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8萬元，給在深圳打零工的母親補繳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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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份，譚鳴的母親還差3個月才滿60歲，按照湖南老家的居民養老保險補繳政策，譚鳴為母親一次性補繳了8萬多元的社會養老保險費。今年6月份，母親年滿60歲，每月能領到790元左右的養老金。

在國內工作幾年后，譚鳴遠赴澳洲讀博士，眼下他尚未畢業， 無法確定未來的定居地 。2023年，他在社交平臺上刷到，一位移居加拿大的女性網友分享了為農村父母補繳社會養老保險的經歷。這之后，譚鳴開始搜索湖南老家的相關政策。為母親補繳社保后，譚鳴了卻了一樁心事， “能更沒有顧忌地闖蕩了”。

譚鳴 給母親補繳養老保險，是希望母親晚年 有一份屬于自己的穩定收入，在村里 能生活得更體面、更有底氣。在譚鳴老家，大部分農村老太太，晚年生活只能依賴老公或者孩子，或者老兩口都靠孩子。為了減輕子女負擔，村里的老人只要能動，大都還在做農活、打零工。“在農村，身體硬朗的老人，如果什么都不干，等著讓子女養，是要被鄰居們指指點點的”。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的60歲及以上人口約1.21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為23.81%。

統計數據顯示，2024年農村老人等城鄉居民養老金平均每月240元，相當于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低保標準的40%，遠遠無法維持基本生活。農村老人的養老保障不健全，養老金基本覆蓋生活開支的人群僅占一成，大多數人只能靠自養和子女贍養度過晚年。

目前，譚鳴的 父母依然在深圳務工，父親有一份企業職工養老金。老兩口關系還算緊密，但母親偶爾也會流露出“指望別人不如指望自己”的想法，兩人在深圳租房生活，有時也會戲謔地跟對方說，“這個月房租我交的，你出去”，他也聽到母親帶著玩笑口吻對父親說，“我要是長時間不上班，你還不得把我趕出去”。

“她自己有一份養老金，起碼在我爸面前，腰板能挺得更直一點。”譚鳴說。

養老欠賬

譚鳴爸媽剛超過60歲，雖然領上了退休金，但都還在繼續打工。眼下父親被原來工作的工廠返聘，母親在深圳做保潔員。

在譚鳴出生長大的湖南農村，南下務工是父母同輩中多數人的選擇，多數家庭是夫妻一起外出打工，孩子留給老人或親戚照顧。譚鳴父母外出務工時，他才讀小學四年級。在收入上，男性 可以做重體力活，比如建筑工人，女性多數選擇進廠，薪資要比男性同鄉低 一些。

父親也是務工的老鄉當中，為數不多繳滿15年職工社保的人，現在每月他能領取1500元左右的養老金。

譚鳴將父親的這一際遇形容為“幸運”，大約二十年前，父親進入深圳一家國營廠做工人，因此才有機會享受穩定的職工社保。那些進入私營工廠或者長期打零工維生的老鄉，絕大部分都沒有繳納過職工社保。“早些年，很多私企不像現在這么規范，老鄉們也沒有這方面的意識。有沒有社保，取決于你打工的廠子正不正規。”譚鳴解釋說。

相較之下， 譚鳴的 母親就沒有那么幸運。其實母親比父親來深圳務工的時間更早，但她打工的工廠就不夠“正規”，未給她繳納過職工社保。母親的打工經歷，在老鄉當中更具代表性。就譚鳴了解到的情況，同鄉中除了父親，只有兩名長輩在領取職工社保養老金。一個是同學的母親，一個是同村的伯父。

國家統計局《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農民工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為16.7%，而在高齡農民工聚集的建筑行業，養老保險參保率僅為3.9%。目前，全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人數已超過4680萬。

王嘉迎的老家在粵北農村，她父母一輩的情況與譚鳴老家有相似之處。

在王嘉迎老家，父母輩中大多是男性外出賺錢，女性在家帶孩子、種田、偶爾打些零工。在她家里，父親打工，母親在家帶大了三個孩子。與譚鳴的父親一樣，王嘉迎的父親也是同鄉中的幸運者——早年進入了國企工廠，2015年下崗時，工廠為其一次性繳足了15年職工社保。

與她父親同齡的同鄉中，去珠三角打工的人不多，更多人留在粵北當地從事建筑、裝修等工種，或者進制衣廠、做小生意。比父親更年輕的75后，更多會選擇去珠三角打工。這些外出打工的男性，絕大多數未繳納過職工社保，大多數人也只在老家購買了“180元一檔的新農保”。

2009年，為解決農村居民的基本養老問題，國務院啟動試點的農村居民養老保障制度，即新農保（全稱為“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其中規定，年滿60周歲未繳納過養老社保的老人，不用繳費，可以按月領取基礎養老金（100元左右），距離退休金領取年齡（60歲）不足15年的居民，允許補繳。2009年首批試點在全國10%縣區展開，2012年7月實現制度全覆蓋。

2010年，廣東省出臺新農保政策補充規定。2014年，國務院印發國發〔2014〕8號文件，將新農保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并為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打破戶籍限制統一參保標準。

2012年，政策推動下，王嘉迎老家的村干部給所有滿足條件的村民，統一開通了養老賬戶，勸導大家按照最低檔繳納養老保險。

農村養老的觀念突圍

王嘉迎很感激村干部的盡職，“如果不是他們統一開通，多數村民是不會主動去開通的”。村干部只要求村民按最低檔標準繳費，這一點王嘉迎也能理解，“這也是擔心村民抱怨亂收費，每年村干部收新農合的繳費，都要一家一家地催”。村民們經濟能力有限，很多人不理解社保制度，對相關政策也缺乏信任，“這是大家經濟能力和認知水平的問題”，王嘉迎解釋。

在譚鳴的湖南老家，情況也差不多。譚鳴給母親補繳后不久，本村微信群里，也公布了一次性補繳社會養老保險的相關信息和政策。譚鳴在群里看到的第一個回復是“騙我的血汗錢”。

“村里老一輩的養老觀念就是，我手里有點積蓄，兒女每月再給我一點，自己再種點菜，維持生活就夠了。讓他們一次性拿出小十萬，先不說有沒有這個經濟能力，在他們看來，這就是你把錢從我兜里掏出去，再慢慢返還給我，那我干嘛還要給你，他們是不太會算長期賬的。”譚鳴說。

決定給母親補繳養老社保費用時，譚鳴和父母、兩個姐姐一起商量過。父親支持他的想法，母親稍微推辭了一下，但也沒有反對。譚鳴清楚，父母對這件事態度微妙，老兩口有積蓄，但讓他們自己花錢補繳，他們和其他農村老人一樣，是不情愿的。但由孩子來補繳，那就是子女的心愿。

商量時大姐提議，是不是可以直接把補繳的這筆錢，直接給到母親。譚鳴覺得不妥，算經濟賬的話，母親將來領取的養老金總額，大概率高于補繳的費用。此外，如果一次性給父母一大筆錢，老人未必能“拿得住”，可能會因親友借錢或其他情形而消耗掉，這筆錢未必能用到養老上。

2022年，母親拜托王嘉迎幫她繳納180元的養老社保費時，王嘉迎才開始系統性地了解居民 養老社保 政策。了解清楚后，她決定將母親的養老社保，從最低一檔提到最高一檔，一年繳費4800元，費用由她來出。這遭到幾乎所有家庭成員和親戚的反對。母親態度激烈，“說我傻，說從來都沒有人繳這么多的，說不劃算”。

王嘉迎 坐下來給大家算賬，按照政策，如果按最低檔180/年繳15年，將來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大概只有200多元，如果按4800元/檔繳15年，未來每個月能領取的養老金超過800元，粗略算下來，連續領取7年4個月養老金，額度就相當于繳納的養老總費用，“這筆賬算得他們心服口服。”

在老家窗口咨詢時，工作人員也勸王嘉迎，“沒必要，一年交4800元，比一年交180元，將來多領不了多少”。王嘉迎覺得，這是科普不足導致的現象，“有些基層工作人員也是傾向于最低檔，他們總想著早點回本就好，沒有考慮將來領多少養老金。”

與譚鳴、王嘉迎的成長經歷不同，廖淑鈴是深二代。前年她開始為59歲的母親繳納深圳的居民養老社保。

廖淑鈴的父母上世紀80年代來到深圳，在大鵬一個菜市場做小生意謀生。為了 廖淑鈴 與弟弟讀書，父親早年間費了一番波折，將自己的戶口遷入深圳，母親的戶口則一直在潮汕老家。

2012年，深圳推出《廣東省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實施辦法》，非從業深戶居民，可申請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當時的繳費檔次分為十檔，從最低檔100元到最高檔1000元。

廖淑鈴的 父親從本地朋友口中得知了這一政策。政策規定，45周歲至60周歲的居民，可一次性繳納不超過15年的養老保險費。 父親恰好符合這一條件，便選擇較低的繳費檔次一次性補繳了養老保險。母親不是深戶，多年來一直未能參保。

在深圳很多菜市場，老鄉抱團經營由此形成鄉緣網絡，是一種常態。 在 廖淑鈴 印象中， 菜市場同鄉中， 父親的經濟狀況較好，因此他才有能力解決入戶問題。菜市上的大多數同鄉，戶口一直在老家，沒有條件享受深圳的居民社保政策。

廖淑鈴 了解到，與父母同齡的同鄉中，以及在老家生活的親友，很多人參保了新農合，但參保居民養老社保的情況并不多見。“在很多老鄉的觀念里，養老還是我自己存一筆錢，用來維持晚年生活。大家沒有養老規劃的概念，不會計算社保費用和養老金這些數值”。

為母親辦理養老社保前后， 廖淑鈴 跟身邊的同事、朋友交流過這一問題。但是很多父母沒有養老金的人，還是覺得父母手里有一定積蓄，能夠支撐晚年生活，她沒有聽說過哪個人幫父母補繳過這筆錢。

正在發生的變化

多年來，母親沒有繳納過居民養老保險，只參與了老家的新農合。2年前， 廖淑鈴 幫母親申請夫妻隨遷，將戶口遷入深圳。

根據深圳現行的居民養老社保參保政策，60周歲及以上的市外戶籍居民將戶籍遷入深圳的，無法享受深圳的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母親的年齡驚險地卡在了界線內， 廖淑鈴 趕緊為母親辦理了深圳的居民養老社保，并按照最高檔4800元/年繳納了費用。

在深圳，居民繳納養老社保的年齡可延續到65歲，如果到65歲時繳納年限還不足15年，參保者可一次性補足。另外，不同繳費檔次的養老賬戶，可以享受不同額度的財政補貼，4800元一檔每年可享受的補貼是150元。王嘉迎研究過，在廣東省，不同地市給養老賬戶的財政補貼各不相同，“總體來說，珠三角要高一些，粵西北就低一些”。

廖淑鈴 辦理養老社保的過程中，母親的配合度非常高，她支持廖淑鈴的決定。這些年，母親看著父親、鄰居有社保，心里是很羨慕的。辦完養老社保后， 廖淑鈴 又為母親辦理了深圳的居民醫療保險。

其實，在深圳打拼30多年， 廖淑鈴 父母有一定的財務積累。母親早些年也購買了重疾險、年金險等商業保險。不過， 廖淑鈴 仔細研究后發現，這些商業保險很難保障老人日常的醫療需要和生活需要。重疾險只有患重大疾病時才能用，且賠付條件苛刻，年金險兩三年才分紅一次。 父親的養老金有2000多元，雖然不足以覆蓋深圳的日常支出，但這是晚年一個穩定的經濟來源。

去年開始，王嘉迎母親對社保提檔一事的態度，發生一百八十度轉折。村子里，與她年紀相仿的老太太相繼開始領取養老金，繳180元/年檔位的老人，一個月的養老金僅有200多元，無法維持日常支出，她們還得任勞任怨地干農活、做零工，想辦法多掙一點錢。養老金較高的鄰居們，生活要輕松許多，像王嘉迎舅媽“天天跳廣場舞”，兩群老人是完全不一樣的生活狀態。

王嘉迎的母親意識到，養老金的高低，關系著晚年的生活質量。母親特別提出，等到59歲，她要自己來繳最后一筆4800元的費用。“最后她的養老金也沒有多少，但也有了基本的底氣”。

王嘉迎父親下崗時，工廠補繳的養老社保系數太低，她根據粵省事的“企業職工養老金模擬計算”模型推算，父親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大概有700多元。前些年，她勸父親通過靈活就業途徑，繼續繳納養老社保，父親不愿意。去年父親總算想通了，讓王嘉迎幫他續繳養老社保，當時他已經59歲了。其實一年的補繳，很難大幅提升他的養老金待遇，但王嘉迎還是希望能“盡量提高一點”。

結合老家的生活成本，王嘉迎覺得一個月1000元的養老金，在農村養老不成問題，老人們自己習慣種菜養雞，日常支出不高，這些錢可以維持基本生活。節假日回到老家，王嘉迎常跟親友、鄰居普及養老社保的相關知識。她發現最近幾年，村子里將父母的繳費檔次提高到4800元/檔的年輕人越來越多。

父母開始領取養老金以后，譚鳴發現父親比以前“惜命”了。今年十一期間，父親提出要回老家做一次全身體檢，他之前聽父親提起過，身邊一些上了年紀的朋友，有的人突然查出重癥，治病花光了過往的積蓄，也有人非常突然地去世了。譚鳴之前也勸過父親，“少碰煙酒，長壽才能多領退休金”。他猜測父親大概聽進去了，晚年老兩口的經濟保障更穩固后，父親更有意愿提升生命質量。

至于母親，譚鳴還沒有發現她在生活里的變化。他有時會想象母親回到老家后的生活狀態，養老金，大概不會讓她的生活習慣發生多大改變，它帶來的更多是精神上的安全感。母親平時喜歡看霸總小說，譚鳴希望母親回村能多發展一些愛好，比如打紙牌、跳廣場舞。

被忽視的問題

在譚鳴、王嘉迎和廖淑鈴的社交賬號上，為母親繳社保經歷的帖子，瀏覽量和互動量均遠遠高于其他分享。

王嘉迎第一條農村養老社保的帖子發布后，評論區里咨詢她相關問題留言的紛至沓來，她根據這些問題，相繼整理了幾篇帖子并歸入一個合集，到目前為止，這個合集的總瀏覽量已達到83.4萬次。

譚鳴在小紅書上分享了自己經歷后，掀起的熱度和話題度遠遠超過了他的想象。他這篇分享的瀏覽量超過了150萬。一個微博賬號還將他的分享搬運到微博上，當天就上了微博熱搜。

王嘉迎推測，這類分享的關注度如此之高，也與互聯網、社交平臺上，農村居民養老問題被長期忽視有關。她給母親辦理養老社保提檔時，發現網上分享的細節問題和信息，大都集中在廣州等珠三角大城市，涉及廣東農村的信息很少，而她的分享，就代表了“粵東、粵西、粵北農村娃”的需要。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村60歲以上人口占比，比城市高7個百分點，65歲以上人口占比接近城市的兩倍。農村老齡化程度更高，養老資源較為匱乏，面臨著更加嚴峻的養老困局。

城鄉二元的社保體系，使得城鄉養老差距持續拉大，已然形成巨大鴻溝。 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22年，機關事業機關人員、企業職工的每月平均退休金，大約是農村老人等城鄉居民平均養老金的30倍和15倍。據財政部發布的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決算表，2022年，平均每位機關事業單位、企業職工養老金領取人，，每月獲得的財政補貼分別是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領取人的12.8倍和3倍。

在社交平臺上，這些“給農村父母補繳社保”的熱議背面，是許多家庭面對養老問題時，子女一代的觀念分化與尚未理順的現實責任。有人發帖問“不被偏愛的長女，要給父母補社保嗎”，有人分享“三個孩子，只有我一個人愿意給父母補繳”，有人抱怨“兩兄弟家庭，小叔子不愿分攤公婆的社保費”，有人吐槽“幾個子女平攤簡直是癡人說夢”……

在譚鳴分享這段經歷的評論區里，還發生過一段小插曲。

譚鳴有兩個姐姐，目前都是家庭主婦，兩位姐夫都以小生意維生，家庭經濟都不寬裕。去年譚鳴在老家社保窗口咨詢時，對方告知他當時需補繳的社保費用是7萬多元。到今年3月份，他準備為母親補繳時，額度比前一年咨詢時多出一萬多元，他忽略了兩個時間點之間相隔的月份，也需要計入最終的補繳額度。

當時，他手頭只有7萬多人民幣，就試探性地問兩個姐姐，她們能否各出5000塊。大姐回復他“自己手里沒這么多錢”，不過跑窗口的事情她來負責，二姐沒有回應。

他理解大姐、二姐的處理方式，姐姐們的生活不寬綽，二姐也不太有主見，家里的事情她很少發表意見，該出力時她一般會參照大姐的做法。最終他兌換了手里的一些外匯，湊足了這筆錢。在父母養老上，他承擔主要的經濟責任，姐姐們承擔更多的照護責任，也是三姐弟默認的贍養方式。

只是，這段經歷被譚鳴分享到社交賬號后，評論區里出現了一些惡評，比如“受盡好處的耀祖罷了，還一堆人夸是大孝子”。他對比過那位移民加拿大的女性分享相似經歷的評論區，留言大都非常友善。同樣是為父母補繳養老社保，因為他的性別是男性，一部分人就以“耀祖”之名進行攻擊， 在譚鳴看來， 這可謂是性別議題中一個鏡像。

（備注：文中人物譚鳴、王嘉迎為化名）

文/黃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時光原創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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