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對話波士頓：兩座城市的創新藥平行時空

李昀 |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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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頓的93號公路上，霓虹燈閃爍著諾華、Vertex、賽默飛的標志；這條路是全球最密集的生物醫藥走廊。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上海也有著同樣的景致。

世界生物產業高地波士頓已發展近30年，而中國生物制藥真正起飛則始于2015年藥監改革，僅有十年的時間。

在過去十年里，上海已成為中國生物制藥產業的重要代表城市。從上海到波士頓的航線，成為中美跨國公司和biotech企業人士最頻繁的商務旅行路線之一。在十幾個小時、3萬英尺的高空上，筆記本屏幕閃爍著他們的PPT：從BD（商業合作、許可授權）、CRO（合同研究組織）到臨床試驗和研發外包；以及創始人們在兩個城市設立工作站點的記錄，無所不包，涉及了生物制藥產業鏈的全過程。

兩座城市的相似并不偶然：在繁榮的生物醫藥產業背后，是大藥企的逐步扎根、越來越多的資本進駐和豐富的科研臨床資源。

但兩者也有關鍵的不同。一名美國投資人提到：波士頓的它生態不是刻意打造的，它是自然形成的。先有麻省理工、哈佛這種和醫院結合得非常緊密的大學，然后才慢慢有pharma進來，盡管波士頓政府有引導大藥企進駐的稅收刺激，但政府主導并非關鍵因素。

而上海采用的則是“強政府+活市場”的模式。正如一名在相關部門任職的人士提到：上海生物制藥產業的迅速發展，主要靠的是自然的因素疊加上政策改革的力量。

這使得使上海在短短十年間，從仿制藥之城成長為創新藥高地。2024年，上海生物醫藥產業規模近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制造業超2000億，服務業約1400億，其余為商業批發板塊。

在波士頓生活近三十年，曾在跨國藥企和CRO龍頭藥明康德工作，橙帆醫藥的創始人、首席執行官李競說到：“上海大量生物醫藥類企業的發展，得益于成熟的工業理念、工作流程，甚至企業管理。諸多工業化因素，使得這座城市成為了生物醫藥企業落腳的最好選擇。”

在過去十年里，上海張江、漕河涇和外高橋， 阿斯利康、羅氏、賽諾菲、禮來、輝瑞、諾華等全球巨頭已在上海設立研發中心或創新基地，帶動本地CRO、CDMO、醫療器械企業同步成長；

而中國的本土藥企也是風景的一部分：上海不僅有君實生物、再鼎醫藥、和黃醫藥、天境生物這樣在黃浦江畔設立總部的國內頭部藥企；像齊魯制藥、正大天晴、恒瑞這樣的“外地”企業也正在把研發資源一點點搬到上海。

大企業的進駐：盤活科研、人才和資本

三十年前，波士頓還只是一個安靜的大學城。麻省理工和哈佛雖科研頂尖，但新藥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速度緩慢。那時候，劍橋鎮只有少數冒險型小藥企——Biogen、Genzyme——在悄悄嘗試創新。

美國生物技術的重心在三藩市，大型藥廠卻扎根新澤西。然而，新澤西的稅收政策和政治變動頻繁，大公司紛紛外遷。進入2000年代，波士頓的命運開始轉折：2002年，諾華在波士頓劍橋設立研發重心，成為標志性事件；2008年，州長 Deval Patrick 推出《生命科學法案》，承諾投10億美元發展本地生物技術產業，政府的支持成為關鍵助推力。

隨后，輝瑞、默克、羅氏、強生、諾和諾德等大企業陸續在波士頓落子，建立研發中心和綜合實驗基地。教授和科研人員的小型創業團隊也得以融入這股洪流。一位投資人回憶：“跨國企業來了，研發和創業人才開始流動，整個城市的生物醫藥生態瞬間活躍起來。”曾經默默無聞的劍橋鎮，瞬間成為全球生物制藥創新的中心。

當產業人才進駐，大學體系的創新性一下子被放大。

哈佛已有三百多年歷史，MIT也有一百五十多年，兩所大學在科研、工程和醫學上的積累，為整個地區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新動力。

“VC為什么也比較喜歡投波士頓的項目，就是大學可以生產很多早期項目，共投資人挑選。與其說他們投資的是技術，不如說是投人才：即使某一技術他開發失敗，但是這些人才能把新的東西做起來。”上述美國投資人說到。

隨著早期公司規模增長，科研人員與創業團隊帶動了對實驗室空間、專門化服務、產業鏈配套、以及人才的需求。劍橋的Kendall Square從曾經的廢舊倉庫區，逐步演變為生物科技高密度區。

資本和資源逐漸形成流動。一些大藥企也看到了蘊含在科研中的機會。

如今，波士頓幾所大學的教授創業已經并不罕見。在和資本與藥企的交流中，教授們對監管、CMC和產業化已有了較深的了解，因此從實驗室到初創企業的轉化效率極高。

而對于上海來說，故事的因果有所相似。

上海也經歷了同樣的歷程，先有高校資源和科研結構，然后大藥企進駐帶動產業鏈發展。

上海科委生物醫藥處副處長朱镕談到：“上海本身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自開埠以來一直外向型的海派文化，這吸引了很多跨國企業總部落戶上海。對于醫藥企業來說，更吸引他們的有兩點：一是市場，國內市場華東片區非常重要，上海不僅有3000萬本地人口，還覆蓋周邊長三角就醫人口，尤其是疑難雜癥和新藥的市場在上海較為集中；二是創新能力，除了高校院所集中，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是上海臨床試驗水平比較高，多中心臨床（MRCT）等臨床實驗水平也比較高，再加上各類人才集聚，所以他們愿意在上海布局。”

李競同樣認為，波士頓和上海有許多相似的特質。波士頓的創新生態并非刻意打造，而是隨著大學、醫院和產業的自然聯動逐漸形成的；而上海，也正在出現類似的集聚效應——優秀的人才不斷涌入，科研與產業之間的連接越來越緊密。

“波士頓的優勢在于人才密度，而上海這幾年也在快速接近這種狀態。”李競說。無論是科研機構、創業團隊還是跨國藥企，大家都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中協作，愿意把新的理念、流程和管理經驗不斷帶入產業實踐。

他特別提到，如今越來越多的海歸科學家選擇在上海定居、創業，說明這座城市的包容性、生活便利度和產業土壤正在形成正向循環。

臨床效率、轉化加速度

波士頓與上海，都被公認為對創新藥最友好的城市。

在創新生態的所有環節中，與科研機構和醫院的合作是否順暢，恐怕是最關鍵的一項。

波士頓的生物醫藥生態并不是人為刻意規劃出來的，而是一種自然形成的創新系統。

更重要的是，波士頓的大學和醫院之間合作緊密。許多著名醫院，如麻省總醫院（Mass General Hospital）、布萊根婦女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等，都是哈佛和MIT聯合創辦或深度合作的機構。可以說，這里的科研—臨床—產業之間，天然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創新鏈條。

在美國，醫藥行業的生態決定了學術醫院里的臨床教授，在臨床指南、科室路徑和處方習慣中擁有極高的話語權。項目研究者能夠直接影響藥品的應用與銷售，這條從實驗室到市場的通道是完全開放的。

與此同時，波士頓的創新藥企與醫院之間還有另一個“牽線人”——資本。許多學術醫療系統設有自有的風投或私募部門，直接投資早期企業，或將醫院的科研發明通過孵化推向市場。通過“醫院投資—臨床驗證—處方使用”這一閉環，波士頓有效降低了新藥商業化早期的市場進入壁壘。

而在上海，政策驅動進一步助力。

仁東醫學CEO金鴿所在的公司專注于泌尿腫瘤和精準診斷方向的醫療器械與檢測試劑產品。與創新藥動輒數年的研發周期不同，醫療器械的轉化鏈條更短。仁東從2015年成立起，便與中科院健康所共建專家院士工作站，與交大仁濟醫院聯合開發三類診斷試劑盒，完成了從科研到產品的全流程落地。

在金鴿看來，上海科研人員普遍具備“理工科思維”和“工程師文化”，科研成果更容易向技術應用和產品轉化延伸。“比如交大系的醫院，天然具備醫工結合的邏輯，從實驗室到臨床轉化落地都比較順暢。”她說。

當然，即便學術資源豐富，如何建立更清晰的利益機制，讓科研院所、臨床醫生與企業形成真正的協同閉環，仍是各地都面臨的挑戰。

在機制層面，上海的臨床轉化體系具有系統性：申康體系推動臨床資源整合，院校共建科研平臺，企業通過購買高校專利加速成果產業化——“仁東就買了交大醫學院的幾個專利。”金鴿提到，“從專利起草開始，基礎科學家、臨床專家與企業應用端就反復溝通，一直到產品落地。”

除政策外，波士頓與上海都擁有讓全球羨慕的臨床資源。

波士頓的大學大多擁有附屬醫院：Mass General、Brigham and Women’s、Dana-Farber、Boston Children’s 等，這些醫院擁有龐大的患者群與專業研究團隊。藥企只需簽約合作，就能高效完成臨床入組，獲得高質量數據。

而在上海，優勢在于體系化和國際接軌水平。“就多中心臨床實驗和大PI的水平而言，上海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朱镕表示，“因此，很多外資藥企都愿意落戶上海。”

目前，上海臨床機構的項目管理標準已與ICH接軌，這意味著跨國藥企在開展全球多中心試驗時，可以直接將上海中心納入全球研究網絡（Global Study Network），無需額外培訓或制度修訂，大幅節省時間與成本。2021—2025年8月，上海醫院牽頭或參與的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項目達1688項。

選擇回國創業的李競，首選一直是上海，即便上海的硬件成本不是最低的。他在意的是“隱形的競爭力”。他認為，中國不同地區在商業化氛圍上差異明顯，而長三角地區——尤其是上海——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并具國際化特征的創新環境。“營商環境開放、專業氛圍濃厚，與國際規則的銜接度高，產業協作和資本支持的體系也更完整。”

他提到，自己接觸過大量投資人，其中許多人在上海扎根超過二十年。上海的生物醫藥投資機構數量龐大，從風險投資（VC）、產業基金到保險系資本，都在參與創新藥領域的布局。而在波士頓，情況也是如此，這里吸引了全美乃至全球的投資人。即使許多基金總部在加州或芝加哥，它們真正重點布局的項目往往都在波士頓。

“資本跟著產業走，產業跟著資本走，”李競說，“這一點在上海體現得尤其明顯。資本活躍度高，也讓整個產業的成長速度更快。”

他指出，雖然上海在科研院校方面相對不如波士頓那樣密集，但產業化能力和投資配套更強。這里既有穩定的創業環境，又有足夠多的專業團隊與資源平臺，使得科研成果更容易走向商業化。

“上海的優勢，是一個成熟的營商體系和快速反應的資本體系。這兩者疊加在一起，讓它成為中國最接近國際創新生態的城市。”李競總結。

上海VS波士頓：差距和優勢

波士頓與上海兩座城市，雖然在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上有共同點：人才密度高、市場開放度夠；但不同的是，前者主要靠自然積累，后者主要靠系統推動。

兩種路徑，各有優劣：波士頓模式意味著穩定與原創性，但其高成本、高門檻和低效率的臨床試驗也成為其挑戰；上海模式帶來了爆發式的增長和極高的臨床效率，但其原始創新能力、本土大學轉化效率，仍需時間檢驗。

此外，還有更關鍵的一個環節：在九死一生、投入甚巨的創新藥領域，資本的角色極為重要。尤其是在過去兩年，中國生物制藥在高速發展中經歷了第一個下行期寒冬。

而在美國，資本市場更加成熟，允許失敗。一個基金通常會投十幾個項目，不可能每個都成功。投資人知道，有一部分項目會失敗，但只要其中幾個成功、甚至一個爆發式增長，就足以覆蓋損失并帶來高額回報。

這種機制也使得美國投資環境更寬容，更愿意讓創新自然發生。

“一個項目失敗了沒關系，只要人才優秀，下一次他們仍會得到投資，因為這些人往往能再做出新的項目。”上述美國投資人表示。

這種投資風氣在波士頓這座城市得到了強化：由于生物制藥行業的特殊性，這座城市的投資人比起硅谷的同行們更有耐心。很多當地企業都得到了“機會基金”（opportunity fund）的支持，這種補充型投資模式可以確保一些初創企業在早期成長期階段能夠不斷得到跟投。即使環境不景氣或項目時間超過預期，這種后續支持也可以確保一些有潛力的公司不會因此死掉。而在中國創新藥投資領域，國資一度因“求穩”被企業詬病。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曾在接受采訪時提到：國家大基金在創新藥孵化方面作用發揮不充分，政府基金考核機制是一個重要原因。“考核機制過于注重短期的財務回報，使得基金管理人在投資時過于謹慎，不敢輕易投入高風險的創新藥項目。”

同時，和波士頓豐富的投資模式相比，上海創新藥企業的融資手段比較單一。一眾企尚未盈利公司不斷排隊港股 IPO：一旦上市成為唯一目標，企業容易為了滿足估值或財報要求，而在研發階段就追求短期可見成果。

為了活下去，還有不少企業選擇在藥物價值杠桿較小的早期階段進行交易，錯過了使企業大幅升值、成為biopharma的未來機會；國內投資人和創始人簽訂的對賭協議、回購條款讓創業者承擔極高壓力，一旦周期不佳，項目失敗就可能陷入困境。

以上種種造成了上海在生物醫藥產業上和波士頓的差距：企業成長上限有時被限制、創新具有“討好資本”的傾向，從而在原創性和前沿性上有所落后。

上海在投資方面，反思了創新藥產業的特點，近期出了一系列舉措。從2024年開始，成立了總投入225億的生物醫藥先導產業基金。該基金有兩個作用：一是可以直接投資，二是作為LP撬動社會資本。去年至今年，已經撬動了13個子基金，撬動規模約為原始基金的五倍多。

通過國資基金撬動多元資本后，上海希望在早期biotech市場上的不足得到改善。“國資基金的參與覆蓋全鏈條，包括早期VC、PE到后期產業并購、S基金等。未來產業基金，偏向早期前沿項目，而先導產業基金構建生物醫藥產業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陣。”朱镕表示。

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上海的強項在于效率與成本，這是它能吸引國際化投資、最大程度實現國內產業鏈出海的關鍵。張江高科匯聚了全球多家頂級藥企，以及大大小小的本土企業，這形成了“臨床—制造—數據—資本”全鏈條集聚效應，使企業能夠從候選分子到市場推廣全流程布局。同時在臨床階段和審批階段，政策的紅利和人才的集中，也都加快了各環節響應速度，使這座城市成為了一片能“最快出成果”的寶地。

中國臨床效率，已成為國際生物制藥公開的秘密。

一家美國罕見病企業，在做臨床試驗階段發現“在中國一個科室、一個醫生就可能有三千名患者。這種集中度讓臨床入組變得高效得多。而一個美國醫生，手頭只有十幾個病人，還有十家公司搶。”中國的患者數量多得驚人，而且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型兒童醫院——僅在上海就有復旦兒童醫院、同濟醫院、中山醫院。

一款藥物，利用中國平臺能將全球研發時間表縮短近一年。朱镕提到，曾經有從業者都對兩個城市的臨床效率做過比較：“他說一個臨床前CRO的訂單，在波士頓需要一個禮拜以后才能得到答復，但在上海就可以立馬得到結果。”她解釋道：這主要是因為在波士頓的任何合作都需要市場的介入和調節，但在上海可以依靠政府去匹配最合適的資源。

在政策層面上，上海非常重視臨床資源的布局，不斷投入建設研究型醫院和研究型病床，配套硬件、軟件及職稱評審制度，專門為臨床人員提供職稱評審和培訓。同時，也在建設隊列、建立生物樣本和數據中心。

總的來說，上海和波士頓的差距在于市場化資本的支持強度，而優勢在于臨床工作的效率。但隨著接軌和融合的加深，從波士頓到上海，兩種模式正在彼此靠近。

一個靠時間積淀出穩定生態，一個靠制度與速度催生新格局。

當資本、政策與科研在上海形成良性循環，當創新者被允許在失敗中積累經驗，也許下一個三十年的故事，就將從這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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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昀：liyun94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