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仕而優則學” | 正廳級法學教授落馬啟示錄

近期，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信息顯示，最高法刑四庭原副庭長、全國首屆審判業務專家、正廳級審判員、法學教授、博導郝銀鐘，落馬受審。據悉，郝銀鐘系涉嫌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已在浙江嘉興法院受審。

郝銀鐘的落馬，揭開了“官而優則學”溫情面紗下的一角暗瘡。這位曾端坐高位、頭頂光環的最高法原正廳局級審判員，在2023年脫下法官袍，以不到55歲的壯年之姿，南下廣東某重點法學強校，獲贈高端人才桂冠與優厚待遇。校方隆重的歡迎儀式尚未散盡余溫，這位“法學教授”便因涉嫌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站上了被告席。

這起案件的價值，或許不在于圍觀個體命運的跌宕，而在于它精準刺中了法學教育領域一個長期被選擇性忽視的問題：當權力主動擁抱學術，其動機是否純粹，其影響是否干凈，我們的高校又是否具備足夠的清醒去辨別那道袍之下，究竟藏著一顆向學之心，還是一段急于冷卻的權力余溫？

細究郝銀鐘的職業軌跡，其從學的動機確實難以用“厭倦公務”或“學術情懷”來解釋。1968年出生的他，在2023年辭官時正值仕途關鍵期，55歲的廳級干部遠未觸達天花板，主動放棄實權崗位，反身投入教授生涯，這本就罕見。更耐人尋味的是，這并非他首次在學界與官場之間切換。2006年，38歲的郝銀鐘已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擁有教授席位，卻毅然辭職轉投最高法院。這段“辭教從官，再棄官從教”的回環履歷，使其二進宮的學術動機顯得尤為可疑。38歲時拋棄教授身份追逐權力，17年后又在權力巔峰期突然回歸，時間點的選擇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避風頭”的意圖。如今受賄指控坐實，印證了當初那個大膽的推測：教授的講臺，或許只是其預感到風暴來臨后精心構筑的避風港。法學一級博士點的光鮮招牌、高端人才的特惠政策，在彼時彼刻，恰好為一段亟需褪色的權力履歷提供了完美的漂白劑。

問題的嚴重性在于，這種漂白并非簡單的身份轉換，而是將權力的腐蝕性悄然帶入了本應純凈的知識殿堂。郝銀鐘被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一罪名的主體設置本身就極具警示意義。它針對的正是那些不再是公務員，卻與公權力藕斷絲連的特殊群體——辭職官員、退休干部、領導近親屬等。他們游離于體制監督之外，卻憑借昔日積累的官場人脈、聲望余威和信息優勢，繼續發揮著“權力的余熱”。郝銀鐘作為前最高法院副庭長，其影響力輻射力遠超常人，當他將這種影響力用于尋租，其破壞力甚至大于在位時的直接受賄。這意味著，講臺與法庭之間那道本應堅固的職業倫理防火墻，在他手中形同虛設。教授的學術權威與法官的司法余威相互勾兌，形成了一種更具隱蔽性的新型腐敗形態。學生求教的可能不再是法律真義，而是權力運作的潛規則；學術研討可能異化為司法掮客編織關系網的溫床；就連那頂“全國首屆審判業務專家”的學術光環，也可能成為其影響力變現的信用背書。這種腐敗的陰險之處在于，它打著傳承知識的旗號，行權力尋租之實，嚴重侵蝕了法學教育的根基與法律共同體的公信力。

更令人憂慮的是，面對帶著如此明顯“權力氣味”的轉軌者，本應秉持學術底線的高校卻表現出令人費解的熱情與遲鈍。廣東那所重點法學強校，在引進郝銀鐘時顯然被其耀眼的頭銜與履歷所傾倒，隆重歡迎、慷慨給予高端人才待遇，卻唯獨缺失了最基本的盡職調查與風險評估。57歲的年紀、正廳級的職位、罕見的辭官時間點、17年前的教授身份，這些元素疊加在一起，本應觸發一個成熟學術機構最基本的警覺：這位“人才”回歸學界的內在驅動力究竟是什么？其對學術的忠誠度還剩幾何？昔日權力場中積累的復雜關系網，會否成為校園生態的負資產？然而，在“法學一級博士點”的學科建設焦慮與“高端人才”的政績沖動下，學術判斷力讓位于頭銜崇拜，風險防控讓位于功利計算。結果，不僅一筆高昂的人才投資打了水漂，更嚴重的是，將腐敗的隱患主動引入學術腹地，讓純凈的象牙塔淪為權力洗白的低風險通道。這種“慧眼識珠”的失敗，暴露的不僅是人事遴選機制的漏洞，更是高校在權力與資本面前，學術品格與批判精神的失守。

郝銀鐘案敲響了“官而優則學”群體治理的警鐘。不能否認，確有官員在退出權力舞臺后，懷著真誠的教育理想投身學術，為法學界帶來寶貴的實務經驗。但當這種流動異化為腐敗分子的隱身術、權力尋租的延長線時，就必須建立更嚴苛的甄別與防范機制。對于從政法系統轉軌的法學教授，其辭官時間點的合理性、在原崗位的廉潔記錄、學術動機的純粹性，都應成為高校引進時不可逾越的審查紅線。

當郝銀鐘的教授生涯在未竟的受賄指控中戛然而止，他留給學術界的不僅是一個尷尬的案例，更是一面鏡子。這面鏡子照見了權力與學術勾兌的危險，照見了高校在人才饑渴下的失察，也照見了“官而優則學”這一光鮮路徑背后，可能潛藏的道德黑洞。學術殿堂的尊嚴，不應成為權力余溫的燃料；教授的講臺，更不該是腐敗分子的最后避難所。唯有讓動機不純者無縫可鉆，讓權力影響力徹底冷卻，法學教育才能真正培養出敬畏法律、信仰正義的法治人才，而非精通權術、善于鉆營的“校園掮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