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3000萬光棍更讓人擔憂的是，越來越多的男人，已經不想結婚了

看了一眼近5年的結婚人數，只能用“慘不忍睹”來形容，有人說如今的結婚率越來越低，是因為人口差距出了問題。

中國男性在總量上比女性要多很多，所以有人覺得結婚率低就是因為這部分人找不到女朋友導致的，但問題遠比這更加嚴重。

為什么我國結婚人數比十年前差了這么多？為什么越來越多的男人不想結婚了？

婚姻成本

在東部某三線城市從事程序員工作的李偉，32歲時曾認真規劃過婚姻。他月薪8000元，工作五年攢下20萬元積蓄，本以為足夠支撐婚戀開支，直到與相親對象談及婚嫁才發現差距。

對方提出的要求包括：市區全款婚房一套（當地均價1.2萬元/平方米，100平米需120萬）、20萬彩禮、10萬左右的汽車以及3萬“三金”，僅前期投入就需153萬，是他近16年的純收入。這筆賬讓他徹底放棄了結婚的念頭，“不是不想承擔責任，是根本承擔不起”。

李偉的遭遇并非個例。婚嫁成本的攀升已形成系統性壓力，不同城市雖有差異，但核心支出項構成一致。一線城市結婚成本普遍突破300萬，二線城市在150萬-200萬之間，即便是縣城，一套婚房加彩禮等開支也需50萬以上。

這些成本中，房產占比超70%，而年輕人的購房能力卻持續下滑。央行數據顯示，2024年30歲以下青年住房自有率僅35.7%，較十年前下降22個百分點。除了婚前開支，婚后的子女撫養成本更讓人心生畏懼，中國生育成本報告顯示，從孩子出生到大學畢業，平均家庭需投入48.5萬元，若包含教育附加支出則超60萬。

彩禮問題成為不少家庭的“攔路虎”。2024年江西某地“40萬彩禮+全款房”的案例沖上熱搜，雖官方回應稱系個例，但多地民政部門調研顯示，農村地區彩禮普遍在10萬-20萬之間，部分地區還存在“一動不動”（汽車、房產）“三斤三兩”（百元紙幣重量約14.35萬元）等隱性要求。對于普通工薪家庭而言，往往需要舉全家之力甚至借貸才能湊齊，這種“透支式結婚”讓很多男性望而卻步。

從兩情相悅到條件匹配的轉變

在社交平臺上，“相親像面試”的吐槽引發廣泛共鳴。北京某互聯網公司員工張強分享了自己的經歷：一年間參與12次相親，每次見面都要被問及收入、房產、父母工作等核心條件，對方很少關注興趣愛好或價值觀是否契合。

有一次，他因坦誠“房子是貸款購買”，當場被對方以“還款壓力大”為由拒絕。“現在的戀愛好像不是看兩個人合不合拍，而是看雙方條件能不能對上，感覺自己像個待價而沽的商品”，張強的感慨道出了很多男性的無奈。

婚姻中的責任分配認知變化，也讓男性對婚姻的期待值降低。傳統觀念中“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逐漸瓦解，現代婚姻對男性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既要有足夠的收入支撐家庭開支，又要承擔家務勞動、參與子女教育，還要具備情緒價值供給能力。

某婚戀平臺2024年調研顯示，72%的女性將“主動分擔家務”“重視伴侶情緒”列為擇偶重要標準，68%的女性要求男性“收入不低于自身1.5倍”。與之相對的是，30歲以下男性中，僅45%認為自己能同時滿足經濟與情感雙重需求。

離婚數據更加劇了男性的婚姻焦慮。2024年全國辦理離婚手續351.3萬對，其中民政部門登記離婚262.2萬對。而2023年民政部門公布的另一組數據顯示，76%的離婚由女方主動提出，主要原因集中在“男方缺乏家庭責任感”“溝通不暢”“經濟壓力”等方面。

這種“高投入低保障”的預期，讓不少男性產生“與其婚后一地雞毛，不如婚前獨善其身”的想法，30歲以下男性結婚意愿連續五年低于女性便是直接體現。

從“必選項”到“可選項”的認知轉變

在上海人民公園相親角，經常能看到父母拿著子女資料相互攀談，而他們的子女卻大多對相親持抵觸態度。

28歲的工程師陳宇的父母曾多次帶他前往，都被他拒絕?！拔腋改赣X得不結婚就是失敗，但我覺得現在的生活很好”，陳宇每月稅后收入1.2萬，獨居在公司附近的公寓里，閑暇時健身、旅行、陪伴父母，“不需要為房貸發愁，不用遷就別人的生活習慣，這種自由比婚姻更讓我安心”。

單身生活品質的提升，降低了婚姻的吸引力。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單人公寓、迷你家電等“單身經濟”業態持續繁榮，2024年中國單身經濟市場規模突破1.8萬億元。同時，社交方式的多元化讓單身者不再孤獨，線上社群、興趣社團等渠道滿足了情感需求。某調研機構數據顯示，63%的單身男性認為“現有社交圈已足夠豐富”，58%的人表示“單身生活質量高于已婚朋友”。

更深刻的變化在于對人生價值的多元認知。傳統觀念中“成家立業”的線性人生路徑，正在被年輕一代打破。

90后、00后更注重個人價值實現，將職業發展、興趣追求、自我提升置于優先位置。某高校社會學系調查顯示，35%的未婚男性將“事業發展未達預期”列為不結婚的主要原因，28%的人表示“想先完成自我探索再考慮婚姻”。這種認知轉變使得婚姻從“人生必修課”變成了“自主選修課”。

隱性的婚姻門檻

婚姻市場的分化，本質上是社會階層分化的縮影。在大城市的高端婚戀市場，高收入、高學歷男性依然是婚戀市場的“香餑餑”，而在農村地區和城市底層，大量普通男性面臨“婚戀難”。某鄉村振興調研顯示，農村地區25-35歲男性未婚率達32%，遠高于城市的18%。

這種差異源于資源分配的不均衡，高收入群體能通過經濟實力突破地域、學歷等限制，而普通男性則受限于經濟條件和社交圈，難以接觸到合適的婚戀對象。

這種不平衡并非僅靠個人努力就能彌補。在就業市場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普通男性的收入增長空間有限，而婚嫁成本卻逐年攀升，形成“收入追不上成本”的惡性循環。部分農村男性為了結婚，不得不背負高額債務，婚后家庭矛盾頻發，反而加劇了對婚姻的負面認知。這種現實讓越來越多的男性選擇“躺平”，主動退出婚戀競爭。

2025年部分地區結婚率出現小幅回升，但這更多是短期政策刺激和疫情后婚戀需求釋放的結果，并未改變長期下降趨勢?；橐鲇^念的重塑需要更長時間，當社會不再以“是否結婚”評判個人價值，當婚姻回歸“平等合作、相互滋養”的本質，當婚嫁成本回歸理性，或許會有更多人愿意走進婚姻。

但在此之前，尊重每個人的選擇，讓單身者不必承受“失敗”的標簽，讓婚姻者不必背負過多的壓力，才是更具溫度的社會態度。畢竟，幸福從來沒有統一的標準，無論是單身還是已婚，能活出自我認可的狀態，就是最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