芮明杰專欄丨在開放合作中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芮明杰

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復旦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流動站站長

復旦大學企業發展與管理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三思派”特約專家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充分認識科技的戰略先導地位和根本支撐作用，錨定2035年建成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標，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謀劃，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當前，以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綠色低碳技術、5G通訊為代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方興未艾，其影響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我們要深刻理解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邏輯，充分認識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實踐要求，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增進全人類福祉貢獻科技力量。

國際環境復雜變化影響科技開放合作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地緣政治矛盾沖突加劇，國際形勢中的不確定因素增多，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加劇，對全球科技合作創新生態、各國科技發展進步產生深刻影響。

科技合作的排他性增強，形成創新合作“小圈子”

一方面，有的國家和地區偏好內循環技術聯盟，搞“小圈子”合作生態體系。例如，“芯片四方聯盟”（Chip4）和“印太經濟框架”（IPEF），將特定國家排除在先進半導體技術合作之外。

另一方面，全球科技合作范圍收縮，應用技術合作受到限制。美國政府通過制定《芯片和科學法案》《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等法律，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實體清單、關稅措施等多方面手段，企圖打壓他國半導體技術與產業發展。這些措施對相關國家半導體產業、人工智能技術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并引發全球產業鏈調整。

技術標準與規則林立，增加合作成本、降低創新效率

科技領域存在諸多不同技術標準與規則，技術標準間缺少溝通橋梁，影響進一步合作創新。以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為例，數字經濟發展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重要動力，但由于數據確權、數據交易、數據價值挖掘及其衍生的數字虛擬貨幣、穩定幣等數字產品，在產權、生產、交易、流通等環節規則不明，影響數字經濟進一步發展。各國爭奪數字規則主導權，實質是技術標準與規則的博弈。掌控關鍵技術標準，對在該領域形成領先優勢具有重要作用，不僅影響經濟或產業發展，而且影響該領域科技的創新方向和技術方案。例如，歐盟通過《人工智能法案》確立風險分級監管框架，美國試圖通過“清潔網絡計劃”構建排斥他國的數字生態。在綠色技術標準競爭方面，碳足跡核算、新能源技術等領域也存在不同標準，對全球綠色發展合作產生復雜影響。

跨國數據出口管控增加，形成知識數據交換流動壁壘

全球科技創新合作，既需要知識和數據庫聯通，也需要研究思想和研究工具共享。但由于個別國家搞“小院高墻”、關稅壁壘，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泛安全化，一些知識庫、數據庫與研究工具被刻意分類，禁止別國科研人員使用，導致科技創新合作受阻。近年來，美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構建起多層次、多維度的數據監管體系。這些法律法規，限制特定國家獲取敏感數據，對全球數據治理格局產生深遠影響，也對跨國企業提出更高合規要求。此外，數據出口管制還擴展到人才交流領域，限制他國學生就讀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半導體等前沿科技領域專業。

科技發展進步催生新型開放合作生態

現代科技發展進步，深刻重塑全球技術格局與合作生態。科技發展進步，推動形成新型全球一體化技術架構，構建新的協同創新機制；研究范式轉變，催生新型開放合作生態，為科技創新注入新動能，推動全球科技合作創新向更深層次發展。

現代科技發展，塑造新型全球一體化技術架構

科技進步至今，人類正共同構建一個基于科技的“超級有機體”，即探索未來創新研究的共同體。現代科技，正將全球手機、筆記本電腦和數據服務器等，連接成一個巨大的計算與網絡系統。這一系統，具有前所未有的規模并高速運行；每臺設備，都如同這一龐大系統的神經元。在此過程中，數據成為重要生產要素，數據流動與價值開發勢不可擋。人工智能輔助科技研究，通過真正的“實時翻譯”，打破全球知識交流的語言障礙；增強現實（VR）技術，也將大大改變跨國科研、生產、貿易和交流方式，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創新效率和生產效率，甚至可能催生“全球性科技工作者”這一全新群體。由此可見，基于現代科技發展而形成的新型全球一體化技術架構，已經基本完備。全球新型開放格局、開放規則與開放體系，正在原有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孕育生成。

研究范式轉變，催生新型開放合作生態

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等已經建立新型全球一體化技術架構，將為打破知識壟斷、突破信息孤島，以及建成適應新型研究范式的開放創新生態奠定基礎。“開源創新—全球驗證—迭代升級”的科技創新研究新范式，有別于以往的科技創新研究范式，關鍵是將技術、代碼、數據等資源公開共享，允許全球開發者和研究者自由使用、修改和分發。這一范式可降低技術獲取門檻，讓更多個人和組織參與到技術創新中。例如，Linux操作系統通過開源，吸引全球數百萬開發者參與貢獻，形成龐大的開發者社區。開源模式促進知識的共享和傳播，加速技術的創新和突破。全球驗證則加快成果驗證進程，使創新成果快速迭代并進入應用領域，為社會創造新價值。比如，開源人工智能框架TensorFlow和PyTorch，通過為全球的研究者和開發者提供強大工具，推動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此外，開源創新鼓勵全球協作，不同背景、不同地區的開發者可以共同參與項目，形成強大創新合力，推動創新成果快速迭代升級。再如，Apache軟件基金會支持多個開源創新項目，吸引全球開發者共同開發和維護。開源創新項目通常由社區驅動，開發者通過社區交流、協作和貢獻，持續推動項目發展。這種研究范式轉變，要求重新定義創新合作生態，從而促進科技對人類認知邊界的拓展與社會價值的創造。

辯證認識開放合作與自立自強的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科技進步是世界性、時代性課題，唯有開放合作才是正道。國際環境越復雜，我們越要敞開胸懷、打開大門，統籌開放和安全，在開放合作中實現自立自強。”立足國際視野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牢牢掌握科技發展的主動權。科技自立自強不是“閉門造車”，而是既發展自己又造福人類，在開放合作中實現自立自強，又通過自立自強促進互利共贏。

自立自強才能在開放合作中掌握主導權

科技的本質是探索自然規律，解決實際問題，推動社會進步。其目標是通過科學創新和技術應用，提升人類認知水平和生活質量，促進經濟發展，保障國家安全，推動人類文明永續發展。推動科技自立自強，與科技的本質和目標、與新型開放合作生態和新型研究范式相輔相成，并行不悖。“自立”強調自主性和獨立性，是實現自強的基礎。科技自立，即在關鍵核心技術上實現自主可控，減少外部依賴。我國在航天、高鐵、5G通信等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正是科技自立的體現。“自強”強調進取性和發展性，是自立的更高目標。科技自強，即在關鍵領域取得領先優勢，躋身全球科技強國。例如，我國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加大研發投入，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實現全球領先。科技自立是基礎，科技自強是目標。科技自立自強，強調不依賴他人，在關鍵領域具備自主創新能力。唯有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實現自主可控，才能在國際合作中占據主動性，掌握主導權。我國在5G通信、高鐵、量子計算等領域的領先性，使我國在相關國際科技合作中，具備更強的話語權和主導權，保障合作創新過程及其創新成果自主可控。實現重點領域、關鍵環節自立自強，才能保障國家科技安全，避免因外部技術封鎖或限制而影響國家發展進步。

科技開放合作是科技自立自強的加速器

如今，科技創新研究范式已發生巨大改變，大數據驅動科技研究、技術科學研究興起等新變化，均建立在新型開放合作生態基礎之上。科技開放合作對科技自立自強，具有加速助推作用：其一，通過整合全球科技資源，加速技術創新，如華為在5G技術研發中，與多國科研機構、企業合作，整合全球資源，推動5G技術快速普及；其二，通過促進知識共享與交流，提升自身創新能力，如我國在新能源汽車領域，通過與國際企業合作，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加速自身產業的發展；其三，通過參與全球科技治理，提升國際影響力，如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推動5G、人工智能等領域國際標準建設，提升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話語權。

科技自立自強與科技開放合作相輔相成

封閉式科學研究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護知識產權，但效率不高、迭代不快，已不適應當前科技創新研究范式。在科技研究和科技創新過程中，科技自立自強與科技開放合作，可以實現優勢互補。通過提升創新研究能力并轉化研究成果，國家可在關鍵領域形成自主創新能力，這是科技開放合作的前提基礎；借助開放合作，國家吸收全球先進技術，又能帶動整體創新能力提升。在航天領域，中國通過自主創新，實現載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的突破，正因如此，包括美國在內的更多國家希望與我國開展國際合作，參與我國國際空間站項目，并共享宇宙空間探索的科技成果。在量子計算領域，我國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在量子比特的制備和操控技術方面，取得多項關鍵突破。這些突破，不僅為量子計算的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也推動我國與歐洲相關科研機構開展開放合作，共同促進量子計算在密碼學、材料科學等領域的應用研究和創新。

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取向與實施對策

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是我國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應對全球科技競爭加劇態勢，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作出的前瞻性系統性部署。這一戰略部署的核心邏輯，以自主可控為底線、以開放合作為路徑、以創新生態為支撐，要求在關鍵領域掌握主動權，在前沿領域搶占制高點，在實現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同時，增進人類福祉，推動全球發展。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戰略取向不是“封閉自主”，而是自主可控、開放協作、生態引領辯證統一。

其一，在關鍵科技領域加大創新研發投入，實現領先性成果“自主可控”，守住知識產權安全底線。所謂關鍵科技領域，既包括科學研究的前沿關鍵領域，也包括關系國家安全、經濟命脈的技術領域，如芯片、工業軟件、航空發動機等。我們要在這些方面取得技術突破，不受制于人，具備供應鏈“斷供”時的替代能力。

其二，在前沿領域開放合作，共建全球創新新型網絡。在基礎科學、大科學工程等研究領域（如核聚變、深空探測），主動參與全球合作，借助數字技術、互聯網技術，共建開放合作的知識庫、數據庫，構建開放合作新型網絡。例如，我國參與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計劃，貢獻超導磁體、主機關鍵系統等技術，同時通過國內全超導托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EAST），實現1.2億攝氏度持續403秒的突破，推動全球核聚變研究。

其三，構建新型科技創新生態，堅持自我率先開放。在我國已具備一定科技優勢的領域（如新能源、數字經濟等），率先構建新型開放合作生態，適應“開源創新—全球驗證—迭代升級”科技創新研究范式。唯有自身秉持開源理念，才能吸引他人開展合作、協同創新發展；唯有自身堅持開放姿態，科技領先優勢才可能轉化為全球技術標準的主導者，才可能共同構建新型科技創新生態，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充分激發各主體各環節科技創新活力

人類社會的每次技術革命，都是在創新性技術的推動下。激發創新活力，要對接全球科技創新研究新范式，大膽鏈接全球創新信息資源、數據資源、知識資源以及高端技術和人才資源，打造全球新型科技創新合作平臺與網絡，整合全球創新資源，調動各方積極性，提高創新投入產出效率。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創新型企業各司其職：政府出臺政策、建立網絡平臺；科研機構、高等學校側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企業聚焦開發研究和產業創新。各方協同推進機制創新，共同維護、完善并優化開放性創新合作的網絡與平臺，提高創新成果的產業化成功率。與此同時，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創新租金分配制度，形成良好的創新生態。

增強科技創新鏈條的韌性

科技創新鏈條有兩種：“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即科學探索促進技術創新；以及“開發研究—應用研究—基礎研究”，即技術創新引發科學探索。前者是順序創新，即科學技術，后者是逆向創新，即技術科學。作為同一創新鏈條的不同創新順序，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科技創新研究新范式。在這一新范式中，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或難以銜接其他環節，都可能導致創新鏈出現問題，影響創新成果的產出效率。確保科學技術或技術科學創新鏈條流暢銜接，需要考慮如何增強創新鏈條的韌性。韌性，在創新鏈條的語境中，是指科技創新體系在面對外部沖擊、不確定性或內部變化時，能夠保持穩定運行、快速恢復并持續發展的能力。增強韌性與開放合作并不矛盾，全球創新資源的加持，對創新鏈韌性既有正面作用，也可能導致負面狀況，關鍵在于選擇哪些全球創新資源加盟，以及如何對開放合作中建立的科技創新鏈進行治理。這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科技創新鏈條的治理制度，進行科學的機制設計，選擇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

構建自主可控的科技創新生態體系

構建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四鏈”協同的創新生態體系，關鍵是單鏈要“強”，即自主可控，多鏈要“通”，即協同聯動。其中，創新鏈，是“四鏈”的源頭；產業鏈，承接原創成果并開展產業創新，將成果轉化為商業價值；資金鏈，保障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全周期聯動投入，既包括科技創新階段的風險投入，也包括成果商業開發環節的產業投資聯動；人才鏈，提供創新、生產、分銷的智力支撐。在創新生態體系中，若僅有科學家、工程師，而沒有企業家，人才鏈便會斷裂。高素質的企業家隊伍，是整個創新生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科技自立自強，體現在創新成果、產業技術、產品質量、價值創造等多個方面。科技創新成果再強，若不能向增進人類福祉轉化，也只能算是提高了人類的認知水平。建立“四鏈”協同機制，需要打破行政壁壘，形成“開放協同、抗風險、循環進化”的創新生態系統。“四鏈”協同的創新生態體系既是應對全球科技競爭的“安全網”，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在這樣的生態體系中，既可以由科學研究機構牽頭組建創新聯合體，也可以由“產業鏈主”企業主導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協同創新。

推動高水平科技開放合作

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需要進一步加強開放合作。一是，依托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等區域的一體化發展，打破國內科技領域開放合作的壁壘，實現創新資源互補，創新數據、知識共享。二是，為融入全球開放合作創新平臺創造條件，積極加入“開放科學云”“全球變化研究數據網絡”等平臺，在共享研究成果、論文預印本、實驗數據的同時，輸出一些研究成果，進而掌握研究主導權。三是，統籌“引進來”和“走出去”，“引進來”即通過打造高能級國際展會與創新樞紐，促進各國各界來中國洽談“開放創新協作”；“走出去”即在海外布局“創新飛地”，在創新密集區設立“離岸研發中心”，在跟蹤前沿技術的同時，吸引當地人才參與中國科技創新研究項目，吸收全球科技創新資源。

加快人工智能領域科技創新發展

當前，全球人工智能競爭已進入“窗口期”。美國在基礎理論與算力芯片領域領先，中國在應用場景與數據規模上有優勢，歐盟在倫理治理上搶先布局。未來5至10年，若不能在人工智能領域實現重大突破與領先，我國可能面臨“技術代差”“產業受制”“安全被動”風險。從歷史看，蒸汽機、電力、計算機等通用技術變革，都曾重塑世界強國格局。人工智能作為“新時代的通用技術”，正重構現在與未來的全球科技、經濟、人文社會格局。因此，加快人工智能科技創新發展，本質上是應對全球科技競爭、驅動經濟轉型、保障國家安全、增進民生福祉、爭奪全球治理話語權的戰略選擇，也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內在要求。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正在驅動科技創新研究新范式形成，人工智能等介入研究與創新，可以提高科學問題的發現率，提高科學驗證的效率，也提高科技創新成果的產出效率。可見，人工智能領域的科技創新突破與領先，不僅與科技創新研究效率密切相關，更與科技自立自強緊密相連。人工智能創新研究過程，同樣需要秉持“開放中求自立，自立中謀領先”理念，通過吸收全球人工智能領域創新優秀成果強化自身，再以自身突破反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實現人工智能“技術領先”與“責任引領”的雙重目標，為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供支撐。

本文來源于《國家治理》2025年第16期。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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