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的今天，星星之火在此點燃，中華民族開啟了偉大的征程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借地望志路106號，一群充滿斗志的年輕人正在秘密集會。他們是中國共產黨最初的13名黨代表，代表全中國五十多名黨員，在這里起草黨的建設綱領。

這十三人分別是上海的李達、李漢俊，北京的張國燾、劉仁靜，武漢的董必武、陳譚秋，長沙的毛澤東、何淑恒，濟南的王盡美、鄧恩銘，廣東的陳公博，旅日歸來的周佛海和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中共一大會議油畫

十三名年輕人，十三顆熱血澎湃的赤子之心。他們平均年齡都是二十多歲，一腔熱血，斗志昂揚，都希望通過自身的力量，去挽救當時風雨飄搖的祖國。

其時中華大地內憂外患，外面列強環伺，內部軍閥混戰，老百姓苦不堪言。面對困境的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屈服，老百姓人人思變，年輕知識分子們努力尋求新的出路。新聞報紙上每天刊登最多的，就是討論祖國出路的報道。各種各樣的新思想爆發，引領著人們去探尋救國救亡的途徑。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十月革命為中國送來了社會主義新思潮，讓年輕的革命者們看到了新的希望。李大釗和陳獨秀作為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分別在報紙上發表了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些文章深深影響了當時遍布中華大地的年輕學子，其中也包括一位還在湖南長沙讀書的年輕人——毛澤東。

青年毛澤東

1920年秋冬之際，毛澤東和好友何叔衡在長沙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同年早些時候，陳獨秀，李大釗，董必武，等人也分別在上海、北京、武漢建立了他們的共產主義小組。

早期的共產主義小組名稱并不統一，有叫“共產黨”的，也有叫“共產黨支部”的，也有叫“共產黨小組”的。互相獨立，并沒有統一的組織機構。于是到了次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建立統一的黨組織。

當時黨內成員不多，全國發展的共產黨員不過五十余人。在很多人眼里，這個只有五十多人的小黨派，不過是當時中華大地上遍地開花的無數大小黨派之一，沒有人會想到這個小黨派會在未來某一天發展壯大，帶領中華民族拜托困厄，走上偉大的復興之路。

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黨的兩位重要創始人李大釗和陳獨秀都未能出席，原因是二人在北洋政府承擔要職，政務繁忙，無法抽身。這里面有遺憾，也有無奈，畢竟當時形勢復雜，這兩位都是當時黨的靈魂人物，不得不小心謹慎。

十三人的代表團隊到達上海，借住在當時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之所以選擇這里，是因為李達夫人和博文女校創辦者黃紹蘭女士關系極好，而董必武李漢俊也和黃紹蘭熟識。并且最重要的是，這里離會議舉辦地點——李漢俊兄長家很近。

回憶在李漢俊兄長李書城家客廳舉行，共產國際派了兩名代表出席會議，分別是馬林和尼克爾斯基。會議開始后，兩名代表分別發表講話，歡迎中國加入共產國際，同時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保持緊密聯系。

中共一大會議遺址

會議期間，各方代表分別報告了本地區黨組織發展工作，確定會議的任務和主題。隨后的幾天里，分別舉行了多次會議，代表們就黨的建設綱領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25、26日休會，27、28、29三天，每天一次會議，對未來發展方針，進行了激烈的辯論，達成了許多共識，也有部分問題沒有統一思想。

7月30日，第六次會議舉行，原計劃通過黨的綱領，選舉中央機構。不料會議剛開始沒多久，一名法租界巡捕房密探忽然闖入。此人名叫陳子卿，是上海青幫老大黃金榮的把兄弟，憑借這層關系進入巡捕房，擔任華人探長。

陳子卿對房間里巡視一番后，并沒有多說人，就帶人離開了。有著豐富秘密工作經驗的馬林立刻意識到，這是巡捕房的探路人，便建議停止會議，大伙兒分頭離開。

法國租界老照片

果然沒過多久，法籍警官就帶人包圍了這棟宅院，警察上門搜查，幸而眾人已經撤離，并沒有任何證據，警察警告一番后離開。雖然躲過一劫，但會議無法在原址舉行，眾人不得不重新選擇回憶地址。最后李達夫人王會悟女士提出，不如到她老家嘉興南湖去，那里既隱蔽，離上海也近，眾人都表示贊成。

次日，代表們分別乘火車前往嘉興，在鴛鴦湖旅館稍作休息后，就登上了南湖畫舫。南湖風景秀麗，代表們泛舟湖上，繼續討論著建黨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和制度，明確了黨的奮斗目標和歷史使命，隨后又對黨接下來的工作安排作出部署。

下午五點左右，湖面一艘汽艇疾馳而來，代表們立刻提高警惕，收起文件，在桌面擺出麻將，裝作優秀打麻將。直到打聽得知游艇上的是當地鄉紳，眾人這才松了口氣。會議結束時，眾人齊呼“第三國際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一大會議南湖畫舫油畫

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對于當時中國來說或許微不足道。除了以毛澤東為為首的信念堅定黨員外，并沒有多少人相信在南湖畫舫里宣誓的這十三個年輕人，能做出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甚至連黨內的部分成員也不例外。

在其后幾十年曲折的奮斗歷史中，十三人中有人脫離了黨組織，有人背叛了黨組織，還有人在背叛與回歸之間搖擺不定。當然，也有的人在革命道路上，不幸過早地犧牲了。

張國燾原本是黨內風云人物，卻因為過度右傾，在面對抗日大勢時，主張退縮，甚至不惜分裂黨組織，最終被開除黨籍。1938年，張國燾投奔陜甘寧邊區國民黨，49年移居香港，之后輾轉巴西和加拿大，客死他鄉。

張國燾和毛澤東

劉仁靜是當時最年輕的黨代表，年僅19歲。一大會議后前往莫斯科學習，因為思想不夠成熟，受蘇聯托洛茨基的影響，回國后不再聽從黨的指揮，之后被開除黨籍。1948年，劉仁靜加入國民黨，成為國民黨宣傳部御用槍手，在報刊上大肆發文攻擊我黨。解放后，黨組織本著寬大為懷的精神，并沒有追究他過去的錯誤，讓他在人民出版社任職，從事編譯工作。

李達因為受到張國燾排擠，又在國共合作期間與陳獨秀政見不合，反對合作，于建黨三年后自動脫黨。1949年，李達參加并策動了湖南起義，建國后經過毛澤東李維漢等人證明，重新入黨，歷任湖南大學和武漢大學校長。

李漢俊因為與陳獨秀張國燾政見不合，于1923年離開中國共產黨，并于1926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李漢俊在武漢被軍閥殺害。1952年，毛澤東為為李漢俊家屬簽署了“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光榮紀念章”，證書上寫著“李漢俊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光榮犧牲，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革命烈士李漢俊

陳公博在一大召開后不久，因受到驚嚇，回廣州后就公開宣布“不再履行黨的義務”。兩年后被開除黨籍，之后加入國民黨。抗戰時期，追隨汪精衛叛國，成為第一大漢奸，抗戰勝利后跟隨日軍叛逃日本，后被國民黨引渡回國，判處死刑。

周佛海是日本留學歸來的黨代表，性格搖擺不定，1924年脫離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周佛海受日本思潮影響深重，抗戰時期鼓吹“戰必敗，和未必大亂”，并在汪精衛的偽政府任職。抗戰勝利后，被國民黨判處“通敵”罪名，之后死在南京老虎橋監獄。

包惠僧作為陳獨秀的特派代表，同樣缺乏堅定的革命意志。在國共合作期間，包惠僧進入國民政府任職，一度升任人口局局長。八一南昌起義后，包惠僧脫離共產黨，加入國民黨。1948年離開國民黨，舉家遷往澳門，直到解放后回到北京。

包惠僧

除了上面這些叛逃者外，另外還有四人在革命道路上不幸犧牲，他們分別是陳譚秋、王盡美，鄧恩民、何叔衡。

陳譚秋于1942年，被軍閥盛世才逮捕，在獄中折磨致死。王盡美在發展黨組織的道路上積勞成疾，1925年病逝于青島。鄧恩銘在王盡美犧牲后，繼續領導青島的工人階級作斗爭，1928年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1931年在濟南英勇就義。

這里必須重點說一下何叔衡，他和毛澤東是同鄉，都是湖南人。何叔衡比毛澤東年長十七歲，也是一大會議里最大“長者”，二人卻是至交好友。何叔衡當過舊社會的秀才，卻有著堅定的革命信念。在和毛澤東并肩戰斗的日子里，深受器重，被毛澤東評價“叔翁辦事，可當大局”。1935年，長汀突圍戰役中，何叔衡不幸犧牲，時年59歲。

背叛者令人不齒，犧牲者更讓人悲痛。從他們的經歷，也可以看出一件事，那就是黨的創立著實不易。從1921年，到1949年，這二十八年里，經歷了太多腥風血雨，沒有堅定的革命信仰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是很難走到最后的。

從南湖上小小的畫舫，走到天安門巍峨城樓的，最終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忠實的革命戰士董必武，另一個便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

董必武一直保持著高度樂觀的革命精神，堅定不移地為革命事業做貢獻，在新中國建立后擔任國家副主席，直至終老。

毛澤東在一大會議時，并不受重視，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為革命的事業奮斗的決心從未動搖。

開國大典上站在毛澤東身后的正是董必武（后排右二）

當最初的十三名創始人中，有人屈服國民黨淫威，選擇了背叛，有人對黨的前程感到絕望，選擇了退出，還有的人不幸落入敵手，犧牲了寶貴生命時。

毛澤東內心的革命信仰卻愈發堅定，他始終堅信，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的最佳出路。

黨的內部斗爭時，毛澤東數次被打壓，被排擠，被“奪權”。但他并沒有因此動搖革命意志，而是選擇沉默隱忍，并且在黨遇到危難時挺身而出，利用高超的軍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一次次挽救了黨的革命事業。

毛澤東從小酷愛讀書，無論是早年在家鄉種田，還是后來行軍打仗，從來都手不釋卷。豐富的學識培養了他高超的智慧，而出身底層的身份，也讓他深切了解中國的國情和勞動人民的需求。

毛主席在讀書

共產黨創立初期，黨內部分領導人堅持一味照搬共產國際的方針，試圖依靠中國工人階級推翻反動政府。但毛主席敏銳意識到這條道路行不通，因為中國并不是一個工業國家，工人階級少之又少，而真正值得依靠的恰恰是數以億計的農民群眾。

1927年，秋收起義后，面對國民黨的大屠殺，毛澤東果斷帶領隊伍登上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以農村為基礎的革命根據地，為革命事業開辟了全新的道路。在毛主席帶領下，井岡山發展出十萬人的紅軍隊伍，成了日后革命事業的重要力量。

然而1933年，上海中央政治局在遭受國民黨圍剿后，被迫遷移到革命根據地。以李德、博古為首的共產國際代言人過分依賴于蘇聯方面的指揮，無法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制定戰略，導致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損失慘重。

井岡山會師

此時中央各級指揮都不得不反思失敗的原因是，對比之前毛澤東在井岡山作出的突出貢獻，很多人都對博古李德的領導充滿憤怒。長征之前，博古李德為了排擠毛澤東，想把他留在后方，在周恩來的強烈反對下，這一陰謀才未能得逞。

中央紅軍到達烏江時，王稼祥問張聞天：“也不知道這次轉移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張聞天嘆了口氣：“唉，沒有個目標，但是這個仗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著他又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都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了，還是請毛澤東同志出來吧。”

在遵義會議上，黨的領導人對之前的失敗作出了深刻反思，嚴肅批評了博古李德的右傾錯誤行為。張聞天在會議上點名批評博古李德，一針見血地指出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是二人錯誤指揮。

遵義會議（油畫）

王稼祥也力挺張聞天：“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斗爭中共同創造并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朱德也大聲質問李德：“有什么本錢，就打什么仗，沒有本錢，打什么仗？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周恩來也在發言中堅決支持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判斷。

最終，在參會的絕大多數黨員支持下，撤換博古的職位，改由毛澤東領導。正是這次會議后，在毛澤東英明領導下，紅軍突破重圍，挽救了黨，也挽救了中國革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