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林火山》的凹造型水平說起

??本文包含對《風林火山》的嚴重劇透??

皮即骨

《風林火山》的“碎片化”敘事與感官邏輯

繼《僵尸》之后，時隔數年，導演麥浚龍的第二部長片《風林火山》上映，引發兩極觀感，IMDB評分5.8/10分，豆瓣僅6.4/10分。

麥浚龍《僵尸》（2013）

《風林火山》的負面評論主要聚焦影片的劇情邏輯，認為導演陷入了并不稀奇的“不會講故事”的窠臼之中，更是認為影片華美的服化道、精致的打光進一步凸顯了劇情的失衡。網絡上更是形成了觀影者解讀劇情、猜測因果的奇觀：例如殺死狄文杰妻子的兇手到底是誰？抑或是劉思欣是否精神控制李霧童？當然，還有更為獵奇的話題延展，筆者在這里不做贅述。

觀影者們的反應，包括近乎撕裂狀態的兩極評價，非常重要，因為它涉及藝術創作和接收者們之間場域的交融狀況。本片的劇情、人物弧光是否真的過于破碎以至于難以承載意義？筆者希望聚焦影片的“物質層面”：即色調、衣著、空間。因為只有從這些具體而細微的形式出發，才能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影片的形式是否空洞？是否合理承載了人物的心理結構？而只有在這一基礎上，我們才有充分理由去討論：影片的敘事是否真“崩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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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灰 & 血色

提起《風林火山》的開篇，最令人驚訝的，莫過于香港的紛飛大雪，這的確令人無法不想起《僵尸》片末處飄下的灰燼。從色彩和形式上看，兩者確有相近之處。不過細觀，倒是差異極大。

灰燼為冬叔的尸身覆滅所化，其綿軟松散的質地，道盡憂愁失落，哀悼之情兜頭而下。反觀，大雪，寒氣逼人，將死亡暴力襯托得更為冰冷。

此處，沒有沉郁的柔情，而是徹骨的倉皇。雪花與血滴的碰撞特寫，經典配色，意蘊“洗牌”二字，隱藏的是，以血洗牌。變革雖好，卻以暴力推進。大雪并非無辜：在電影后半段的繳毒橋段中，王志達將毒品藏匿地點設計為一個多層機關，毫不留情地將隊友們葬身于此。子彈打穿天花板，夾層的可卡因如白雪墜落，窣窣作響，待王志達打開地蓋，被打散的毒品真如積雪覆蓋，令人無從下手。

而當李霧童全城撤毒時期，城市大亂，片首的雪所涵蓋的深意昭然揭示：這是一座白粉覆蓋的罪惡之城。洗白用的藥丸，也不過是凝固成顆粒的白色物質罷了，形態不同，本質不變。

由此，意象之間的串聯、關系，不需太多臺詞就可令觀者察覺到敘事本身。用物品通過象征來訴說。雪的白，除卻和血沖撞，與黑則是同類。有趣的是，不同于山本耀司式將濃郁之黑以剪裁和褶皺生出無限樣態，Uma Wang的設計、麥浚龍的編排，著重的，是從黑色中浮現上來的灰、或黑白交織，呈現不可言說的復雜混沌。衣著和空間，在攝影光線的精細設計之下，密不可分，形成異常統一的美學邏輯。不過，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說的，重點在于細致分析它們是否進一步與人物內在產生共振？

一提起暗黑系，大家總會想到山本耀司。但其實，除了色彩復雜度之外，服飾的剪裁風格也是Uma Wang為本片設計的服飾與山本耀司有著核心差異。山本耀司強調下墜式垂順和不對稱剪裁，暗示一種非正統美學帶來的張力與叛逆性。而Uma Wang的設計則展現“黑暗氛圍下的端莊秩序感”，線條簡潔、結構平衡、層疊節制規整，與《風林火山》整體冷冽、秩序與暴力交織的視覺主題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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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與鏡像

導演麥浚龍在社交平臺發出自己為每一個人物設計的內心世界，這意味著他的確深思過每個人的人物弧光以及之間的關系。不過，這樣的人物小傳與電影本身無關，電影作品應該是獨立的，觀者應以電影中所呈現的一切作為感受、解讀的唯一材料。

先說梁家輝飾演的狄文杰。

他穿著灰色西裝三件套，除卻那場槍戰，除此之外，幾乎沒有脫下來過。僅在天寒地凍的戶外，外加一件黑白交織的粗呢大衣。灰色西裝，質地柔軟，不強調廓形更不刻意硬挺，這種材質與狄文杰本人的性格極為相符：樸素低調，在儒雅之間運籌帷幄。

在得知交好的王志達是黑警后，他不動聲色，在出行繳毒任務之時，沉得住氣，隨機而動。而在狄文杰性格的深處，應該還有最重要的一點：灰度。

一開始，狄文杰的外在形象是正向堅韌的：剛直不阿，業務能力極強，解決棘手難題的專家。不過此處要注意的是他出場的方式：坐在暗處，和警察們刻意保持著相當一段距離。這種空間安排無法以簡單的美學來解釋，它要強調的，是人物自我安放的位置——一種隔離、和孤獨：曾經的警察，在妻子被變態連環殺手殺害后，他的內心發生了變化，黑白分明已不再適合。

同時，性格上的灰度延伸到了權力關系之中：當他再次出馬，他不僅是個體，也是上層權力代理人，這一關鍵身份在影片末端與劉思欣的對話中得以確認。在隱身了的龐大上層權力面前，目的是通過計謀來達成的，陽謀也好陰謀也罷，都在伺機而動。而狄文杰最終不顧流程正義，槍擊李家兩兄弟，印證的，正是他在道德與權力間的灰度。

表面上，劇情安排王志達說服狄文杰再次出山，兩人的互動映射出惺惺相惜的情誼。實際上，王志達僅是傳話人——真正邀請狄文杰的，是上層權力機構，也許正是兩人的往日情誼，上層才挑選了王志達作為中間人。在酒吧中，王志達的言語進一步泄露出內心的畏懼：將重大事務交由狄文杰處理，卻又擔心其處理得過于徹底。這些言外之意暗示了王志達的不清白。盡管麥浚龍在剪輯上刻意留白，隱藏了許多因果關系，觀眾仍可憑借自身的社會經驗，在人物行為與權力網絡的約定俗成之間建立邏輯聯系。在現實中，“表面行為”與“實際權力來源”錯位是非常常見的運作方式。

再說劉青云飾演的王志達。

作為狄文杰的鏡像人物，王志達體現的，是道德與利益的灰度。其復雜性更具普適性，痛苦與貪念易于理解，可被視作影片人物弧光最完整的一位。

說起王志達的出場形象，劉青云演繹得異常出彩，的確演出了似警非警的模糊感：坐在車里和同事交談時的神態，令人恍惚之間以為是匪徒。王顯然并無意參與這場權力的游戲，他關注的是即時利益——為了女兒、為了貪欲或二者兼有。

王的初次出場令人印象深刻：灰白粗線毛衣的柔軟與黑色防彈衣的硬朗科技感疊搭，似是內心的軟弱、溫情與外在防御的矛盾。局勢終將碾壓這個漠視它的人、這個只顧自己眼前利益的人。他主動接近新掌權者李霧童，最終在不可避免的信息差與自身極致的道德缺位下掉入陷阱，不斷下墜，完成弧光軌跡：從亮眼到踩空，行為邏輯與心理張力呼應得極為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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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 父性母性

影片核心中的核心——金城武飾演的李霧童，需要和愛人劉思欣、哥哥李文狄一起來談論。因為這個人物的痛苦本質在“血脈”二字上。

李霧童，其名已暗示他的脆弱之處：“童”，一頭連著母，一頭連著父；“霧童”傳達出的對父性母性的需求不言而喻。不過，這個人物身上的脆弱僅明示于兩處：一處，是他以嬰兒姿勢蜷縮在劉思欣懷中，好似被母性撫慰；另一處，則是他將手槍給哥哥，將命運交付于對方。第二處也是最為人所詬病之處。這看似是劇情硬傷、邏輯斷裂點。

為解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退回到李霧童本人身上，觀察他表面言行投射下的陰影。

一路以來，李霧童步步為營，狠心弒父，處心積慮，拔除異見，最后卻將性命交由哥哥處置。哥哥的地位他不是不知——恰似第二個父親，是唯一正牌繼承人、販毒暴力的擁護者、聚集殘余異見力量（例如鬼叔）的旗幟。可以說，一呼百應，與他相比，著實是真正的權力化身。李霧童將自身命運拱手讓人，看似矛盾，但若細觀，便會發現，這個“人”正是他在弒父后，在父性象征層面，試圖依附的對象。

在此，我們首先要了解李霧童為何弒父：父親不僅是血脈的源頭，更是家族權力與毒品路線的象征。對李霧童而言，父親的存在意味著約束、被迫忍受“太咸的蛇羹”。弒父，是對舊父權的清除，為自己開辟心理與行動的空間，但這又導致父性的心理位置真空，需要有人填補，哥哥自然是最佳人選。其心理需求呈現出切斷與依附并置的矛盾。這也是為何他即使擁有了強有力的“母親”——劉思欣，但他依然希望哥哥歸來。因為后者是他在混亂世界中尋求權力安全感的替代父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母性”只不過是李霧童單方面的感受，客觀上來看，劉思欣這位“母親”實際上是一種“陰性父權”，只不過更具有情感引導甚至操控的傾向：以溫柔之姿行使判斷、誘導、分配與引導暴力的權力。和傳統父權不同，她無法選擇命令施加控制，但是可以通過情感的紐帶、情緒與信任來有效地完成權力的穩定、和轉移。

李文狄一出場，身著絳紅、咖色衣物，紋身攀至脖頸、面部，力量的實感油然而生。他潦亂的長發胡須，像是粗曠版的父親。獸牙項鏈、玉石扳指等配飾，暗示著他是掌握舊有勢力的酋長。

在李文狄氣勢逼人，又些許落魄的疊穿大衣中，我們會想起李霧童首次會見警察的穿衣公式：同樣的疊搭，同樣的華貴。只不過，李文狄選擇的色彩、面料更趨張揚、粗糙，李霧童的則冷靜、纖細。兩人以穿戴傳達出同一血脈的鏡像對立。

李霧童與暴力之間的關系是微妙的，有天然隔閡的。正如他的穿著，貴氣、雅致：并非殺人不見血、令人膽寒的文雅，而是身不由己卻妄想洗白的天性。這種天生的傾向遭到哥哥的嘲笑，笑他要去做醫藥代表。李霧童一直徘徊于內在理性與心理羸弱的暗影中：他固然聰明、洞察人性、工于心計，但其直接暴力行為止于掌摑親屬，砸墻泄憤。他對暴力的統一回避：他讓意大利佬替他行兇，讓被催眠的臥底為他殺人——所有的血腥都需經過他人之手，處決保鏢，竟提前離場。這讓人不得不懷疑，他自身缺乏承受血腥的能力，畢竟就連儒雅的狄文杰也將暴力運用得自如流暢。

在警匪片中，權力的化身不僅在于指揮，更在于能承受血腥與死亡的考驗。而李霧童，縱使布局縝密，仍是心理上和行動上被動的權力代理人——權力在他手中，是象征與布局，而非實操與血肉。從這點上看，他幾乎與古希臘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同構。

空間設置層面，無論是安藤忠雄著名的光之教堂，還是人物砸墻，或是開篇的隧道式掩體都在構建李霧童的處境關鍵詞：禁錮、庇護、裂隙、出口。

更何況，真正的野心驅動力，大概率并非出自他，而是隱藏在高圓圓飾演的劉思欣身上。

無論是藥劑師、精神醫師的身份與暴力事件的聯系，還是她與李霧童的相處細節，都可以一窺這個角色的權重。她是陰性引導者——李霧童弒父后，和警察的一番交涉就已使他的神經繃到極限，急切地要見劉思欣，是依戀更是精神依賴。沒有劉思欣，李霧童很可能仍是那個默默吃著不喜歡的蛇羹，卻從不抱怨的糾結者；有了她，有了建立在愛欲之上的滋養之地，他才獲得了擺脫現實的行動力。與彰顯野心相比，他更像是一直在泄露自己渴望擺脫的是什么，他構建的目的是逃脫，而想以藥換毒的，是劉思欣。因此，一個身不由己，卻又試圖逃脫的人，毀滅幾乎是其宿命。

劉思欣最醒目的造型，是眉上狗啃齊劉海——集純真、理性秩序、顛覆秩序于一身的矛盾符號。這種頗為先鋒的劉海樣式歷史悠長，但總的來說，是一種純真甚至刻意童化外殼下的理性冷感，同時又在邊緣處留下細微的不齊與參差。純真與疏離并置，溫柔與冷酷并存，是安撫者，又是策動者。

十九世紀西方，齊劉海原是兒童的發型，方便、整潔、易于辨識，帶著被社會默許的天真。那時的眉上劉海象征著童年與無辜，是未受規訓之身的自然形態。當這種發型被成年人刻意選擇時，它的意義發生了反轉：在成熟的身體上展示孩童符號，這種“倒錯”是微妙的反叛：它拒絕被社會正統所定義的“女性優雅”或“成人端莊”，以孩童的形式挑戰成年的秩序，因此被諸多藝術家與先鋒女性推崇——那是一種拒絕被歸類的自我姿態。到了二十世紀，這一符號完成了藝術史意義上的轉譯。不過在眉上齊劉海疊加“狗啃劉海”的元素，則源于近20世紀70年代朋克文化崛起，狗啃劉海可被視為對整齊完美的打破。進入2000年代后，這兩種符號開始融合，創造這種整齊的失衡感：剪裁形式上仍是非常整齊的，即理性與清醒，但邊緣細節處故意處理為不齊甚至不規則的豁口，有種失衡之感。

劉海的雙重性也體現在其衣著上。私下，劉思欣偏愛顏色淡雅、質地溫潤的羊絨衣物，是撫慰者的面孔。然而，在被狄文杰審訊后的片段里，兩人并坐在車內，身上的禮服有著同樣的簡潔剪裁、同樣的凌厲線條，黑色面料上也印著同樣的白色圓形圖案，兩人勾著小拇指，心靈相通。此刻，觀者也就可以確認：所有的計謀與隱秘，皆是他們共通的心事。這一切都在述說著：她的力量是遁形、柔韌的。

綜上所述，讀懂李霧童，須兼顧情感與性格考量，而非僅以權力欲為其存在的唯一核心。他的“弒父”與“依附”、理性與脆弱交織成血脈式循環，使他成為影片中最具心理張力的人物。觀眾所謂的“敘事邏輯斷裂”，實則正是揭示人物人性真相的關鍵點：人并非自洽的理性機制，而是現實邏輯與精神象征并行的矛盾體。正是在這種裂縫中，李霧童的復雜性得以顯形。也是該片中，筆者最喜歡的人物。

至于殺手程文星接的是誰的單？答案其實很明晰：劉思欣。

對李文狄殺心最重的，恰是劉思欣。李文狄也是她和李霧童唯一的分歧點。這在她與李霧童互相爭執的場景中交代得非常明晰。而李霧童派殺手保護自己的可能性為零，以給槍為證，從操作層面來說，說不通。

李文狄在父親墳墓上撒尿，表面粗鄙，實則挑釁，暗示“父權迭代”：他親手否定上一代權威，將父親的暴力秩序終結，并以身體與行為直接占有權力。撒尿既是“標記領地”，也是公開接管父權的宣示——不再尊崇父親、而是以自身血性和行動承接權力。這也凸顯他與李霧童的差異：李文狄以血肉與實操掌權，李霧童則尋找依附。此刻，父權更迭的過程被直接視覺化：前代威嚴終結，新一代以暴力與支配延續權力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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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的立命之本：

情感與規則

古天樂飾演的程文星，獨身、寂寥、以獨白袒露自我，雖沾染著王家衛式人物的風格，稍顯公式化，但還是有些屬于自己的特色。他是殺手也是香港小民的縮影。灰色極簡的住處，單調的生活，寡淡的性格，層層壓著的，是一顆篤定恪守的心。有一絲《獨行殺手》中阿蘭·德龍的脾性。當然，養一只貓不如養一只鳥來得獨特，因為鳥既是陪伴寵物也是主人機敏謹慎的機關之一，是殺手防御機制的具體再現。程文星的防御機制不是家貓，卻在別處。

背帶褲，白色套頭衫，僅一套簡單耐穿的衣服，就將這位殺手的社會底色講清，剝去殺手職業身份——一個香港草根青年，浸泡在實用主義、街頭生存能力增長中。灰色的、空曠的居室，則是《獨行殺手》般的空蕩：孑然一身。

與程文星日常私服相呼應的，是奀叔與歡姐的藍染古布拼接衣物風格——衣物有平民樸素之感但又帶有手工質感與穩重的神秘，符合他們在殺手體系中“幕后操作”的定位。同時，由不同的布料拼接而成又暗示其接單人的身份定位。

筆者想重點討論的，是程文星身上關于情感與規則之間的辯證關系。

我們習慣揭開這個殺手身上的冷徹，指認他內心殘存的濃稠情感；卻鮮少反向思考：他的冷徹在于對行規的絕對貫徹，而這種絕對的遵守或許正來自于他對情感本身的恐懼。情感是溫暖的，但也是混亂不可預測的，相比之下，行規雖冷酷，但卻是分明的，因此，也是安全的。而小葉作為一個以情感吞噬規則的個體，是他的蠶食者，一點點動搖他的內心世界。他在浴缸里試圖要給小葉一個教訓，倒不如說同時也是將內心的情感壓抑下去。這場戲的雙重意義再次重申該人物身上清明的“神性”實際上是一種刻意的自我情感閹割，也就是前文所述的防御機制。若問這種情感恐懼的來源，或許和社會階層、生存策略密不可分：在資源匱乏、秩序松散、暴力橫行的香港底層環境中，他將殺手行規作為替代社會秩序的支點，形成心理上的穩定系統。

小葉和程文星之間的鏡像非常明晰。要說唯一的缺陷，就是小葉受傷卻沐浴的場景，現實層面是不合常理的，此處，麥浚龍過度強調空間、敘事的象征機制和美學，過多削弱了現實考量。本應設置別的更為合理又具有隱喻的場景。不過，整場戲，還是成功散發出一絲情欲氣息，似在暗示兩人之間的情愫，不僅是仿若家人。

然而，這并非說程文星異化為冷酷機器，而是說，他的個人情感逐漸朝向規則產生融合欲望，這種融合的結果，是他最終將“行規”視作信仰本身，使他在規則中尋找意義與歸屬，那份他唯一能承受的情感，也就寄托在“規則”與“秩序”的抽象之上。而這便是該人物悲劇性的根源。

（圖為黑澤明《蜘蛛巢城》）在致敬黑澤明《蜘蛛巢城》的餓鬼搶毒場景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作為社會金字塔注腳的空間設置。在最明顯的垂直層面，空間的坡度與角色位置映射著強烈的心理壓力、社會沖突、資源搶奪；而在動作層面：餓鬼的攻占動作述說著生存斗爭和道德模糊性。說這是普通人的生存隱喻，不為過。

程文星的黃銅座機，是舊有時代的復古之物，暗示他的孤僻、滯后、古典特質；彩色的裸露電線則勾畫其清貧的生活方式（雖然有很多錢，但無意享受）。這座電話，是他唯一與情感世界連接的中介物件，諷刺的是，他維系情感的對象，也是他依靠恪守行規而保持關系的對象——他的仇家兼知己。情感是隱秘的暗河，只能在規則的“限制和保護”中有限流動。恪守在長年累月間演變為一種血肉鮮活的贖罪心態。當仇家看透生死，放棄要他償命，也就是打破了程文星賴以存在的規則，背叛了他，變相賜予他虛無一片。

因此，程文星的赴死實際上是在守護自身價值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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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與骨

從劇本主題層面看，《風林火山》在警匪港片傳統的基礎上，并沒有太多創新。但重要的是，它摒除“忠義”的倫理，保留了“權力、利益”，從而凸顯了個體的原子化特征。即便是李霧童與劉思欣這類共生體人物，也各懷心事，有無法理解或茍同對方的時候。

美人在骨，不在皮。這句話放在電影作品上，同樣成立。我們常認為，一部電影首先需要好的劇本。不過，好的劇本并不意味著“明晰”。或許受制于時長，剪輯留下了較多的留白與跨度，但觀者完全可以在深入理解人物的基礎上，將這些空白自行填補起來，也會發現一切其實皆能自圓其說——這不正好證明，劇本中的人物是成立的甚至有心理深度的，只不過心理輪廓因剪輯而被抹去了一部分而已。退一步講，我們可以試著跳脫出“電影就一定要把事情講明白”的觀影習慣，因為轉頭一想，電影雖映射現實，但混亂不過現實本身，《風林火山》再破碎，也只是更逼近現實經驗的語焉不詳而已。

與杜琪峰的警匪港片杰作相比，《風林火山》借用了警匪片的框架——警與匪、追逐與沖突，但核心不再聚焦動作與外部邏輯，轉而投向心理與符號的敘事。身份、投射、心理裂隙成為情感張力的來源。美學著重服務于心理地圖，是內心世界的延伸。節奏有意放緩，沖突更多發生在精神層面。與杜琪峰的硬朗都市警匪相比，麥浚龍著手做的，是一次心理化、符號化的翻新——雖保留了類型片的框架，但融合了文學化的內心空間。

更重要的是，我認為麥浚龍的野心或許本身就并非在劇本創新上，而在其“物質性”或“感官邏輯”上，即“如何用視覺翻新一個老話題”，因此后者有著不可忽視的分量。正如上文分析，人物色彩、衣著、空間的設計上，與人物內在產生了共生關系，它們往往替代臺詞，以暗語的方式塑造人物性格。麥浚龍擅長運用象征系統，一個畫面就訴說大量信息的時刻常有發生。這意味著影片的服化道與空間設計，并非只是表面，而是敘事“骨相”的一部分，提供了大量且嚴密支撐。

縱觀全片，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要說全片有誰做到“風林火山”，只有狄文杰一人。如果說中文片名指向其精妙的布局與氣勢，那么英文片名則擴展了對生存與命運的想象：Sons of the Neon Night，意為霓虹夜的兒子們，涵蓋了片中所有暗夜生存者。孤獨，狡黠，如霓虹下的微光，映照他們在黑夜中的軌跡。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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