視察，他該如何應對呢？

04

當年秋天，毛澤東乘坐專列路過南京，在列車上召見江渭清和省委其他負責人，并詢問了“反右傾”情況。江渭清向毛匯報說：我們有“右傾”思想，但沒有“分子”。譬如對1958年放農業“高產衛星”、“鋼鐵衛星”，我和其他常委同志都說過那是“吹牛”，但不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而是反對浮夸虛假。

作為一方諸侯，江渭清一定不會在各方面都和上面頂牛，但是，他還是講策略的，主要是有分寸感。

江渭清在重大政治問題上不會和中央對著干，他作為一個深諳政治生態學的地方大員，在政治驚濤駭浪中，逐漸練就了一套生存之道。

1959年廬山會議后，江蘇省有個別地區自發實行包產到戶，江渭清一發現，便立即予以禁止。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曾向全黨批轉江蘇省委《關于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

1961–1962年上半年，當包產到戶之風從江蘇鄰省安徽刮起后，江渭清按兵不動。1962年夏，安徽省在李葆華主持下，甄別了一批1957年的右派，江渭清還是觀望。當毛澤東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發起反擊時，很有資格充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左派角色的江渭清，卻無意去搶那頂左派桂冠。江渭清這種穩健、謹慎的從政性格，使他在1964—1965年新一波的政治風浪中再次站穩了腳跟。

比如說，1958年的大躍進，江渭清是參與的，但是沒有那么積極。

其實毛澤東也知道江渭清的分寸感。在知人善任方面，領袖很老到，他知道下面的幾個重臣各有幾斤幾兩。

在“大躍進”中，江蘇省放的各種“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經濟困難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這和江渭清的領導是分不開的。

但是，他該表的態也不含糊。

1958年5月5日，在北京召開全面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江渭清在這次會上代表江蘇省委作了發言，發言的題目是《政治掛帥，以生產為中心，帶動各項工作一道前進》，他著重介紹了江蘇的“躍進”形勢，說全省廣大干部、群眾已樹立起“要跳、敢跳、能跳”的躍進思想，以“苦干、實干、創造性地干”的精神，掀起了“大躍進”的熱潮。并列舉了當時的一些豪言壯語，諸如“政治掛了帥，生產飛上天”；“干部能下海，我們能擒龍”；還有一些新編的順口溜：“志氣比天高，干勁沖云霄；掏干大海水，切斷荒山腰；就用這股勁，實現四十條”等，借以說明江蘇人民勢如破竹、敢作敢為的精神。

5月8日，中共江蘇省委發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省范圍內大張旗鼓地開展一個學習和宣傳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運動。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閉幕，江渭清立即返回南京，馬上部署籌備召開江蘇省委三屆八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實現了“三大突破”：“一是大破了農業生產不能高速度發展的迷信，肯定了農業可以‘一翻再翻’；二是大破了辦工業的神秘觀念，地方工業可以自力更生大發展；三是大破了對科學技術和科學家、技術人員的迷信，地方也可以大辦科學研究和高等教育事業。”會議結束后，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鼓動大躍進的運動迅速在江蘇掀起。

在這樣一種“大呼隆”中，有人提出“人民公社應當有計劃有步驟地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剩余”、實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共產主義的“各取所需”相結合的原則進行分配，將社員自留地和私有林木、耕畜、大中型農具等統統收歸公社所有。全省組成了132個“民兵師”，農民實行了軍事化。在“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全省各地大辦公共食堂，農村絕大多數人都到食堂吃飯。有的地方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口號下，盲目蠻干到了離奇的程度，如“農田深耕”從幾尺到一兩尺，“試驗田”以白糖作肥料“奪高產”；密植“越密越好”發展到幾畝水稻移并在一起，以“并苗移栽”制造假“衛星”等等。

江蘇省的大躍進也是從興修水利開始的。江蘇省委要求實現“三年全省水利化”，在嚴寒刺骨的風雪中，數百萬群眾在全省各水利工地奮戰。民工往往每天勞動長達12—15個小時，甚至更多。1958年3月，分淮入沂，淮水北調工程開工，這是當時江蘇歷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在準軍事化的管理下，一年共挖掉34億土石方，如果包括農田水利部分，江蘇全年共完成43億土石方，相當于1957年的13倍，遠遠高于江渭清說的三億方。

但是，相比于其他省的大員，江渭清還是留有余地的。

當時，柯慶施提出了“吃飯不要錢”和“放開肚皮吃飯”的口號。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是江渭清的直接上司。但他覺得，這樣的口號明顯過頭了，所以，當中央分管農村工作的譚震林副總理來南京視察工作時，江渭清向他說：“譚政委，光放開肚皮吃飯，不搞生產也不行，還要加一句：鼓足干勁生產。”譚震林采納了江渭清的意見。后來的“放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生產”，就是他視察江蘇“大躍進”以后提出來的。

就拿當時各地都在搞的“大煉鋼鐵”來說，江渭清也還是有節制的，他的特點是，公開表態不含糊，私下里面對領袖說實話。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發表了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用最大的努力，為在1958年生產1070萬噸鋼，即比1957年產量535萬噸增加一倍而奮斗。”

江渭清在參加北戴河會議期間，于8月20日專門就大煉鋼鐵問題同省委通了電話，提出了三點意見，要求各地、市委立即認真研究，堅決貫徹執行：一是要把今年全省15萬噸鋼的任務，按18萬～20萬噸的要求來保證完成，只準超過，一斤也不能減少。二是今年只剩下四個月了，各級領導決不能向困難低頭，煉鋼所需要的煤、焦，要及時加以解決。三是各地、市委第一書記，有鋼鐵生產任務的縣委第一書記，都要親自抓鋼鐵生產，農業由其他書記或常委去抓。這就是所謂“鋼鐵元帥升帳”。大煉鋼鐵運動以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管理方式推動的。

北戴河會議一結束，江渭清就趕回南京，進一步部署鋼鐵工作。但是，他很快就發現，這是一項很難完成的任務，勞民傷財而且得不償失。

當時全省一度動員了將近700萬人煉鋼鐵，不僅有整勞力，而且有半勞力和未成年的孩子。國慶前夕，終于放出了日產生鐵10073噸、燒結鐵4000多噸的“高產衛星”，成為全國九個“萬噸省”之一。但如此不惜代價地“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江渭清算過一筆賬，1958年“大煉鋼鐵”中，全省高爐利用系數平均只有0.5左右，煉一噸鐵需耗煤五六噸至七八噸，煉出的鐵許多不合格，鋼大部分是土鋼，根本不能用。所建上萬座小高爐，只有個別的保留下來。直接經濟損失更是驚人。全省土法煉鋼煉鐵共計虧損1億4千多萬元，省里補助9千萬元，其余部分均由各地從地方財政中抽錢填補，這在當時都是天文數字。

1958年9月20日，毛澤東在張治中、羅瑞卿、曾希圣陪同下來南京視察“大躍進”形勢，江渭清到中山陵毛下榻的地方匯報工作。毛澤東在聽取匯報以后，指示他們要一手抓工業，一手抓農業，提醒他們不要因為大辦工業，放松了農業。同時，他又提出要江蘇搞100萬噸鐵，問江渭清能不能完成？ 江渭清說，搞不到這么多。事實上，群眾性“大煉鋼鐵”效率低，質量差，人力、物力的浪費從一開始就十分明顯。所以江渭清又說，像這樣全民煉鋼鐵，說句不好聽的話，叫“勞民傷財”。毛聽江渭清這么回答，就說：“不談了，明天再談。”

第二天，毛澤東把省委書記處的幾位領導人都找去，說：“我要江蘇搞100萬噸鐵，渭清講搞不到。順元，你什么意見？”劉順元愣了一下，回答說：“渭清同志是班長，班長怎么說，我贊成。”毛就問：“惠浴宇，你什么意見？”惠浴宇回答：“我同意順元同志的意見。”毛又說：“江渭清不但說搞不到100萬噸鐵，還說這是勞民傷財，你們也同意嗎？”見大家都不開口，毛澤東就問江渭清：“渭清，你還有什么意見？”江渭清說：“主席，我們千方百計去搞，能搞100萬噸更好，實在搞不到，就請您派人來檢查我的工作。”毛澤東說：“好，就這么辦。”

盡管江渭清敢于發表不同意見，有時甚至頂撞領袖，但是他還是能夠掌權江蘇13年屹立不倒，這里除了與領袖的親近關系以外，智慧和膽略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認為，對他來說，最難的還不在此，最難的是在兩個主席之間的騰挪和周旋，尤其到了六十年代，這兩個主席之間有了隔閡，而這種隔閡又是一般人看不到或者看不懂的。

這兩位主席是毛主席和劉主席。

四清運動中高層產生分歧，頂撞了劉少奇的江渭清為何獲得了毛澤東的支持？

05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不協調，是逐漸增加的。別看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這個職位由劉少奇接任，兩個主席的大照片在《人民日報》的頭版經常并排出現，但是，兩人卻漸行漸遠。尤其讓各方諸侯拿不準的是，毛澤東的威望無可比擬，但是，他卻退居二線了。劉主席在一線主持工作，又儼然是接班人。兩個人一致還好說，要是不一致呢？

1964年的“四清”運動，對江渭清來說，就遇到了這樣的難題。

什么是“四清”？

四清也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中最初是“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 ，在城市中最初是“五反”——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后統一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在這個問題上，江渭清頂撞了劉少奇。

1964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三分之一的社隊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的論斷，要求在四清中“劃階級”、“搬石頭”，“左”傾指導思想急劇升溫。

會后，劉少奇來南方視察四清運動。劉少奇一行抵達合肥后，陪同他的華東局書記處書記，也是江渭清的好朋友魏文伯給江渭清打電話，告訴他，劉少奇對前一段四清運動很不滿意。這次他脾氣大得很，在山東已經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提醒江渭清要有思想準備，在劉少奇到南京后要“注意”。

劉少奇來到南京后，在江渭清匯報江蘇情況時，曾有許多插話，根據江渭清的回憶，劉少奇在講話中嚴厲批評了許多領導浮在上面，不蹲點，就是下去也是“面上跑跑，聽聽匯報，指示指示”。他認為：現在情況變了，搞調查研究，光靠開調查會不行了，只有領導親自帶工作隊，蹲到點上去，直接掌握運動，才能取得第一手材料和經驗。

劉少奇甚至說：你當書記的，生病也生得，休息也休得，離職學習也離得，甚至死也死得，為什么離開自己職務蹲半年點就不行？他要求省、地、縣三級領導都要分期分批，輪流下去蹲點。并強調省、地(市)、縣委書記以及其他負責人，都必須有兩個大隊、兩個工廠的經驗，才有資格當省委書記、地(市)委書記、縣委書記。

劉少奇對包括江蘇省在內的四清運動，提出了批評。批評集中在三個估計上：

一是對“大約三分之一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的估計。他認為，“也許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縣領導沒有調查，不了解實際情況，就說沒有那么多，這是對“資本主義復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險的。

二是對干部隊伍狀況的估計。他認為，“真正有嚴重問題的”、“四不清”的，占基層干部的多數，不是少數；沒有多少問題的、可靠的、團結了95%群眾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數。

三是對運動情況的估計。他認為，社教搞了一年多，“農村、城市都沒有搞好”。

對于劉少奇講話，江渭清表達了不同看法。他說，江蘇不是這個情況。江蘇已經開展社教的社隊，60%打了勝仗，是有成績的；30%比較一般，成績不夠顯著；只有10%不夠好，需要補課。基層干部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江蘇沒有發現爛掉的社、隊領導班子。江渭清說，我經常下去，對本省情況是知道的。而且他還抬出了毛澤東的話：毛主席也說干部的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

江渭清是新四軍時期劉少奇的下級，彼此也非常了解，所以，他敢于說幾句不同意見。

但劉少奇此時也有些膨脹，而且，“四清”運動是他直接領導的，他也很重視，所以，他打斷江渭清的話，問他，對王光美“桃園經驗”的報告有什么看法。江渭清說：從江蘇的實際出發，學習精神實質。符合江蘇情況的，就學習運用；如果不符合江蘇情況，就不照搬。劉少奇說：那你們江蘇就不執行了？江渭清回答：不盲目執行。

這話，說的有點硬，簡直就是頂撞。

20世紀70年代中期，江渭清在南昌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劉少奇就在這一段時間，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訓過一次話，江渭清也許還不知道。

那天，臺上坐著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全場鴉雀無聲，非常嚴肅。一會兒，周總理引著劉少奇走到臺中央。雖然桌上有擴音器，但是劉少奇并未坐下來，而是背著雙手在臺上走來走去地講。他講的大意是，中央不是有規定嗎？中央各部門的領導人每年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到下面去，可是你們為什么不下去呢？呆在北京什么情況也不了解，光會在上面發空頭指示，怎么不產生官僚主義呢？

劉少奇還說，你們看王光美下去了，不就發現了很多新問題嗎？她現在總結了很多新經驗，很有意思。他最后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去。

這個會議，連頭帶尾總共不到一個小時。這么大熱天，把這么多高級干部集中起來訓話，尤其是表揚了自己的老婆，人們非常不滿。

其實，毛澤東對這件事情也很不滿意，他曾經對劉少奇說過，我讓大家下去，都不下去，怎么你一發火，讓大家下去大家就下去了呢？

但是，當時，劉少奇并未對江渭清發脾氣。第二天晚上，劉少奇離開南京前夕，對江渭清嚴肅地說：你的意見是不對的。江渭清堅持原來的看法，這就引起了“頂撞”。

離開南京后，劉少奇巡視祖國大地，到處找問題也到處發火，他更加感覺到自己是正確的。

8月下旬，中央召開由6個大區書記和江蘇等8個省委負責干部參加的座談會議。座談中，劉少奇提出“反右傾”的問題。他說：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們有些同志怕干部躺倒不干，怕影響生產，東也怕，西也怕，就是不怕“修正主義”，不怕“和平演變”，不怕脫離群眾。這是個什么問題？本質是什么？他又說：前幾年“寧左勿右”，現在又“寧右勿左”，這對運動的阻礙相當大。

會議期間，劉少奇找江渭清個別談話，說他看到“江蘇的一個通知”，要“學習江渭清同志的講話”，劉少奇批評江渭清：“為什么不學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學江渭清的？”江渭清回答說，不知道有這樣一個文件。這是一份江蘇省委辦公廳7月28日的《關于善始善終搞好第二批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開頭，確有要各級黨委和工作隊，都要認真學習和研究江渭清在江蘇省地、市委書記會議的講話”。

江渭清讓秘書打電話給省委辦公廳，說“通知”要認真學習江渭清的講話是—個嚴重的政治性錯誤，應該強調認真學習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和毛主席、劉少奇同志以及其他中央負責同志的指示。責成省委辦公廳立即把這個“通知”作廢。9月1日，江蘇省委辦公廳發出《關于在〈關于善始善終搞好第二批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通知〉中所犯錯誤的檢查》，按照江渭清在電話中的意見，檢討了省委辦公廳未經江渭清和書記處同意和審批擅自擬發通知是一種“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行為”。

9月8日，江渭清以個人名義給劉少奇寫信，向他再次檢討錯誤，并且說，由他本人承擔領導責任。

收到江渭清的上述信件后，劉少奇于9月30日給江渭清回信，批評江渭清給他信中關于“在任何時候、任何問題上，我們都必須學習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指示，否則，將犯更大的錯誤”等說法，“不完全正確”，是出于對兩人在北京談話的“某種誤解”。由此，提出了“我們應當向誰學習的問題”，指出“我們的原則，是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學習”。信中還說：你是中央候補委員，大區書記之一，又是省委第一書記，職位也是很高的。為什么要各地、市、縣委學習你的一篇講話，就是“嚴重錯誤”呢？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這篇講話的內容是不是值得各級干部學習。劉少奇認為，江渭清的這篇講話是“不值得學習”的，“基本上是一篇教條主義的講話”。

當然，我認為這些書信不是寫給江渭清個人的，而是寫給全黨的，很快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其后，全國開展了對《劉少奇答江渭清的一封信》的討論。結果是，各級機關、單位大力反右傾，導致領導干部紛紛下基層蹲點。

06

最初，毛澤東對于劉少奇給江渭清的這封信是持贊同態度的。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毛澤東兩次對劉少奇給江渭清的復信寫了批語，對領導干部的右傾思想進行了批評，肯定了劉少奇反右傾的舉動。他指出：“你的信寫得很好。存在著的問題，正是要照你寫的那樣去解決。我們的干部中，自以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因此，不厭其煩地宣傳這種認識論，是非常必要的。”

毛澤東還對這封信作了親筆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確認識客觀真理等話，并指出如不這么做，“則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

然而到了1964年底，形勢發生了180度的變化。據江渭清回憶：1964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問江渭清，劉少奇對他的批評，檢討了沒有？江渭清回答：開始不檢討；劉少奇給他寫信以后，作了檢討，但不深刻，還要再檢討。毛澤東聽后說：沒有什么了不起，就是這么回事。你感到批評對的，就檢討；不對的，就申訴；申訴還解決不了，就等歷史作結論。1965年11月，毛澤東來江蘇視察，江渭清匯報了要按照劉少奇答復江渭清的一封信的精神，進一步檢查省委的思想作風。毛澤東聽了驚訝地問：“你們還要作檢討？”江渭清回答：“少奇同志對我的批評，給我教育很大，每檢討一次就有一次收獲。”毛澤東說：好嘛，你們就檢討嘛。接著他叮囑：檢討也要“一分為二”，不要說得一無是處。

毛澤東顯然站在了支持江渭清的一邊。對于江渭清來說，又是一個難題，自己到底站在哪一邊？

根據高教授的分析，毛澤東對劉少奇這封信的態度發生變化原因，是在1964年底中央工作會議制定《二十三條》過程中，關于四清矛盾的性質和運動的搞法等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思想分歧。毛澤東對劉少奇指導四清運動的一些做法，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基于這種背景，在江渭清與劉少奇關于四清運動的爭論中，毛澤東站在了江渭清一邊。

其實，就在這一年的12月26日，毛澤東在自己的71歲生日宴上，把他和劉少奇的矛盾公開了，他批評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說成是“四清四不清”是不對的，并且說，黨內存在著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據參加此次宴會的曾志回憶，聽了毛澤東這些話，全場鴉雀無聲。

江渭清周旋在領袖身邊，總的看是應對自如的，但是，文革之風刮起，他就沒那么幸運了，不過，這是另外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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