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捷倒下，但風險仍在——校園食品安全不能靠“運氣”維持

上海“綠捷食安事件”的調查結果公布之后，網上的輿論熱點迅速聚焦在了涉事人員將面臨怎樣的懲罰：公司食證和營業執照將被吊銷，多名負責人被逮捕，員工多年不得再從事食品經營。

這些懲罰固然重要，它們給公眾傳遞出明確的信息——食品安全不能觸碰。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卻常常被忽略：處理壞人只能解決過去的問題，如何保證“這類事件明天不會再發生”，靠的永遠不是某一次懲罰，而是常態化監管機制。

校園食品安全，尤其如此。

校園餐是最不該出問題的地方，卻往往是最容易出現問題的環節。孩子沒有選擇權，他們每天吃什么、如何吃，由學校與供應商決定，而一旦鏈條中某個環節松動，影響的往往是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的身體健康。

這次事件中，同一批次的蝦仁流向全市 211 所學校。在過往幾年里，綠捷內部多次有人反映食材異味、食材質量問題，卻被層層壓下。

根源是什么？還是腐敗。圍標、陪標、統一作假標書，這些商業上的違法行為最終直接繞過了校園餐最核心的保障。

問題并非某個人“壞”，而是整套尋租機制給了壞人可乘之機。

從通報細節可以看到一條令人憤怒的事實鏈：

駐校廚房人員沒有按規范清洗冷凍蝦仁，焯水時發現了蟲體；

基層工作人員把情況上報，卻在更高層被要求統一口徑、刪除證據；

公司過去多次發現食材異味，卻從未向監管部門報告；

招投標環節被人為操控，導致劣幣驅逐良幣；

監管部門和教育部門長期未能發現其中的系統性漏洞。

綠捷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潰爛。孩子們面前的一盤劣質“蝦仁炒蛋”，只是背后潰爛所體現出來的一個小小膿瘡。

對校園食品安全的治理邏輯，仍然高度依賴企業的自覺和監管部門的抽查，而缺乏一種不依賴任何單一主體的、全鏈條、常態化的監控體系。

食品安全的本質，是典型的需要“預防優先”的公共治理領域，但目前的模式依然是“出了事再重罰”，即所謂的“事后模式”。

在這種模式下，企業只要敢賭一把，就是巨額利潤。只要監管方面出現懶政，問題就很難被披露。

上海的家長們對于校園餐的不滿在網上已經發聲很久，卻無人理會，說明之前的監管機制并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

上海這次的應急反應其實非常迅速：市委市政府接管，光明集團在一天之內接手 484 所學校的供餐，確保學生不斷餐；調查組深入企業，依法取證、刑事追責。

但應急處理的效率，并不能替代日常監管的長期有效性。

必須要問：為什么監管沒有在此前幾年發現綠捷的問題？為什么圍標能夠多年得逞？為什么一個市級承包商能反復瞞報食材問題而無人察覺？體系里哪些關鍵環節長期處于“盲區”？

甚至連蝦仁供貨的境外冷鏈環節出了問題，也直到事件發生后才被逆向推斷出來。

要想真正讓校園食品安全變得穩固，靠的不是行政系統每一次的應急治理，而是能在平靜狀態下運作的制度。

上海這次提出了五項綜合整治方向：強化供應鏈管理、提升廚房硬件、優化家長陪餐、定期抽檢、完善招投標流程等。這些都是正確方向，但它們如果僅停留在“意見”和“若干措施”這一級別，那么作用將極其有限。

一個機制要真正發揮效力，必須做到三個層面：可量化、可監督、可倒查。

以供應鏈追溯體系為例，應該從源頭做到全程可追溯，所有供貨批次的生產、運輸、溫控記錄，要能夠在線查看，并讓學校和家長在合理范圍內參與監督。

廚房操作環節更是重中之重。應當形成“操作留痕機制”——包括關鍵工序的自動記錄、視頻留檔、隨機抽檢等，讓廚房不可能輕易“憑經驗省略步驟”。

第三方檢測機構也必須常態化進入校園餐監管體系，與行政部門形成互相制衡，而不是“上面抽查一下、學校自檢一下”就算流程。

最關鍵的一個環節，是招投標制度的徹底透明化。

校園餐是巨大的公共預算來源，比如綠捷年入高達5.6億。如果招標流程被固化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里，圍標、陪標、暗箱操作就會層出不窮。

這種招標，應當由教育、審計、紀檢、市場監管、家長群體等多方共同監管招投標，而不是單一部門“包攬”，同時建立自動化預警機制，如果投標結構異常、報價異常、企業關聯異常等都要觸發人工復核。

還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校園餐，校長和老師必須一起吃，“以身試飯”。

一個成熟社會對于食品安全的治理理念，不應該是“出了事就抓人”，而是“不讓事發生”。

將大量社會資源投入到事故發生后的處理，其實是治理的成本最低效、收益最不穩定的一種方式。

特別是在校園這樣涉及未成年人的場景，食品安全既需要技術手段，也需要程序透明，更需要媒體的持續監督。

處罰壞人，是對過去的交代，而建立制度，是對未來的負責。

真正的校園食品安全，不來自一次次的嚴懲，而來自一套不依賴“商家良心”的常態化安全機制。

“綠捷那些人的良心去哪了？”這樣的質問其實沒什么意義，而應當一直追問：“監管機制為什么失效了？招投標為什么不公正了？”

孩子們的每一頓飯，都不應該依靠所謂良心來保障，食品安全更不能靠運氣來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