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的三個副師長，毛主席都曾寄予厚望，但發展成績完全不同

1938年春，八路軍129師首任政委張浩因病無法履職，返回延安養病，整支部隊的擔子都壓在了師長劉伯承身上。

前線緊張，劉帥軍政一肩挑著實感覺吃力，遂向中央提出兩個方案，一是他繼續擔任師長，副師長徐向前調任政委；二是他轉成政委，徐向前升為師長。

包括周總理在內的幾位領導討論后覺得第二個方法不錯，就把結果告知毛主席。沒想到主席思考過后，把劉帥的兩個方案都否決了。

主席給出理由，目前正是我們發展的關鍵時期，各個區域都缺獨當一面的人才，如此背景下，把劉、徐捆綁在一起，那太過奢侈。等有合適的時機，徐向前是要出去挑起大梁的。

眾人一琢磨，確實是這個道理，最終就讓鄧公接任為129師政委。

后來主席也沒有食言，確實曾讓徐向前到一線根據地去當一把手。不僅僅是徐向前，八路軍三個師的副師長都獲得了這樣的機會。

但是，他們取得的成就完全不同，以至于歷史地位也有很大的差別。

一、115師副師長聶榮臻

115師早在1937年11月就進行過一次分兵，師長林總率主力南下呂梁地區發展，副師長聶榮臻則帶領3000多人留在五臺山地區創建了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

雖然在軍事指揮方面聶帥有很大爭議，但論根據地發展建設，那他絕對在全軍之中都名列前茅。他就以3000多人為種子，四處發芽結果。

華北地區當年面臨著極為嚴重的封鎖“掃蕩”，但聶帥硬是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用8年時間發展出了9個縱隊、32萬武裝人員。

后來的解放戰爭，晉察冀雖然最開始接連吃了好幾個敗仗，但畢竟有先前打下的基礎，始終還是抗住了。

在朱老總、劉少奇前來整訓后，晉察冀漸漸扭轉頹勢，通過清風店、石家莊等戰役重新掌握主動權。

有些遺憾的是，晉察冀/華北沒有發展出第五大野戰軍，麾下的野戰部隊只是華北軍區下轄的野戰兵團。

不過，聶帥也擔任過華北軍區司令員，這時的大軍區一把手，級別上跟野戰軍司令員是一致的。

并且華北軍區在三大戰役后還承擔了一項重任——拱衛北京，保護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安全。此殊榮，其他四大野戰軍反而沒趕上。1955年，聶榮臻被授予元帥軍銜。

二、120師副師長蕭克

1939年2月，中央交給蕭克一項重任——去開辟冀熱察根據地，這片區域包含冀東、平西、平北三大塊，如果順利，那又會是一個“晉察冀”，屆時蕭克的地位也能再上一個臺階。

在組織的任命下，蕭克成為冀熱察挺進軍司令員兼政委、冀熱察軍政委員會書記，完全是一手抓。這時他也躊躇滿志寫下：建立挺進軍，深入敵心臟。放眼冀熱察，前途不可量。

但，他到達平西后做出一件大亂軍心的事：處決冀東抗日聯軍總司令高志遠。

當時冀熱察挺進軍下轄三支武裝，分別為鄧華支隊、宋時輪支隊、冀東抗日聯軍。這三部都參加過冀東暴動，但在日本人的反撲下，退到了平西。

從“冀東抗日聯軍”這個番號中可以看得出來，部隊多為冀東子弟，高志遠也是冀東人，他們一心想要打回去。但是，新官上任的蕭克卻產生了誤會。

蕭克覺得這種行為是在給自己“下馬威”，且很快有人揭發高志遠和吳佩孚有勾結，企圖投靠日本人當漢奸，蕭克就把高志遠抓了起來。

鄧華、宋時輪跟高志遠一起戰斗過，相信他的為人，就力勸蕭克不要殺，實在不行就讓高志遠回延安學習。

但蕭克沒有答應，他在回憶錄里這樣說：高志遠對平西八路軍的領導人心懷不滿，想脫離挺進軍，撤出平西。為達到目的，他正與日本人秘密談判。

又與北伐時期被國民革命軍消滅的北洋軍閥吳佩孚聯絡（此時吳氏正準備出山組織偽軍），陰謀叛變投敵...在掌握了證據之后，就把他逮捕，召開公審大會。

由公訴人楊春甫提出公訴，地下黨員陳飛等人提供證據，高志遠供認不諱。審理完畢，根據當時國民黨的法律以漢奸罪論處，執行死刑。

這里面是筆糊涂賬，我們后來都知道，吳佩孚是沒有投靠日本人的，高志遠要通過吳去做漢奸這個說法不成立。但冀東的負責人李運昌建國后也還是支持蕭克的說法，到現在事情都撲朔迷離。

無論實情如何吧，殺高志遠的壞處是顯而易見的，冀東抗聯瞬間跑了大半，鄧華和宋時輪都心中不滿，不久調離了平西。

冀熱察挺進軍主要武裝就這三支，三支都散掉了，蕭克手里沒什么人可用，往后兩年多里別說往外擴張，在平西都沒能徹底打開局面。

最終冀熱察挺進軍番號在1942年2月被撤銷，冀東、平西、平北歸晉察冀直接領導，蕭克調任為晉察冀軍區副司令員。

后來，蕭克基本沒有了獨當一面的機會，哪怕解放戰爭初期短暫領導過晉察冀野戰軍，也是在聶帥的管轄下。昔日同級的副師長，已有很大區別。1955年，蕭克被授予上將軍銜。

三、129師副師長徐向前

紅四方面軍在土地革命的后期曾經一分為二，一部分由劉伯承帶領，留在東岸進行了山城堡等戰役，另一部分由徐向前帶領向西遠征，可惜遭遇了失敗，孤軍損失慘重。

基于這個背景，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實力未損的劉帥便成了129師師長。徐帥雖然沒有擔任正職，但他也多次肩負毛主席的重托。

1938年4月，冀南地方武裝頭目葛桂齋率部投日，此人熟悉當地的情況，立即帶著日寇、偽軍前去進攻八路軍，負責該區域的陳再道被壓縮得手里只剩數百核心部隊，無奈向中央求援。

徐向前臨危受命，很快抵達冀南地區，他用極短的時間把實際情況摸清楚后，立刻用上“三板斧”。

首先是提高指戰員們的信心。冀南多平原，有利于日寇機械化行動，許多同志認為在這里難以生存，士氣為之低落，不斷有希望回延安的報告打回中央。

鑒于這種情況，徐帥多次召開會議動員，直言紅軍能夠不斷發展壯大，地形只是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群眾基礎，才是我們立足的根本。

冀南地區很少有山，但有800萬人，只要我們政治工作做得到位，能讓群眾相信我們，那就可以造出一座“人山”，這是侵略者無法打破的銅墻鐵壁。

而且平原人口稠密，物產豐饒，我們在此穩固發展，肯定能取得比山區更大的成就。徐帥的話穩定住了軍心。

解決完思想問題后，徐帥立即著手現實問題，他提出接下來就抓與侵略者之間的主要矛盾，不跟國民黨、地主等其他本土武裝發生沖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再者要主動跟日本人打幾仗，還要贏得漂亮，用戰績來告訴冀南的所有人，我們來此只為抗日，八路軍有能力保護群眾。

徐帥這些做法落實下來，成功讓八路軍在冀南站穩陣腳，再持續不斷去發動群眾，各縣、區、村的群眾性抗日武裝就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1939年，冀南的革命形勢已如火如荼，可山東又出現混亂。此時我黨在山東有兩支武裝：本土部隊山東縱隊、主力115師，都是直接隸屬八路軍總部。

尷尬的是，山東縱隊人數是115師好幾倍，強枝弱干，遲遲無法形成統一指揮、局面沒能徹底打開。

為更好地發展，中央又將徐帥派往山東，他一去，各部就都聽從命令，情況迅速好轉，當時國民黨都將山東的八路軍稱為“徐向前部”。

但在1942年，徐帥發了一封比較敏感的電報，希望115師歸他指揮，恰逢中央準備召開七大，徐帥就奉命回到延安。沒想到七大延期了，徐帥身體又出現問題，只好留在了陜北，直到解放戰爭爆發。

徐帥抗戰時就如同革命的一塊磚，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每次還都很好地完成任務。他未能主政一方，并非能力問題，是其他方面的原因，這就讓很多后人感到有些遺憾。

畢竟徐帥曾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解放戰爭也擔任過華北軍區副司令員，歷史地位這么高，55年就被授予了元帥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