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叛親離的馬克龍還能不能熬過18個月？

文 | 丁毅超

上周的國際新聞堪稱熱鬧非凡。從公明黨退出執政聯盟，到加沙第一階段停火協議，再到特朗普宣布將于11月1日對我國加征100%關稅，當然以及最具娛樂效應的特朗普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都成為各路媒體關注的焦點。

不過，圍繞法國總理的“三辭三讓”可能才是上周最有戲劇性的政治諷刺劇。塞巴斯蒂安·勒科爾尼先是在本周一由于無力獲得多數，在被任命后不到一個月就宣布辭職。他反復表示自己將不會“再次擔任總理”。但在本周五他重新被馬克龍任命為總理，他又表示自己是“出于責任”才受了這份工作，并將“盡一切努力在年底前為法國提供預算”。

消息一出，整個法國政壇再次被馬克龍的頑固所震驚。國民聯盟主席喬丹·巴德拉在社交媒體上表示，“勒科爾尼二號”是“一個糟糕的笑話、一個民主的恥辱和對法國人民的羞辱”。國民聯盟將對法國總理發起不信任投票。甚至馬克龍的盟友和前總理也試圖與馬克龍保持距離。馬克龍自己陣營的議會領袖（同時也是前總理）加布里埃爾·阿塔爾也表示自己不是很能夠理解馬克龍的行動。

隨著馬克龍的政治盟友都開始日益遠離他，他的政治生命已經進入了倒計時。提前舉行議會大選或者辭職將成為他愈發難以避免的選項。更為重要的是，馬克龍所期待的那種中道化的建制派聯盟也將隨著他的眾叛親離而宣告破產。后冷戰時代確實結束了，后自由主義的時代即將開始。

馬提尼翁宮的鬧劇

馬提尼翁宮（法國總理府所在地）的政治諷刺劇還得從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說起。在本次選舉中右翼民粹派勢力大幅上升，已經能和中右翼的人民黨形成右翼多數。與之相反的是歐洲綠黨的全面潰敗，這種潰敗的直接結果就是馮德萊恩第一任期的綠色政策已經宣告死亡，取而代之的是放松監管和工業繁榮。當然，號稱中間派的復興集團也遭受了一定挫折。國民聯盟在選舉中的支持率甚至超過了馬克龍的中間派聯盟。這無疑是馬克龍日益不受歡迎的政治信號。

作為政治上的回應，馬克龍開啟了高風險的政治賭博，宣布將通過重新舉行國內議會選舉恢復自己的合法性。或者用法國人最喜歡的話說，人民決斷。可惜的是，人民似乎并不想按照馬克龍的意愿行事。國民聯盟在初選中獨占鰲頭的表現更是讓馬克龍迅速調轉方向開啟了政治勾兌，通過與左翼陣營進行選舉聯合，馬克龍最終避免了在選舉中被右翼民粹派一波干翻的最糟糕結局，但左中右三分天下的議會現狀同樣令他痛苦不堪。

第一位總理因為無法通過25年預算在3個月內下臺；第二任總理因為無法通過26年預算在9個月下臺。法國總理確實炙手可熱，但無時無刻可能會坐在炸藥桶被送上天，也令馬克龍愈發難以找到愿意擔任法國總理的人。他最終迫不得已在今年9月任命了第三任總理勒科爾尼。39歲的勒科爾尼自稱自己為“僧侶士兵”（Moine-soldat），并憑借對馬克龍忠誠在歷任政府中屹立不倒。

唯一的問題是，馬克龍實在太不受歡迎了。他以17%的支持率在西方主要國家中名列倒數第二。（執政才一年的英國首相斯塔默以15%的支持率名列倒數第一）與斯塔默一起被劃入人嫌狗憎組。在這種情況下，對馬克龍越忠誠的人越不可能得到其他政治派系的認可。這也是為何勒科爾尼在上臺之后一直無法提交組閣名單的原因。

在本周一，勒科爾尼終于向外界公布了主要內閣名單。然而名單一公布就引發了中右翼盟友共和黨的激烈抗議。原因就在于新任國防部長布魯諾·勒梅爾的任命。此公不僅是共和黨叛將，更是長期擔任法國財政部長。今日法國政治危機的核心表現就是財政赤字問題，任命一個對赤字問題負有重要責任的政治人物擔任國防部長顯然在政治上非常難以接受，共和黨主席、內政部長布魯諾·勒塔約公開表示共和黨將退出政府。

勒科爾尼一看勢頭不對，也不得不在名單公布14小時后宣布辭職，并一舉創造了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多項記錄。與此同時，馬克龍在塞納河畔獨自散步的照片在社交媒體上迅速流傳。當天晚些時候，馬克龍要求勒科爾尼再努力48小時，為議會多數尋求最后的可能性。

當然，這種以拖待變的辦法不能夠解決什么問題。勒科爾尼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發布一些積極信息。在周三晚上的匯報后，馬克龍宣布將于周五晚上任命新總理。即便在國內政治危機如此嚴重的情況下，我們著名的行為藝術表演家馬克龍還試圖通過在國際問題上發言彰顯自己的存在感，在周四他公開宣布法國將在戰后加沙的穩定部隊中發揮作用。

周五下午，馬克龍邀請除了國民聯盟和不屈法國之外的所有政治派系進行會談。鑒于馬克龍高度不受歡迎的情況，大部分媒體預測他可能被迫任命一位左翼總理或者技術官僚政府。但會談后的結果顯然不如人意。馬克龍反而再次任命勒科爾尼擔任法國總理。法國綠黨領袖瑪麗娜·通德利爾甚至直接向媒體表示“驚呆了”（incroyable），已經不清楚馬克龍究竟下一步想干什么。

Politico的報道更能說明這種普遍的迷茫。“一位因禮儀原因不愿透露姓名的顧問表示，會談結束后，馬克龍感覺到可以制定出一條能夠讓大多數議員滿意的妥協之路。但當被問及為什么新總理能夠取得成功而其前任卻未能如愿時，這位顧問卻無法給出答案。”換言之，馬克龍身邊的顧問也不知道他的信心究竟是哪里來的。

眾叛親離的馬克龍

嚴格而言，馬克龍再次任命勒科爾尼沒有那么得出人意料。原因很簡單，由于法國的預算機制，法國總理必須在下周一提交明年的預算草案供議會審查。這時候任命任何新總理都不可能來得及提出新的預算草案，他們唯一可以采用的只能是勒科爾尼的草案。

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讓別人接手，不如由勒科爾尼本人完成這份草案。這在理性上是非常合理的事情，但政治本身不是理性主義的世界。我們都知道，馬克龍上臺以來一直標榜自己能夠突破左右，解決法國的系統性困境。這種革新才是他能夠迅速獲取支持的關鍵，大家是因為他承諾變化而不是承諾理性而支持他。

在他看來，這種系統性困境在國內表現為經濟負擔過重，導致增長乏力；在國外則表現為缺乏戰略自主，成為美國附庸。這種診斷確實沒錯，但問題是如何改變這一點。

這在國內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法國財政的社保負擔相當之重，30%以上的政府預算用以社會保護支出。由于法國國內的勞動人口衰減，這種社保支出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而之前的中左中右政黨為了討好選民，往往難以削減開支。馬克龍則打著實用主義的旗號上臺，大刀闊斧進行財政改革。養老金改革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通過上調養老年齡，不僅可以減輕社保支出，更能降低法國的公共債務占比。

更麻煩的是，由于法國的債務赤字已經遠超歐盟3%的規定，所以作為建制派的馬克龍還必須對這一規則表示尊重，在法國實行財政緊縮。可想而知，這種改革是多么不受人歡迎。馬克龍則以一種幾乎絕對的理性主義視角試圖將改革推行下去。

這種理性主義，或者說頑固的結果就自2024年議會選舉的大失敗。馬克龍事實上成為了政治坡腳鴨，他幾乎對國內政治議題無法進行任何有效的處理。更悲劇性地說，恰恰是馬克龍的干預，導致各政治派系在國內政治議題沒有辦法達成穩定妥協。

養老金改革問題就是最典型的問題，馬克龍將養老金改革視為其標志性的國內改革，為盤活法國勞動力市場做出巨大貢獻。但上調退休年齡的做法在政治上極度不受歡迎，懸浮議會中的左右兩邊都要求暫停或者廢除整個法案，而馬克龍的拒絕導致總理缺乏政治空間通過財政預算。

從更具操作性的角度看，不是不能上調退休年齡，但社保的結構性問題不可能通過單純上調這一點解決，它需要通過各方面階層的共同配合才能重新建立財政平衡的觀念。上調退休年齡等于將社保負擔不成比例地分配給工薪階層，自然會引發普通民眾的大量不滿。祖克曼稅的2%比例可能過高，但通過稅收建立財富再分配是國家共識機制得以維系的重要支撐。所以，馬克龍才是今日總理頻繁更換的主要障礙。或者更為殘酷地說，馬克龍才是法國政治癱瘓的罪魁禍首。

為了填補自己在國內政治影響力的空缺，加倍在國際議題上進行表演，就成為了馬克龍的主要任務。他和斯塔默頻繁召開各種國際會議的背后，恰恰是他們難兄難弟的真實寫照。但一個在國內日益難以調動政治資源的人物也往往難以在國際議題上提供實質性支持。

反應到具體問題上，馬克龍嘴上高喊支持烏克蘭，但實際上法國援助的金額甚至還不如某些東歐國家，至于年初的十萬歐洲聯軍駐防北約更是縮水到法國和英國各派出1500-2500人。很難說這究竟是去駐防還是去送戰績。久而久之，口惠而實不至成為了大家對馬克龍的共識。這反過來進一步損害了馬克龍的政治威望，讓他在國內問題上更加舉步維艱。

尤其是在本周的事件中，馬克龍的威望進一步下降，以至于他的政治盟友都開始遠離他。比如馬克龍上臺后的第一任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就公開呼吁馬克龍在26年預算通過后直接辭職。用他的話說，提前舉行選舉是“有序和有尊嚴地擺脫危機的方式”。

馬克龍的政治門徒，同時也是法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以及馬克龍的議會黨團復興黨的黨魁也表示他“無法理解國家元首的決定”。推動養老金改革的前總理伊麗莎白·博恩也認為需要暫停這一改革。可以說，如果之前的馬克龍屬于人嫌狗憎，那么現在他已經向眾叛親離發展。

中道政治的破產

馬克龍的政治形象是與中道化的建制派主張高度綁定在一起的。隨著馬克龍政治形象的崩壞，整個中道政治政策的形象也隨著一起崩壞。最直接的結果就是馬克龍主義的破產，實際上意味著中左中右建制派大聯合的破產。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穩定曾依賴于強大的中右翼和中左翼集團的輪替。馬克龍主義“打破了舊模式”，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它摧毀了多數執政所必需的政治共識，無法建立起一個功能性的聯合治理傳統。其結果不是一個新的“大帳篷”中心，而是系統性的治理真空。這反過來造成建制派的進一步衰弱，從絕對多數向相對多數，甚至相對少數轉變。

德國這樣一直有中左中右大聯合傳統的國家也無法避免這一點。事實上，社民黨和基民盟只掌握微弱多數。德國總理默茨在第一輪投票中意外出局就是這種建制派不斷衰弱的典型表現。甚至石破茂政府的垮臺也與此有關。石破茂中道化路線的結果之一就是右翼選民的持續流失。在民粹主義日益興盛的今天，這無疑讓建制派的支持率會進一步下降。

從更深層次看，建制派的日益萎縮實際上是其結構性困境的表現。無論中左還是中右，這些建制派顯然對今日的危機負有巨大責任。這成為了今日建制派的原罪，民眾天生對它們抱有不信任感。這種不信任感又反過來幫助民粹主義的壯大。

建制派往往在打壓和模仿之間進行徘徊。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打壓往往在那些“不那么民主”的國家里反而效果更好，無論是羅馬尼亞法院直接做掉候選人，還是摩爾多瓦對民粹派的全方位打擊，這些國家的建制派往往更能夠動用國家機器實行特定的政治需要。

反而是西歐國家的建制派，它們在打壓無效的情況下走向了模仿。西歐國家在移民問題上的迅速轉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唯一的問題是，既然你都在模仿了，為何選民不直接投票給本尊呢？最終的結果是建制派越模仿民粹派政策，反而導致民粹派支持率越高。

更深入的說，今日的結構性困境本質上是啟蒙主義自身缺陷的結果。啟蒙的精英制與啟蒙的個體意志之間始終存在緊張關系。用通俗的話說，這關于如何證明我比你更有理性。當普選制下的人人平等轉化為純粹的量時，啟蒙精英就很難用自己在質上的區別去戰勝它。也無怪乎黑暗啟蒙會去搗鼓技術封建主義，畢竟解決不了無限個體意志的問題，就會發展到“消滅”不同的個體意志。

總而言之，馬提尼翁宮的鬧劇尚未結束，勒科爾尼再任總理并不能提供解決財政預算的政治想象力。對馬克龍而言，接下來的18個月只會越來越難熬。當他再也找不到擔任總理的擋箭牌時，大選或者辭職成為他唯二必須接受的選擇。馬克龍既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下臺的建制派領導人。現在的問題只是，誰是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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