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仆人與共產黨的特工：雙重身份的董健吾如何改寫中國歷史？

1936年一個春寒料峭的清晨，上海法租界亞爾培路一棟西式住宅內，一位身著牧師服的中年男子正對著鏡子仔細整理領結。

他的手微微顫抖——不是因為寒冷，而是那本即將隨他北上的《圣經》內頁間，藏著用特殊藥水密寫的關系中國命運的絕密信息。

鏡中的他溫文爾雅，任誰看去都是一位虔誠的神職人員。然而，在十字架與牧師袍的掩護下，他即將踏上一段足以改變中國政局的旅程。

他，就是董健吾——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上的傳奇特工，一個在歷史教科書中幾乎被遺忘，卻在關鍵時刻架起國共橋梁的關鍵人物。

董健吾

• 上帝與革命之間的雙重人生

董健吾的出身堪稱奇特。

1891年，他生于上海青浦一個富裕的基督教世家。前清時，外國牧師到青浦傳教，就借居董家。他的曾祖母很早就加入基督教，家人受其影響，也先后入教，到董健吾已是第四代教徒了。

董健吾少年時代便考入蘇州基督教會創辦的桃花塢中學并且入了教。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圣公會創辦的圣約翰大學，專攻神學。與他同學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顧維鈞等。

在校期間，他表現優異，深得校長卜舫濟賞識，畢業后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名牧師。

然而，在莊嚴的牧師袍下，跳動著的是一顆憂國憂民的心。

董健吾精通教義，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拉丁語，在圣彼德堂布道時，很受教友們的敬愛。后被他在圣約翰大學的同學浦化人（中共黨員）請到有“基督將軍”之稱的馮玉祥部隊布道。

馮玉祥

到馮部后，馮玉祥巧定董健吾擔任自己的秘書，不久又升為秘書處主任，同時還教馮夫人及孩子學習英語。

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期間，在馮玉祥部工作的共產黨員頗多，擔任馮玉祥部隊政治部主任的就是著名的共產黨人劉伯堅。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籠罩上海。就在這危急關頭，董健吾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選擇——經浦化人、劉仲華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啟了他的特工生涯。

他的教會背景和流利英語，使他成為潛伏在上海的絕佳人選。在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的安排下，董健吾在上海創辦了大同幼稚園，以慈善為名，暗中收養照顧革命者的子女。

這其中，就包括澎湃的兒子、惲代英的女兒、蔡和森的兒子、李立三的女兒等，1931年春節前后，毛澤東的三個兒子岸英、岸青、岸龍也被送進了園。

陳賡

想象一下那個畫面：

一位溫文爾雅的牧師，每天在教堂主持禮拜，為信徒解答靈魂的困惑；轉身回到幼稚園，卻要處理黨的機密事務，照顧那些隨時可能引來殺身之禍的革命后代。

這種雙重生活需要何等強大的心理素質和堅定的信仰支撐？

• 幼稚園秘密使命：北上傳遞絕密信息

1935年，中國政局風云變幻。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被迫長征，到達陜北時已元氣大傷。

與此同時，日本侵華步伐加快，民族危機日益深重。

中共中央深感必須調整策略，考慮與國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但是，如何與遠在南京的蔣介石建立聯系？

經過長征的紅軍與黨中央失去了與上海地下黨組織的聯系，更不用說與國民黨高層的溝通渠道了。

關鍵時刻，董健吾的獨特優勢顯現出來。他與宋子文的同學關系，以及他在上海宗教界和上流社會中的地位，使他成為執行這一絕密任務的不二人選。

1936年1月，宋慶齡找到董健吾，交給他一封密信和一大包云南白藥，委托他前往陜北，親手交給中共中央領導人。這些物資和信件表面上是以“慰問紅軍傷兵”為名，實則肩負著探索國共再度合作可能性的重大使命。

宋慶齡

這是一次危機四伏的旅程。董健吾以“財政部西北經濟特派員”的身份為掩護，踏上了前往陜北的險途。

那封寫給中共中央的密信，被他用藥水密寫在一本《圣經》的內頁之間，而那一大包云南白藥，則是明面上最好的掩護每一次過關卡，國民黨憲兵翻查他的行李時，他都面色如常地與人討論西北經濟，手心卻已捏滿冷汗。

信仰與使命在這時形成了奇特的張力——他手持《圣經》，心中默念禱詞，而禱詞的內容已從上帝的教誨變成了任務的順利完成。

• 歷史性會面：與張學良的意外交集

當董健吾抵達西安時，正值寒冬，通往陜北的道路被大雪封鎖。他不得不在西安滯留四十多天，等待天氣好轉。

這段時間里，他巧妙地與張學良的東北軍周旋，甚至通過關系見到了張學良本人。

張學良

歷史在這里展現了一個戲劇性的場面：

董健吾在張學良的公館里，意外發現張收藏了大量明代瓷器。對古董頗有研究的董健吾與張學良相談甚歡，從瓷器鑒賞聊到時局政治。

“董先生對青花瓷的見解獨到，想不到財政部還有如此人才。”

張學良頗為欣賞地說。

董健吾從容應答：“在下平日喜好研究古物，深知珍品難得。就如當下時局，尋救國之道，亦如覓傳世珍品，需慧眼與耐心。”

這次會面意外地為后來張學良與中共的接觸埋下了伏筆。

在看似隨意的古董鑒賞背后，是兩個敏銳的政治頭腦在互相試探、評估。

董健吾憑借其過人的智慧和鎮定，不僅沒有暴露身份，反而贏得了張學良的尊重和幫助。

2月底，冰雪初融，在張學良的協助下，董健吾終于到達陜北瓦窯堡。

在那里，他見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秦邦憲、林伯渠等。隨后，正在前線指揮東征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也得知了這一重要消息。

董健吾帶來的信息，成為中共中央制定新政策的重要參考。

他帶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親筆信返回上海，為國共兩黨十年內戰后的首次正式接觸鋪平了道路。

這一秘密通道的建立，直接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 溫情守護：毛澤東骨肉的“代理父親”

在完成歷史性的密使任務前后，董健吾還承擔著另一項絕密使命——照顧毛澤東的三個兒子。

1930年，楊開慧在長沙被捕犧牲后，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由親友秘密帶到上海，安置在大同幼稚園。

1932年，由于顧順章的叛變，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為了保護革命者的后代，黨組織決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園，但董健吾仍負責撫養岸英、岸青兩兄弟（岸龍于1931年夭折）。

岸英和岸青

在那個白色恐怖彌漫的年代，收養“共匪頭子”的兒子，一旦被發現，后果不堪設想。

但董健吾沒有猶豫，他將這兩個孩子視如己出，給予他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即使在經濟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放棄他們。

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夜晚，董健吾在書房處理完“工作”——可能是譯寫密電，或是準備下一次情報傳遞——后來到孩子們床前，為毛岸英和毛岸青蓋好被子。

這一刻，革命者的堅定與父性的溫柔在這位“牧師特工”身上得到了統一。

1936年，通過早年與張學良建立的關系，董健吾安排毛岸英、毛岸青前往法國，后轉赴蘇聯學習。

臨行前，他變賣了妻子的首飾，為兩個孩子籌備路費。

這一幕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展現了這位紅色特工溫情的一面。

當毛岸英、毛岸青登上遠洋輪船的那一刻，他們或許不知道，這位慈祥的“董爸爸”不僅挽救了他們的生命，也為中國革命保護了寶貴的血脈。

• 歷史轉折點的隱形推手

董健吾的貢獻遠不止于此。

他還曾協助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前往陜北，促成了《西行漫記》的誕生，讓世界第一次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面貌。

他還參與營救過多位被捕的共產黨人，利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在敵人眼皮底下開展了一場場驚心動魄的營救行動。

然而，由于隱蔽工作的特殊性，董健吾的功績長期不為人知。即使在建國后，他也曾因歷史復雜而受到不公正對待。

直到改革開放后，他的貢獻才逐漸被承認。

1960年，董健吾見到周恩來時，周總理動情地說：“我們后來派去延安的許多人，走的都是你開辟的路。”

• 忠誠的啟示：無名英雄的歷史回響

1970年，董健吾在上海病逝，追悼會簡單而樸素。

許多人至此方知，這位鄰家老人，曾有過那樣波瀾壯闊的過往。歷史記住了臺前的宣言與槍聲，也記住了幕后的信仰與沉默。

董健吾的一生，仿佛是他那件牧師袍的雙面：一面朝向光明，傳播上帝的福音；一面隱于黑暗，踐行革命的理想。

他從未領軍打仗，卻打通了最關鍵的秘密通道；他從未站在舞臺中央，卻成為了連接歷史斷點的“隱形樞紐”。

在今天，當我們漫步于上海梧桐樹下，那些看似尋常的老房子里，或許就曾隱藏著無數個如董健吾般，為了信念而將一生置于“兩個世界”的孤勇者。

他們的名字或許湮沒于歷史，但他們所代表的忠誠、智慧與在至暗時刻的擔當，早已融入我們民族的血脈，成為穿越時空的精神火種。

董健吾的故事告訴我們：

真正的歷史不僅是由那些閃耀的明星書寫的，更是由無數在暗夜中持火前行的人共同創造的——他們或許不為人知，但他們的光，卻照亮了一個時代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