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是老蔣的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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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夜，沈陽北郊的柳條湖鐵軌上，一聲爆炸撕裂了東北的寧靜。

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的一小段軌道，反而指責中國軍隊破壞鐵路，迅速出兵襲擊沈陽北大營。

當時東北軍第7旅的官兵，剛從睡夢中驚醒，面對荷槍實彈的日軍，他們的槍支武器就放在身邊。

令人扼腕的是，因為上級嚴令不許抵抗，最終沒有一道槍聲響起，沒有一顆子彈飛出。

日軍則如入無人之境，迅速占領了北大營，整個東北的淪陷，就從這一夜的沉默開始。

九一八事變，這個讓中國人痛徹心扉的日子，距今已近百年，但它留下的傷疤從未愈合。

過去都說是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還煞有其事地說“手令”，張學良白白替蔣介石背了大黑鍋。

后來又說張學良是軍閥，抵不抵抗老蔣根本管不了，比如老蔣命令小張交出地盤和軍隊，他理不理老蔣？

就因為是否有“命令”爭論到現在，我（特例的貓）真覺得可悲又可笑，我們是不是忘了一個基本事實？

蔣介石手握百萬中央軍，卻沒有對日軍開一槍，這就是“不抵抗”！

至于他以何種方式，甚至有沒有明確下達命令，都不影響這個認定。

在蔣介石的位置上，他不下令抵抗，就是一種不抵抗，一種對國家命運的推諉！

對歷史事件的評判，需要穿透具體命令的迷霧，直抵權力核心的責任本質。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可以說管不了張學良，但日軍入占領東北后呢？

蔣介石是當時中國的最高軍政領袖，百萬中央軍一槍不放，是不是歷史事實？

在歷史責任的天平上，行為的缺失——不下令抵抗——與主動下令不抵抗，其重量是相等的。

圣人說，“受國之垢，謂社稷主；受國不祥，為天下王”，居其位，謀其政，負其責。

蔣介石通過“中原大戰”等一系列軍事和政治行動，基本確立了全國范圍內的軍事優勢地位。

他直接掌控的中央軍，是當時中國裝備最精良、訓練最有素、兵力最為龐大的軍事力量。

東北的張學良部雖屬地方軍閥，但在名義上已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其外交與國防之責，理論上亦由中央負總責。

面對日軍蓄意挑起的軍事沖突，能否組織起有效的全國性抵抗，其關鍵樞紐在于南京政府，在于蔣介石。

他掌握著調動國家主要軍事資源的最高權力，這種權力本身，就包含了在民族危亡時刻組織抵抗的絕對責任。

權力與責任從來一體兩面，擁有最高的指揮權，便必須承擔與之對應的最高決策責任：無論是決定戰，還是決定不戰。

面對日軍毫不掩飾的侵略野心，南京國民政府的最高決策層，選擇了一種實質上等同于“放任自流”的方針。

他們將希望寄托于國聯虛妄的“調?！?，企圖通過“訴諸公理”的外交辭令，來應對赤裸裸的武力侵略。

這種策略究其本質，是一種以國家核心利益為“賭注”的消極綏靖。

它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對自身力量的不自信，以及對“安內”優先于“攘外”的戰略選擇。

在蔣介石的政治算計中，新興的紅軍被視為心腹之患，其他未完全臣服的實力派是肘腋之患。

相較之下，外來的日本侵略者，反而被放在了某種可“暫緩應對”的次要位置。

這種戰略誤判是致命的，它直接導致了國家在應對危機時，出現意志癱瘓和行動失效。

這個時候，老蔣對小張是否有過“銑電”之類的具體指示，反而變得無關緊要了。

他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秉持了總體性消極戰略，就已經為“不抵抗”定下了最終的基調。

張學良后來在口述歷史中承認，“不抵抗”這是他的決定，他認為東北軍裝備落后，與日軍硬拼只會白白犧牲，無益大局。

但這決定并非孤立的，它源于南京中央的整體政策。

蔣介石當時正率軍在江西“圍剿”紅軍，九一八的電報傳到南昌時，他是把內戰放到優先級。

第二天他回電張學良：“日軍行動，不過尋釁性質，切勿輕舉妄動，致陷泥坑”

蔣介石的邏輯很簡單：中國軍隊分散，東北軍孤懸境外，中央軍主力在中原，無法及時增援。

如果貿然開戰，不僅打不過，還會給日本擴大事端的口實。

更何況，國際聯盟（國聯）是西方主導的，日本是強國，中國若先動手，反倒落人口實。

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無非就是寧愿丟掉東北，也要先消滅共產黨。

所以我（特例的貓）才說，并非要親自下令不抵抗，才算“不抵抗”。

作為老大選擇袖手旁觀，本身就是一種不抵抗。

如果蔣介石當機立斷，調中央軍北上支援東北，即便依舊打不贏，也能拖延日軍腳步，給國際社會施壓時間。

歷史上類似的情況并不少見，1914年一戰爆發，德國入侵比利時。

比利時雖然是弱國，但依舊頑強抵抗，終于延緩了德軍進攻速度，為協約國爭取了寶貴時間。

而從張學良的東北軍撤退，到日軍占領整個東北三省，整整半年時間，老蔣始終無動于衷！

百萬大軍未發一槍一彈，坐視國土淪喪，這個結果本身，就是對“不抵抗”最鐵定的證明。

不抵抗的后果是災難性的，遠遠超出了東北一域的淪陷。

它極大助長了日本的囂張氣焰，傳遞了一個錯誤且危險的信號：中國的抵抗意志薄弱，可以進一步得寸進尺！

更極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加速了其后的全面侵華步伐，最終將中華民族拖入了更深重的災難深淵。

在國內造成了極其惡劣的政治影響，極嚴重損害了南京國民政府的政治威信。

其民族代表的合法性，也受到廣泛質疑，從內部掏空了全民抗戰的政治基礎。

還激起了全國各階層民眾的強烈憤慨和失望，為后來的政治變局，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總之，談論九一八時的“不抵抗”，絕不能陷入對“一紙命令”有無的繁瑣考證，而迷失了方向。

歷史的最終評判，需要抓住核心與實質。

老蔣作為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擁有的權力和所處的地位，決定了他必須為那場導致山河破碎的抵抗缺失，負上最主要的歷史責任。

他的不抵抗，并非一定要體現為一份白紙黑字的命令。

更體現為他所主導的國家機器，在面對外侮時的整體性沉默、退縮與不作為。

這種沉默，在歷史的回音壁上，卻是震耳欲聾。

在國家危亡之際，最大的罪惡有時并非錯誤的行動，而是那致命的、不可原諒的無所作為。

領導力的試金石，在于關鍵時刻的抉擇與擔當。

而“九一八”事變的爆發，證明老蔣和他的政府經不起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