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被害，蔣介石日記里寫下四個字，他想不通吳石為何不忠心于他

蔣介石敗退臺灣初期，其內心最大的困擾或許并非來自戰場上的失利，而是最信任部屬的“背叛”。1950年6月7日，當蔣介石在批準處決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的文件上簽字時，他在日記中寫下了“郁結難解”四個字，字跡潦草且反復涂抹，透露出他內心的掙扎與困惑。這位曾被他寄予厚望的將領，竟是中共的“密使一號”，這個事實讓蔣介石感到寒心且難以理解。

吳石并非普通將領，他是保定軍官學校的“狀元”，留學日本陸軍大學，是國民黨內公認的軍事天才。抗戰期間，蔣介石每周都要召見吳石聽取情報分析，對他極為倚重。即使在國民黨敗退臺灣的混亂時期，蔣介石仍將吳石提拔為國防部參謀次長，這是國民黨軍事體系中的關鍵職位。蔣介石的用人哲學向來重視“忠誠高于能力”，而對非嫡系出身的吳石的重用，背后有著復雜的政治考量。

1949年的蔣介石正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既要應對李宗仁等黨內對手的挑戰，又要平衡陳誠的“土木系”、陳果夫和陳立夫的“CC系”等派系勢力。他希望通過提拔吳石這樣與各派系關系不深的技術官僚，打造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新生力量。在蔣介石看來，高官厚祿足以換取吳石的忠誠，但他完全誤判了吳石的理想追求。

吳石對國民黨的失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1944年日寇進犯湘桂，吳石所在部隊屢次請求增援，但蔣介石為消耗桂系力量，拒絕發兵，導致湘桂大潰退。撤退途中，吳石目睹難民流離失所、饑寒交迫的慘狀，開始對國民黨產生懷疑。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接收大員貪腐成風，物價飛漲，吳石憤然表示：“國民黨不亡沒有天理！”這些言論傳到了蔣介石耳中，雖然引起他對吳石忠誠度的懷疑，但為維持政權穩定，蔣介石仍選擇了繼續重用吳石。

1947年，吳石正式與中共建立聯系，開始秘密為共產黨提供情報。在淮海戰役前夕，他幫助中共獲取了徐州“剿總”的兵力部署情報；渡江戰役期間，他又提供了《國防部長江江防兵力部署圖》等核心機密；1949年，他更巧妙地將500箱國民黨軍事機密檔案留在福州，最終交給了解放軍。這些情報對解放戰爭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49年8月，蔣介石急電吳石赴臺任職。面對友人的勸阻，吳石表示：“我為人民做的工作還太少，現在還有機會為祖國做貢獻，個人風險算得了什么。”

他相信解放臺灣為期不遠，自己前往臺灣還能繼續為統一事業貢獻力量。到臺灣后，吳石代號“密使一號”，與中共華東局派來的交通員朱楓接頭六次，傳遞了包括《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在內的大量絕密情報。毛澤東在看到這些情報后，當即賦詩贊揚：“驚濤拍孤島，碧波映天曉。虎穴藏忠魂，曙光迎來早。”

然而，1950年初，由于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被捕叛變，供出了大量地下黨員，吳石的身份也隨之暴露。2月27日，毛人鳳向蔣介石匯報了“吳石案”的確鑿證據，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殊為寒心，令即逮捕”。3月1日，吳石被捕，蔣介石也在同一天宣布“復行視事”，恢復總統職務。對蔣介石而言，“吳石案”的發生正值其政治生涯中最脆弱的時刻。不僅黨內有李宗仁等對手的挑戰，美國也有意扶持孫立人等人取代他。

吳石的“背叛”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打擊，更是對其統治合法性的質疑。因此，盡管審判官蔣鼎文、韓德勤和劉詠堯三人認為吳石“所為出于信念，而非私利”，主張“可殺其志，不必奪其命”，判處死緩，但蔣介石堅持要求立即執行死刑。

1950年6月10日下午，吳石、陳寶倉、聶曦和朱楓四人被押往臺北馬場町刑場。臨刑前，吳石提筆寫下了絕命詩：“天意茫茫未可窺，悠悠世事更難知。平生殫力唯忠善，如此收場亦太悲。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對我翁。”隨后，四人英勇就義。蔣介石特意下令“死要見尸”，要求部下將行刑照片擺在他的桌上，這一細節透露出他內心的復雜情緒。

吳石被害后，蔣介石利用此案在臺灣掀起了“白色恐怖”，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和蔣經國的權力。但他至死未能理解，為何吳石會放棄光明前途，選擇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1973年，在周恩來的力排眾議和毛澤東的支持下，吳石被國務院追認為革命烈士。1994年，吳石將軍及其夫人的骨灰合葬于北京京郊福田公墓。2013年，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西山國家公園內修建了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為吳石等數千名為國家解放事業犧牲的中共諜報人員立碑紀念。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的“郁結難解”四個字，不僅是他個人困惑的寫照，更是一個脫離人民的政權必然失敗的縮影。他始終未能明白，真正的人才是無法用高官厚祿收買的，他們追求的是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吳石將軍選擇站在人民一邊，正是因為他看清了國民黨的腐敗無能，而中國共產黨才是中國的未來希望。這種基于理想信念的忠誠，遠非蔣介石以權術和利益為基礎的用人哲學所能理解。歷史已經證明，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蔣介石的失敗，從來不只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人心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