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十五五”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需要7大組合式政策

劉元春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

本文轉載自11月7日第一財經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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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率低并不等于消費不足，二者是兩個問題。中國消費率低，到底是一個短期問題還是一個中期、長期問題，很多人不太清楚。但如果沒有認識清楚，就很難進行政策設計。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其中之一，是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

所謂居民消費率，是指居民消費支出/支出法GDP。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居民消費率為38.8%，低于同等人均GDP水平下的阿根廷（63%）、波蘭（53.6%）、西班牙（51%）、泰國（48.5%），更低于美國（68%）、英國（64%）等國家。

居民消費率要“明顯提高”，意味著要達到多少？消費率、投資率的轉變需要依據凈出口率的變化，宏觀動態平衡依然是判斷最優消費率的可信性依據。

居民消費率為何低？

當前，中國的消費率低是一個既定事實。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為54.3%，而一般發達國家為80%左右。

不過，還要看到中國消費中的幾個典型事實。

一是消費率低并不等于消費不足。我國最終消費對于GDP的貢獻并不很低，2000年-2019年，中國居民消費增速年平均為8.24%，而美國為2.36%，歐元區為1.09%，消費為發展注入了很好的驅動力。

數據顯示，2024年，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貢獻率為44.5%，繼續發揮經濟發展第一拉動力作用。

二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政府消費占比較高，而居民消費占比較低。

三是中國的實物消費不少，但服務型消費占比低，目前只有約25%，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較大。

這幾個典型事實之外，中國居民消費率過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短期現象。中國居民消費率過低的核心原因有多方面，邊際消費傾向低是原因之一但不是關鍵，基尼系數偏高也可能導致國民邊際消費傾向變低。但更重要的因素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占比較低。

數據顯示，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國的居民部門占比60.6%，較世界平均水平低5.5個百分點；企業部門占比24.7%，較世界平均水平高5.6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占比為14.7%，較世界平均水平高0.1個百分點。

同時，政府在轉移性支付和社會保障支出的不充分、不均衡，也導致消費抑制現象。18個歐盟國家市場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43，在社會保障的作用下，這些國家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降為0.29，下降了40%。相比之下，中國僅下降了12.3%。

此外，居民的住房投資也進一步擠占了居民的消費支出空間，保障性住房供給不足，也制約了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支出。

因此，解決消費率過低的關鍵不在于短期消費政策，也不在于馬上降低基尼系數，而是在于政府功能和國有企業內生性投資轉化體系的改變。政府必須從投資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通過保障性住房的提供為居民提供更多的消費基金，國有企業必須加強利潤的國民分享，防止超額利潤直接轉化為投資。

關注當下的消費不足

不過，當前我國消費也存在短期問題，比如消費不足的問題有所加劇；工資分配、收入分配低于名義GDP的增長速度；房地產資產縮水等帶來居民資產負債表變化。

各種環境沖擊下，我國消費增速逐步回落，消費增速低于GDP增速，從而出現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缺口，需要適度的消費刺激來填補這一缺口。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初步核算，今年前三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015036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5.2%。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65877億元，同比增長4.5%。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21575元，比上年同期名義增長4.6%，扣除價格因素影響，實際增長4.7%。

也因此，我國提振消費需要組合式擴消費的政策，并進一步提出了7大具體建議。

首先要關注短期消費不足的問題和消費修復，要測算清楚消費缺口到底是什么，偏離了趨勢值有多少。

根據測算，2020-2024年我國平均消費缺口每年6個百分點，也就是說需要短期補足的消費達到實際消費的6%，規模接近2.9萬億元，累計達到13萬億元左右。

此外，建議消費修復關鍵在于收入、資產及其信心的修復；逆周期政策與中期結構性政策要兼顧，不同階段以不同主體為主；耐用品消費的促進和新型消費的促進有進一步修正的地方；收入分配改革極其重要，社會安全網是核心；逆周期政策必須快速推進，結構性政策和體制性改革也需要重點推出；消費政策難以與發達國家政策亦步亦趨。

當前，我國消費政策已經全面啟動，由于消費缺口較大，短期刺激還可以加碼。同時，中長期的不足需要結構性的改革方案來進行系統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