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幫助過中國的外國人

中國人是懂得報恩的民族，如果當初1620年乘船到達北美的是中國人，絕對不會發生印第安人從幾千萬到今天的幾百萬人口這種事情。那些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助過我們的外國人，有的被寫入小學課本，有的被樹碑立傳，每逢國家有什么慶典活動，都會邀請他們的后人來參加，就像邀請親戚朋友一樣。這里搜集了這些外國友人的資料，有些人可能大家不熟悉或者沒聽說過，那這份資料就有了實際意義。以下人物介紹按照來華的時間先后排序。

第一位，傅蘭雅（John Fryer，英國，1839-1928），1861年起在華從事翻譯、教育工作，翻譯西方科技書籍《化學鑒原》《電學全書》等129種，參與創辦上海格致書院，是近代中國引入西方科學知識的重要推動者。可以說我們的小孩子現在能學到物理化學等學科，這位傅蘭雅先生功不可沒。傅蘭雅的貢獻還在于他重塑了中國人對科學的認知。他確立的沿用中文舊名～設立新名～編寫中西名目表的科技術語翻譯三原則，至今仍對科技漢語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

第二位，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美國，1905-1972）。斯諾先生在中國可謂大名鼎鼎，正是他的努力，讓西方世界知道在中國西北有著一支以救亡圖存為使命的軍隊，知道這支軍隊在何等艱苦的條件下，做著何等偉大的事情。斯諾1928年赴華，1936年6月抵達陜北蘇區。他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深入交談，記錄了紅軍長征的壯舉和蘇區的社會改革。那張著名的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照片就是他拍攝的。而根據采訪寫成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西行漫記》）于1937年在英國出版，瞬間轟動全球。這是首次有西方記者向世界客觀介紹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情況，打破西方對中國革命的誤解，為中國革命爭取到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持做出了貢獻。1964年，斯諾第二次訪華，與周恩來深入討論了中美關系和中國的核政策。周恩來向他展示了中國原子彈爆炸的照片，斯諾將其發表在瑞士報紙上，震動世界，大大增加了中國在西方世界的影響。

1970年10月1日國慶大典上，毛澤東特意邀請他和夫人洛伊斯登上天安門城樓，并與他并肩站立40分鐘。這一畫面被《人民日報》頭版刊登這次公開互動是中國向美國釋放的緩和關系的重要信號。毛澤東在隨后的談話中明確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斯諾將這一信息傳遞給美國，此事促成了1971年乒乓外交和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從此開啟新的歷史。1972年2月15日，斯諾因胰腺癌在瑞士逝世，中國派出的醫療組陪伴他到最后時刻。臨終前，他留下最后一句話是：“我熱愛中國。”他的部分骨灰安葬于北京大學未名湖畔，部分葬于他的家鄉美國哈德遜河畔 。毛澤東在發給其家人的唁電中說：“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心中。”

第三位，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美國，1892-1950）。1928年抵達中國，投身于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通過采訪魯迅、茅盾等進步人士，報道中國工農紅軍的斗爭，向西方宣傳中國共產黨的艱苦奮斗的事跡。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積極為八路軍、新四軍募集醫療物資，還促成了白求恩大夫到中國這件極具重要意義的事。她撰寫《中國的戰歌》等著作，向世界宣傳中國抗戰。她用文字和行動，將個人命運與中國革命連在一起。她在自傳《大地的女兒》中說：“我忘掉了我并不是一個中國人。” 她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國革命的經典文獻。

第四位，就是婦孺皆知的白求恩白大夫。（Norman Bethune，加拿大，1890-1939）：1938年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派遣，率醫療隊赴華支援中國抗戰，抵達延安后轉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創辦衛生學校培訓醫護人員，改進醫療器械，在前線搶救傷員時感染敗血癥，1939年11月犧牲，毛澤東為他專門寫了《紀念白求恩》一文，將他的精神概括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篇文章至今仍是中國中小學課文 。

白求恩大夫是很多人對加拿大這個國家有好感的直接原因，很多人先知白求恩，后知加拿大。2011年，白求恩的后輩堂孫馬克首次訪華，出租車司機說了一句：加拿大的好人白求恩，讓他深受震撼。他沒想到這么多年過去了，中國的一個普通人還能記得白求恩。2025年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閱兵活動，白求恩另外一位后輩沃倫·白求恩攜妻子及兩個學齡前孩子來華在天安門廣場上參加了閱兵。。

第五位，柯棣華大夫（K. D. Kosambi，印度，1910-1942）。1938年作為印度援華醫療隊成員赴華，先后在武漢、延安、華北抗日根據地工作。1939年11月，柯棣華主動請纓前往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接替剛犧牲的白求恩大夫的工作。他將手術室設在山洞、破廟甚至老鄉的土炕上，在敵機轟炸、物資匱乏的環境下，每天工作16小時以上，先后參與救治了數千名八路軍傷員和群眾。因過度勞累他多次暈倒在手術臺旁。

1941年擔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長期在艱苦環境中救治傷員，積勞成疾。1942年12月9日，柯棣華在為傷員做手術時，癲癇病突然發作，因搶救無效不幸逝世，年僅32歲。臨終前，他對身邊的戰友說：“我熱愛中國，熱愛中國人民，我死后，請把我葬在太行山上，和白求恩同志永遠在一起。”坦白的說，柯棣華大夫是我對印度僅存的有好感的人物。為了紀念他，中國在河北唐縣建立了“白求恩柯棣華紀念館”，他的事跡被寫入納入中小學教材，他的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柯棣華的家人多次受邀訪華，他的妹妹曼達里·柯棣華曾于1958年訪問中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近年來，中國也多次派人到柯棣華的家鄉去探望其后輩家人。

第六位，拉貝先生（John Rabe，德國，1882-1950）。很多人知道拉貝是因為那本著名的拉貝日記。1937年在日寇南京大屠殺期間，他利用自己納粹黨員的身份，將自己在南京的住所（現在已經開辟為拉貝故居）及周邊區域劃定為“安全區”，包括25個收容所，最多時收容了約25萬中國難民，包括老人、婦女、兒童和傷兵。并根據自己親身所見所聞寫下《拉貝日記》，日記總計約2000多頁，包含文字、照片、手繪地圖和日軍暴行的目擊記錄，真實還原了南京淪陷后的恐怖場景，是研究南京大屠殺最重要、最詳實的一手史料之一。

1997根據其日記出版的拉貝日記一書，以無可辯駁的細節證實了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駁斥了日本右翼勢力的否認言論。戰后國民政府給予了拉貝先生適當的救助。新中國建立后，在南京修復了拉貝故居，建立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并授予拉貝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特別貢獻獎。今年的九三閱兵，也被邀請參加了典禮。相比較那位救助猶太人的辛德勒先生的晚年遭遇，中國人做的比猶太人好一萬倍。

第七位，漢斯·米勒（Hans Müller，德國，1915-1994）。他于1939年9月抵達延安，受到毛澤東接見 。1940年百團大戰期間，米勒主動申請擔任八路軍129師流動手術隊隊長，在距前線僅5公里的山洞中救治傷員。他曾連續72小時手術，為93名重傷員實施截肢、取彈片等緊急手術，自己卻因過度勞累暈倒在手術臺邊。戰后選擇留在中國，加入中國國籍，為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貢獻畢生精力，是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重要奠基人。新中國成立后，米勒歷任長春軍醫大學附屬醫院院長、北京積水潭醫院內科教授等職。1957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誓言“將生命融入中國人民的事業”。1960年代，他主動承擔起研制乙肝疫苗的重任。1975年，米勒團隊成功研制出中國首批血源性乙肝疫苗。他不顧高齡親自參與人體試驗。這一成果使中國乙肝防治技術躍居世界前列，數十萬新生兒因此獲得免疫保護 。米勒的妻子中村京子是日本籍護士，15歲時被日軍強征來華，日本投降后選擇加入八路軍。兩人在戰地手術中配合默契，被戰友稱為“跨國白求恩夫婦”。1951年，米勒加入中國國籍；1957年，中村京子也成為中共黨員。這對異國夫妻始終以“中國公民”自居，將畢生精力奉獻給這片土地。

1989年獲衛生部授予“杰出的國際主義白衣戰士”稱號。他的事跡被載入中小學教材，其研制的乙肝疫苗至今仍在守護國人健康。

第八位，馬海德（George Hatem，1910-1988），美國出生，瑞士日內瓦醫科大學醫學博士，1933年他來中國研究熱帶病，看到戰亂中的中國人民的苦難后投身中國革命。他在上海市區的診所成為中共地下黨聯絡點。1936年，1936年，應中共中央邀請，馬海德與記者埃德加·斯諾秘密前往陜北蘇區。赴陜北蘇區后，改中文名為馬海德，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首位外籍黨員。1950年，馬海德正式加入中國國籍，成為新中國首位外籍公民，并擔任衛生部顧問 。他主導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提出“大劑量青霉素十日療法”，至1964年基本消滅中國性病，這一成就震驚世界 。

針對麻風病這一千年頑疾，馬海德創新治療模式。在他的努力下，到1988年，中國麻風病人數從1949年的50萬銳減至7萬，為全球防治樹立典范。

1988年病逝，骨灰撒延河，夫人捐積蓄設“馬海德基金會”。他入選“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是首位獲得“新中國衛生事業先驅”稱號的外國人，被譽為“中國麻風病防治之父”。

第九位，寒春（Joan Hinton，美國，1921-2010）和陽早（Erwin Engst，美國農業專家，1918-2003），1946赴華，1948年到延安。寒春是美國核物理學家，曾參加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工作，是曼哈頓計劃中少數的女科學家之一 。兩人來中國后，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認同。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帶領民眾改變國家積貧積弱、改善民生的實踐。從中國農村的落后中，看到社會主義建設對農業發展和民眾福祉的推動，認定中國的事業是“更有意義、真正造福人類的事業”

寒春放棄了核物理研究，投身中國農業機械化。在陜北、北京等地推廣農業技術，夫妻二人長期扎根中國農村，為中國農業發展奉獻一生，被譽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幫助過中國人民的外籍人士還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舉。他們或出于對中國文化對熱愛，或出于國際人道主義，都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中國人民。我們要永遠紀念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