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的道德豁免權畫上了句號

文 | 褐色鳥群

前段時間，我們發文聊了編劇古二與電視劇《繁花》劇組之間的糾紛。沒想到事情還有后續，10月31日，編劇古二再爆驚人錄音。如果說此前的錄音，還在捍衛自己對編劇署名的訴求的正當性，那么這一次，完全是以單刀直入的方式對準了最核心、最重要的角色：王家衛。

在這七段錄音里，不僅是秦雯講了不少娛樂圈秘辛，王家衛還大肆點評起了個別同行大明星，且不忘以某些身體部位調侃相關者。此事一出，原本可宣告終結的《繁花》編劇署名糾紛，又迅速升級成職場性騷擾及口不擇言的道德問題。

這幾乎為這場紛爭畫上了句號。古二以玉石俱焚的方式一槌定音，王家衛戲里戲外的“藝術大師”人設宣告塌房。吃瓜輿論們對此自然反響熱烈，此事不僅被保送上熱搜，連以往部分對古二維權還有負面評價的聲音，都要么掉頭轉為支持，要么不作表態。《繁花》劇組的社交賬號也裝死“不響”，更不用說發律師函和通告說明這些往日還可以糊弄人的伎倆，也徹底啞火。

不過，問題也就來了。明星塌房塌了這么多，而大導塌房塌的這么徹底還是很少見見。為什么是王家衛自己親手終結了自己的“墨鏡王神話”？筆者認為，這并不只能從道德尺度去解釋。王家衛成也香港，敗也香港。他因對香港的俚俗文化異樣闡釋而崛起，掌握了非同一般的特權，也因香港的衰落，而走向昏沉的暮年。

王家衛是時代的幸運兒。在他發力之前，正值舉世罕見的移民大潮。天南海北的逃難者迫于生計，避入港島，高度擁擠的狹小市場造就了高度競爭的電影市場。橋接民國傳統的武俠神怪片傳統成了捷徑，粗制濫造在商業上有了可行性，色膽包天掐準了原始欲望，三者成了這時香港電影的基調。加之本埠市民文化中一向有不避葷腥的傳統，自足于轉瞬即逝的欲望，成了在朝不保夕的現實面前，唯一可確定的滿足與期盼。

如果說香港電影一開始就有怪力亂神的影子，還是帶有些對傳統社會的幻想，一定程度上沒有脫離通俗文化的范疇。那么王家衛則反其道而行之，頗有創見的在電影中將香港視為現代社會。

與大哥義薄云天、大俠功高蓋世這些江湖片、黑幫片的做法不同，王家衛一開始就另辟蹊徑，直面香港這座特殊城市的現代弊病。他不采用前者熱血而雜亂的江湖敘事，或以仇殺掩蓋現實焦慮的做法，而是將香港電影從民國電影的意外延續的香火，變為承接世界現代電影浪潮的都市或城市電影。

他受益于香港特殊的文化背景，準確對接了市民文化的訴求。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處于空前迷茫的身份認同危機之中。原子化情境中人的孤獨，曖昧的情愫，加上香港這一橋頭堡和自由港的環境，演變為歷史和革命的混沌原野，兩者疊加在他的電影的風格與材質里。

彈丸之地中，人人都是過客，城市社會中，情欲皆是虛妄。來了又走的各色小人物、邊緣群體，在晃動而紛亂的鏡頭中穿梭于便利店、隧道與雨夜。他們不夾雜瑣碎的家長里短，不攜帶本地文化中的俚俗與市儈。他們對香港也往往沒有承認和理解，沒有歷史創痛，只剩去向何處的迷茫與悵惘。

究其原因，部分在于他的上海移民身份，給了他絕佳的觀察視角，而獨家攝制方式，也給他了獨步天下的資本。和王晶堪稱惡俗而通透的風格相比，他顯得冷靜而克制。與周星馳詼諧而浮夸的電影材質相比，他顯得理智而沉穩。將成龍、周潤發、徐克和吳宇森一并觀看，他又顯得務實和妥協，沒有上天入地、血海深仇和家國大義。

他的作品不像前幾者，給不出皆大歡喜的結局，做不了關于價值觀確定性的表述，也不相信兄弟情義、人定勝天，從而遠離了于當時流俗的草莽權謀、刀光劍影。他是香港電影的反叛者，也是香港電影香火的繼承者。

這種格調，也為他海內外通吃、票房口碑雙豐收奠定了基礎。沒有歷史包袱，少有陳腐爛俗，情節往往簡單的不能再簡單，而意蘊卻扣到了當時流行的后殖民社會上。王家衛幾乎片片賣座，獎獎必得。

與葷腥搭配、直白趣味的市井片不同，他的電影能走出香港，靠的就是將孤獨的香港變為“現代性的鄉愁”。海外評委可在促狹的城市景觀中，發出東方電影也有現代意味的驚嘆。國內粉絲也可邊數星星，邊品嘗迷亂而帶有黑色幽默的憂郁文本。換而言之，他抽離香港的歷史和地理語境，將香港還原為景觀和情欲，從而使得成為可供安放一切的容器。

他是香港電影的異類，也是電影工業的異類。相關電影賺的盆滿缽滿、名利雙收，而代價，在今天卻是觸目驚心。高度提純的作者風格，必定意味著絕對的片場掌控力。他必須以暴力而殘酷的拍攝方式，維系自己的藝術生命。沒有好的靈感，就不寫劇本直接拍，即興創作當場發揮。演員不令人滿意，就反復NG把演員折磨到崩潰，以求最佳狀態。怕演員呆不住，就沒收護照囚禁演員。

幾乎和他合作過的所有演員，都反復聲討此種痛苦與折磨。那會香港演員薪酬并不高，而王家衛圈內好友眾多，又有獨控的自家公司“澤東影業”，西方電影節也需要異質性的東方話語，香港又是亞洲為數不多可供進入“鬼佬”法眼的“現代社會”，一切可供藝術大師誕生的條件，可謂是一應俱全。

這種在低廉成本下的極端做法，長期以來不僅不會被認為是劣跡，反而是一種夸贊。因不對等的權力結構，形同虛設的勞動保障，加之導演的名聲和形象在前，勞動者可以被折磨和驅使，也就成了專注、敬業的代名詞。在香港電影的黃金年代中，導演被譽為能呼風喚雨的神，動輒背負包身工長約的演員，不但沒有被認為是犧牲品，反而被視為藝術殉道者。

前不久去世的香港作家蔡瀾曾評價道，“王家衛很自私，很多人為他犧牲”。例如，張震是他電影的常客，演戲極為賣力和誠懇，但經常戲份被減的七零八落。過生日時，大導本人送他的禮物居然是一張“以后會少剪你的戲”的紙條。可見導演本人對此樂此不疲，并引以為傲的扭捏心態。

影迷關于王家衛的往事，所津津樂道的也不過如此。但是，我們仔細想一想。這是什么榮譽，還是什么贊賞？是對可折磨他人的權力的向往，還是對香港電影的懷舊？還是癡迷于一種陳腐的前現代制作工業流程，以時長等靈感，以藝術追求強權？

在香港電影的往昔歲月中，王家衛既是旗手，也是代表，更有眾星捧月的聲望，也就能享有電影暴君的特權。片內將演員視為木偶，片外，他的咸豬手和惡趣味依然可以讓被騷擾者僅僅稱為“荒謬”。那么，但凡換個場合和形勢，慣著他的人就不多了。香港電影衰落之后，他“贏者通吃”的形勢就變了。

《一代宗師》中的宋慧喬，不堪忍受沒收護照的待遇，天天閑等吃泡菜泡面的拍攝流程，不得不中途打道回府。吃老本的《藍莓之夜》在海外拍攝，又有國際明星坐鎮，“無奈”先寫劇本再拍，僅用八個星期完工，被人質疑是都太不“王家衛”了，還狡辯為“風格”沒有變。

但是，大概是他始終戴著墨鏡，一直沒有看清時代的轉向。明星愿意忍受折磨，多是看上了他的中獎圣體；眾多評委看上他的電影，是因為香港還有被做成菜端上桌的價值；觀眾愿意花錢買票，是因為娛樂形式單一，沒得選只能看電影。電影中又有無數偶像露臉。

他可以成為香港電影的代表，是因為回歸前，香港與市民要共同破解“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的迷霧。一旦這些前置條件要么瓦解要么被解決，加上整個香港電影市場在高度功利化的競爭中盛極而衰，要挪窩的就不只是他自己，而是整個香港電影界的半壁江山。

他在香港有權勢也有聲望，而在香港城市地位衰落、電影業傾頹的大背景下，他在內地只剩聲望，因而相比于以往，略顯舉步維艱。《一代宗師》拍攝時，需要他破天荒的摘下墨鏡與趙本山敬酒，才可順利拍完。

《繁花》這類年代劇，則是讓他徹底露了餡。這與他往昔的創作題材、拍攝模式截然不同。上海盤根錯節的利益關系，也比香港要更加復雜。不僅需要本地資本大力加持，也需要大量編劇收集資料，理出基礎的故事線和人物關系。更需要照顧范志毅這類本地大佬，甚至必須大量啟用滬籍明星，提攜相關人士，方可成片登場。

與其說《繁花》是王家衛在穿越不同的年代和地域延續藝術生命，這不如說是，在基本盤和發家地已然衰落的情境中，不得已為之的改換門庭、順勢轉移。沒了他生長并有獨到觀察的香港，沒有讓他發揮惆悵和孤寂的語境，所謂數年磨一劍的《繁花》，更像是小兒科一般的商戰劇，和過度磨皮乃至失真的“美夢”。

但是，王大導演的心態，卻沒有跟著轉變，是換湯不換藥，依然葆有“香港電影第一人”的天真和自信。他總覺得門生遍地、桃李滿天下，內地的影人和員工會對藝術之神頂禮膜拜。

事主古二托著病軀當牛做馬，既收集資料參與編劇，又是生活助理做菜燒飯。是月薪低廉的學徒與隨從，而非理應享受編劇署名權的創作者。這在他看來是敬業和恭敬，是自己江湖地位的衍伸品，大師光芒的伴手禮。他完全沒意識到，內地影人并不都認為自己是香港的包身工，他們更加傾向于自己是勞動者，而非人身附庸，這里沒有任何人是神的土壤。

大師可能不信，直到業內邊緣人古二從大師的朝圣者變為了挑戰者，才證明了這一點。在古二與王家衛的第一輪交鋒中，古二的重點依然放在“署名權”，主要論證自己的貢獻；王家衛依然可以躲在大師濾鏡后沾沾自喜，爭論雙方地位完全不對等。《繁花》編劇流程浩繁復雜，自然可以用“德不配位”搪塞過去。且有老伙計鮑德熹、老迷弟王晶鼎力相持，祭出法律武器之后，不識好歹的古二喜提封號。形勢一片大好，仿佛這場紛爭，只是小透明對大佬的“不識抬舉”“恩將仇報”。

而在第二輪爭斗中，古二卻用一種近乎絕望的方式，出其不意的將矛頭對準了他本人。錄音中大導本人展現出了另一種面貌，隨意調侃下屬、肆意評價同行，開一些他看起來不大不小的玩笑。我們方才得知，傲慢與輕佻才是大師的本色。之前他在香港的黃金歲月已逝去，而這份貫穿始終的特權意識，不尊重人的刻薄與鄙俗，才是他在此次紛爭中體現的有別于往昔精致與格調的底蘊。

大導的豁免權就此被褫奪，電影暴君的真面目一并展開。在封建行會中被視為正當的人身奴役，現在看已然是典型的職場霸凌。并且，這種居高臨下的指指點點，在香港本是習以為常。八卦小報漫天飛舞、咸濕文化遍地開花，哪怕是香港影視歇菜之后，王晶至今仍可以靠賣弄好友秘辛博取眼球。而內地頗成規模的粉圈飯圈，與政商關系緊密鏈接的演藝大佬，并不會允許這種“不識相”的指點江山。而諷刺的是，王家衛的鐵桿粉絲圈，也恰好就是今天進步主義神教的根據地。

這段時間本就是票房凋零、話題貧乏的窗口期，此舉一出，無異于主動給相關人士遞刀解乏。到這里，在影視圈早就是老生常談的現象才被大家信以為真：很多大藝術家往往不堪入目，對勞動人民的態度，才是他們關于“藝術”真正的作品。

古二的絕殺一出，意識到踢到鐵板的資方與導演本人紛紛“不響”。被評點到的當事人沉默不語，熱搜反而不斷，輿論界一片嘩然。沒有人再關心古二到底是不是編劇，私下錄音到底合不合法，畢竟，《繁花》劇組早就承認了以往錄音的真實性。沒有人再關心王家衛、秦雯會如何回應，因為他們自己，已經把群眾基礎砸的粉碎。反而，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也浮現到了大眾眼前：

在西方電影節和相應的大導們光環褪去后，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體系去評價導演群體？古二之后，我們應該怎么樣去保障影視行業勞動者的權益？難道只有玉石俱焚，才能揭開大佬的畫皮？

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恐怕才關系到中國電影產業真正的未來。

該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