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中將溫玉成回憶一開國上將：此人工于心計，當年把我擺了一道

在解放戰爭時期，人民軍隊曾出現不少著名的“黃金搭檔”，比如二野的劉鄧，三野的陳粟，四野的林羅劉，另外，還有級別稍低的機動戰略兵團陳謝。

陳是陳賡，謝是謝富治，這一對搭檔后來還有個共性，即去世得比較早。只是，對于兩人的評價，就天差地別了。

陳大將無論軍事能力還是為人處世，都特別令人敬佩。謝富治則復雜多了，曾經在黨內的地位比陳賡更高，奈何去世8年后被開除黨籍，還被從八寶山公墓弄了出來。

開國中將溫玉成對謝富治的印象也不好，晚年對一件事耿耿于懷，直言自己被謝富治擺了一道。

客觀而言，謝富治早年的經歷倒沒什么大問題。1909年出生于湖北黃安（今紅安）的他，由于家貧，很小就開始幫著父母勞動。

他頭腦很聰明，去家族私塾干活時，也斷斷續續學過一點知識，就憑這么點機會，他就能斷文識字。那個年代，這已算完成掃盲。

1926年，北伐軍光復武漢，隨即整個湖北都被撒播革命的種子，謝富治就是在這時加入農會，開始接觸共產主義思想。

大革命失敗后，謝富治一度感覺勝利無望，擔心自己被處理，就逃回了老家。直到黃麻起義爆發，他才深深被震撼到，決心自己也參與到這火熱的浪潮中。

因為根正苗紅，且頭腦靈活，謝富治在紅軍中進步得非常快，短短幾年就陸續升為團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主任、軍政治部主任。

后來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老張對謝富治很看重，將他提拔到方面軍總政治部擔任組織部長。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職務，軍中干部的定性、檔案，最終都要組織部來處理，老張能讓謝富治來負責，可見其中信任。

但是，這也意味著謝富治是緊靠老張的，據《紅四方面軍肅反資料實錄》中所述：

謝富治曾積極配合黃超等人收集和誣陷徐向前同志、傅鐘同志、王樹聲同志的材料，采取無中生有等卑鄙手段對上述同志采取的不正當的處理行為，程訓宣事件就是最能夠說明問題的。

程訓宣是徐向前的妻子，老張為了搞徐帥的黑材料，趁著徐帥在前線帶兵打仗時，讓保衛干部將程訓宣抓捕拷打，這位女子也是剛烈，始終沒有配合說半句違心的話。

老張惱羞成怒，便在沒有任何口供、證據、人證的情況下，下令殺害程訓宣。總指揮的妻子，說殺就殺，事后也沒人受處罰，老張的猖狂可見一斑。

而當時謝富治也是配合老張打壓異己的助手之一，老張還評價過謝富治是“革命的尖端的錐子”。

老張在四方面軍作威作福慣了，懋功會師后還將手伸向中央，迫于無奈，毛主席、周總理等領導只好率中央機關及紅一軍、紅三軍單獨北上。

本來老張以為憑借麾下的精兵強將，可以在四川建立起根據地，但四川軍閥在受到生存威脅后開始玩命，最終老張帶著南下的部隊在百丈關傷亡慘重，只得向西轉移。

后來紅二方面軍趕到甘孜會師，但老張仍不想北上，想盡辦法拉攏人、帶部隊往西走，可是在經歷失敗后，很多人已經被慘痛的現實打醒，不再盲從于老張。因此，兩個方面軍最終選擇北上，去與中央會師。

謝富治在這個過程中，也察覺到之前的不正確，因此思想轉變得很快，積極向中央靠攏。

1937年初，由許世友牽頭，秘密聯絡了原紅四方面軍的5個軍級干部、6個師級干部、20多個團級干部、2個營級干部，他們30余人準備拖槍出逃，去巴東找劉子才一起打游擊。

這時謝富治已跟他們想法不一樣，所以許世友沒有通知他。

就在行動的前一晚，政工干部王建安覺得這樣做性質太惡劣，便偷偷去告訴大隊黨支部書記謝富治，隨后這個消息就層層上報到了毛主席處，參與的30余人盡數被捕。

對于這30多位干部，有人主張全部嚴肅處理，毛主席卻認為會影響團結，遂皆從輕發落。而對謝富治，主席也更信任了，決定將他塑造成改正錯誤的代表。

在一次會議上，主席公開說：

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坦白的胸懷，犯錯誤不可怕，要勇于改正錯誤。像謝富治同志，之前也受過張的欺騙，但他積極轉變，不僅個人進步得很快，還幫中央及時挽救了一些還在錯誤中犯糊涂的好同志。

此后謝富治的履歷都很順利，1938年擔任八路軍129師385旅政委，1942年調任太岳軍區副司令員，在這里，他開始了與陳賡長達七年的合作。

兩人統帥的部隊，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陳謝兵團，解放戰爭中，他們一度承擔著一個戰略區的重任，發展出以伏牛山為中心的鄂豫陜根據地。

1948年初，中央準備以陳謝兵團為基干組建鄂豫陜野戰軍，如果落實下來，那陳賡、謝富治地位還能再往上升。

只是在粟裕的“斗膽直陳”后，中央決定在中原地區打大仗，陳謝就隨著戰略重心的轉移而轉移，重新歸入劉鄧大軍。

淮海戰役勝利結束，中野改為二野，謝富治就轉任二野第三兵團政委，率部一直打到云南。

后來局勢逐漸穩定，謝富治就留在云南，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是該省各方面的一把手。

主政云南期間，謝富治還是表現出了共產黨員的優秀品行，據原昆明軍區的干部馬天佑回憶，謝富治當初經常輕車簡從到基層。去鄉親們同吃同住，了解民生的第一手資料。

老鄉要給他送禮，從來不收，有何秘書私自做主收了一些肉，謝富治知道后立馬將此人調離。

不僅個人作風突出，謝富治的智力能力也極強，云南當時剿匪、禁毒等工作很艱巨，還有很多國民黨潰兵在騷擾邊境。

謝富治上任后，力主整治各種亂象，讓社會秩序迅速穩定，得到眾人一致稱贊。

1959年，公安部部長出現空缺，被提議接任的人選有張際春、楊成武、楊勇、張宗遜、謝富治。最終，是謝富治當選，可見中央對他的認可。

運動時期后，謝富治地位更高，陸續擔任了北京軍區政委、衛戍區第一政委、軍委辦公組成員等，名副其實的位高權重。

但，這個階段他的風評就不太好了，參與過很多事件。

衛戍區的搭檔溫玉成晚年也回憶過一事，即當初衛戍區因不愿給樣板戲文工團開特權，得罪了主抓此事的江女士。

江女士多次對他們發火，謝富治便跟溫玉成說：這樣鬧下去不知什么時候是頭，我們一起寫個檢討吧，你起草，我們都簽名，態度誠懇點，這事就能過去了。

然而溫玉成寫好、簽完名，謝富治卻沒有遵守承諾，他把溫玉成的檢討交上去，就變為溫玉成承擔所有責任。過了好幾年，溫玉成才知道這事自己被謝富治擺了一道。

謝富治確實很有頭腦，一直到死都沒失勢，但，在他生命終點似乎已有預感，當老部下陳康去看他時，他拉著陳康的手反復說：我在云南沒做過壞事。仿佛要抓到救命稻草一般。

最終呢，他還是在去世多年后被處理了。

人啊，復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