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刑事辯護團隊：合同詐騙罪刑事辯護指南（一）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刑事辯護團隊專注經濟犯罪辯護二十余年）

在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下，合同作為維系交易秩序的核心載體，其重要性愈發凸顯。然而，伴隨交易形式的多元化與復雜化，合同詐騙罪已成為擾亂市場秩序、侵害財產權益的高發罪名。此類案件往往交織著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的界限、主觀目的與客觀行為的認定、證據采信與事實認定的博弈等諸多難題，對當事人的人身自由與財產權益構成重大威脅。包頭鋼苑律師事務所張萬軍教授刑事辯護團隊，深耕刑事辯護領域數十年，尤其在經濟犯罪辯護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本指南結合人民法院入庫的典型案例，從律師介入必要性、裁判規則梳理、辯護策略構建三個維度，系統解析合同詐騙罪的辯護要點，為司法實踐提供專業參考。

一、律師介入合同詐騙罪案件的核心價值

（一）偵查階段：阻斷錯誤立案，避免冤錯案件萌芽

合同詐騙罪與民事合同糾紛的界限模糊是此類案件的突出特點。實踐中，部分當事人因經營不善導致履約不能、因合同條款理解偏差引發糾紛，卻被對方以“合同詐騙”報案，進而被立案偵查。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可通過會見當事人了解案件細節，向偵查機關提交《法律意見書》，闡明案件屬于民事糾紛的核心理由，提供相關證據材料，如合同履行記錄、資金用途證明、溝通協商記錄等，爭取在立案初期阻斷錯誤的刑事追訴。

（二）審查起訴階段：精準質證證據，推動不起訴或變更罪名

審查起訴階段是案件定性的關鍵節點，檢察機關需對偵查機關移送的證據進行全面審查，決定是否提起公訴。律師在此階段的核心工作是對證據的合法性、真實性、關聯性進行精準質證，發現證據瑕疵或非法證據，提出不起訴、變更罪名或減少指控數額的辯護意見。

合同詐騙罪的認定依賴于“非法占有目的”“欺詐行為”“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的關聯性”等核心要件的證據支撐。律師可通過審查證據材料，指出偵查機關收集證據的程序違法問題，如訊問筆錄未經當事人核對確認、關鍵證人證言取證地點不合法等；還可針對證據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如虛假的合同原件、偽造的資金流向憑證等。同時，律師可結合案件事實，向檢察機關論證當事人不具備非法占有目的，或其行為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應認定為其他輕罪或不構成犯罪。

（三）審判階段：構建完整辯護體系，最大化維護當事人權益

審判階段是辯護意見集中呈現的階段，律師需結合庭審程序，通過法庭調查、法庭辯論等環節，全面闡述辯護觀點，影響法官的裁判思路。合同詐騙罪案件的審判辯護，需圍繞“無罪辯護”“定性辯護”“罪輕辯護”三個維度構建體系：若案件屬于民事糾紛或證據不足，應堅決作無罪辯護；若罪名認定錯誤，應論證變更為輕罪；若確實構成合同詐騙罪，應從量刑情節入手，爭取從輕、減輕處罰。

此外，律師在審判階段還可推動調解、和解工作，如促使當事人退賠退贓、獲得被害人諒解，為量刑協商奠定基礎。團隊在多起案件中，通過協調當事人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協議，結合其他量刑情節，成功為當事人爭取到緩刑或大幅降低刑期。

包頭鋼苑律師事務所深耕法律實務數十年，在刑事辯護、民商事訴訟、企業法律顧問等領域業績卓著。張萬軍教授領銜的刑事辯護團隊，是事務所的核心業務團隊之一，團隊帶頭人張萬軍教授兼具法學教授與資深刑辯律師雙重身份，從事法學教學與刑事辯護工作逾二十年，對刑法理論有著深厚的研究積淀，對刑事訴訟程序有著精準的把控能力。團隊在合同詐騙罪等經濟犯罪辯護領域形成了獨特的優勢：一是注重理論與實踐結合，張萬軍教授牽頭對全國法院入庫的典型案例進行系統梳理與深度分析，提煉裁判規律并融入辯護實踐；二是是秉持“精細化辯護”理念，對案件中的每一份證據、每一個事實細節都進行嚴格審查，曾成功為多起合同詐騙罪案件當事人實現無罪釋放、改變定性、大幅減輕量刑等辯護目標。

二、合同詐騙罪的核心裁判規則梳理——基于人民法院入庫案例的分析

裁判規則是司法實踐的結晶，是律師開展辯護工作的重要依據。本部分結合人民法院入庫的典型案例（涵蓋無罪、改變定性、量刑情節三類核心情形），對合同詐騙罪的裁判規則進行系統梳理，每個案例均標明入庫編號，完整保留裁判要旨，并提煉其對辯護工作的指導意義。

（一）無罪裁判規則：區分民事糾紛與刑事犯罪的核心邊界

無罪裁判規則的核心是明確合同詐騙罪與民事合同糾紛、民事欺詐的界限，關鍵在于認定當事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實施了足以導致被害人錯誤處分財產的欺詐行為，以及行為是否侵犯了市場秩序與財產權雙重客體。以下7個案例從不同角度詮釋了無罪裁判的核心標準。

（一）案例1：張某搏合同詐騙宣告無罪案

入庫編號：2023-03-1-167-004

裁判要旨：對于企業經營中產生的經濟糾紛，需要嚴格遵循證據裁判原則客觀認定事實，并根據查證屬實的證據對起訴指控事實據實調整，特別是對被告人的主體身份、涉案企業的經營情況、涉案合同的簽訂履行情況、涉案資金的去向和用途等方面事實應予以充分關注，避免因事實認定不準確造成誤判。合同詐騙罪發生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中，具體可以從履行能力、告知義務、未履約原因等方面考察能否認定被告人客觀上具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從資金流向、資金用途等方面考察能否認定被告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嚴格按照犯罪構成并依據證據裁判原則認定案件性質，對于因客觀原因導致履約不能的，不得以合同詐騙罪定罪處罰，切實防范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

規則提煉：企業經營中的經濟糾紛應優先通過民事途徑解決，刑事手段干預需嚴格把握犯罪構成要件。認定合同詐騙罪需同時滿足“客觀上有欺詐行為”“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目的”，因客觀原因（如市場風險、政策變化）導致履約不能的，不構成犯罪。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刑事辯護團隊以法理賦能刑辯）

（二）案例2：陳某合同詐騙案（再審無罪）

入庫編號：2023-16-1-167-002

裁判要旨：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的區別主要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客觀上是否利用合同實施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本案中，被告人陳某代表福建某貿易公司簽訂購銷合同取得了寶應經理部的紅小麥后，雖將紅小麥進行降價銷售收取貨款，并將貨款部分挪作他用，合同到期后也沒有按約支付全部貨款。但綜觀全案，陳某的行為在主、客觀上都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規則提煉：降價銷售合同標的物、部分挪用貨款且未全額支付貨款，僅能證明存在合同違約行為，不能直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認定非法占有目的需結合全案事實，排除民事違約的可能性。

（三）案例3：李某勝合同詐騙案（再審無罪）

入庫編號：2023-16-1-167-003

裁判要旨：行為人使用真實身份簽訂合同，客觀上具備履約能力，并有積極履行合同的行為，雖未全額支付貨款但不能排除其抗辯理由的正當性，也不存在揮霍、隱匿財產等情形的，不能認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規則提煉：“真實身份簽訂合同+具備履約能力+積極履約行為+無揮霍隱匿財產”是排除非法占有目的的核心要素，未全額支付貨款需結合抗辯理由的正當性綜合判斷。

（四）案例4：王某某合同詐騙案（再審無罪）

入庫編號：2023-16-1-167-004

裁判要旨：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區分民事欺詐與合同詐騙的關鍵。對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判斷，需要綜合全案情況進行推斷，不能僅以行為人實施了某一行為而簡單地推導出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結合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履約行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合同未履行原因及事后態度等情況，加以綜合評判。如果行為人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存在欺騙行為，但是其在簽訂合同時具有履約的現實可能性或者期待可能性，且積極創造條件履行合同，后續未履約有一定客觀原因，事后又積極承擔義務、采取補救措施，主動彌補對方損失，一般不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規則提煉：民事欺詐與合同詐騙的核心區別在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存在欺詐行為但具有履約可能性、積極履約、未履約系客觀原因且事后補救的，應認定為民事欺詐，不構成犯罪。

（五）案例5：伍某合同詐騙案（再審無罪）

入庫編號：2023-16-1-167-005

裁判要旨：如果行為人被他人用“套路貸”方式，與第三方簽訂遠高于實際借款金額的借款合同，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貸款資金的故意，客觀上亦未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借款合同所需的虛假材料系他人所準備，第三方不是基于錯誤認識將款項轉賬至行為人賬戶的，被“套路貸”的行為人的行為就不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規則提煉：被“套路貸”裹挾的行為人，若主觀無非法占有目的、未實施欺詐行為、虛假材料非其準備，且第三方非因行為人的欺詐而處分財產的，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六）案例6：倪某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入庫編號：2023-16-1-113-001

裁判要旨：合同詐騙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不能僅以行為人后來客觀上未履行合同，就推定其簽訂合同時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故意，應當結合合同簽訂時企業經營狀態、合同簽訂后履行情況、資金去向和用途等進行綜合判斷。

規則提煉：“事后未履約”不能反向推定“簽訂合同時有非法占有目的”，需結合簽訂時企業經營狀態、履行情況、資金用途等綜合認定主觀目的。

（七）案例7：某證券營業部、滕某合同詐騙案（再審無罪）

入庫編號：2023-16-1-167-001

裁判要旨：合同詐騙罪保護的客體是財產權，而不是交易中的誠實信用，不能因為一方在交易中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就認定為合同詐騙犯罪。本案中，滕某以融資為幌子，誘使某投資公司轉入股票繼而拋售的事實，單從客觀方面的這一表現來看，似乎符合合同詐騙罪客觀方面的特征。但綜合全案分析，滕某作為某證券營業部的總經理，其采取欺詐手段，將某投資公司轉來作為保證金的股票平倉，目的在于減少某證券營業部按照相關協議對某集團公司等三家公司所承擔的債務責任，且股票平倉得款也全部歸還了這三家公司，其主觀上沒有將該款項非法占為己有的目的。如果因此在某證券營業部與某投資公司之間發生爭議或者糾紛，也屬于民事法律關系調整的范圍，原判按刑事犯罪處理錯誤。

規則提煉：違反誠實信用的行為不等于合同詐騙，需結合主觀目的判斷——若欺詐行為是為了履行單位債務，且未將財物非法占為己有，僅屬于民事糾紛，不構成犯罪。

（包頭鋼苑律師張萬軍刑事辯護團隊辦公場所附近外景）

二、改變定性裁判規則：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劃分

改變定性裁判規則的核心是明確合同詐騙罪與其他罪名的界限，尤其是與詐騙罪、職務侵占罪、信用卡詐騙罪等罪名的區分。認定合同詐騙罪需滿足“利用合同簽訂履行過程”“侵犯市場秩序與財產權雙重客體”等要件，若不滿足則可能被認定為其他罪名。以下3個案例詮釋了改變定性的核心標準。

（一）案例8：虞某強職務侵占案（從合同詐騙罪改為職務侵占罪）

入庫編號：2023-05-1-226-002

裁判要旨：被告人利用代理公司業務的職務之便將依據合法、有效的合同取得的單位財物占為己有的，應當認定為職務侵占罪。1.本案中，被告人虞某強侵占的是本單位財物而非合同相對人財物。被告人虞某強是本單位金某公司專門負責原材料采購的副總經理，有權直接代表公司購進生產原材料。虞某強于2005年1月再次以公司名義從巨某錦綸廠訂購38噸己內酰胺的行為，應屬職務行為及有權代理，依民法通則及合同法之規定，被告人虞某強在職務范圍內與相對人簽訂的上述訂購38噸己內酰胺的（口頭）合同業已成立，且系有效、合法的買賣合同。38噸己內酰胺的所有權從錦綸廠交貨之時起轉移給金某公司所有。因而，后來為虞某強所支配并擅自處置的35噸己內酰胺及最后變現的702000元人民幣，均是金某公司依法所有的財物，虞某強利用職務便利侵占其中444310元貨款，侵犯的是本單位的財物所有權。2.被告人虞某強擅自支配35噸貨物并占有其變現后的部分金錢，是利用了其代理公司業務的職務之便。3.被告人虞某強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并沒有實施明顯的詐騙行為。

規則提煉：利用職務便利將“基于合法合同取得的本單位財物”占為己有的，構成職務侵占罪，而非合同詐騙罪。核心區別在于侵犯的客體（本單位財物所有權vs合同相對人財產權及市場秩序）與行為方式（利用職務便利vs利用合同欺詐）。

（二）案例9：何某某盜竊、合同詐騙、信用卡詐騙案（區分不同侵財行為的定性）

入庫編號：2023-04-1-221-002

裁判要旨：涉及支付寶的侵犯財產權案件的刑事定性應當采取區分原則，對于不同情形下的侵財行為分別從刑法上加以評價。如果是利用“螞蟻花唄”“京東白條”“螞蟻借唄”的方式購買商品、獲得貸款，構成合同詐騙罪；如果是通過支付寶、微信使用被害人的銀行卡內資金，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如果是盜竊了支付寶內的錢款，構成盜竊罪。

規則提煉：新型支付環境下，侵財行為的定性需根據行為方式區分：利用信用支付工具（花唄、白條等）購買商品或貸款的，因涉及合同關系，構成合同詐騙罪；使用他人銀行卡資金的，構成信用卡詐騙罪；盜竊支付賬戶內錢款的，構成盜竊罪。

（三）案例10：溫某保險詐騙案（優先認定保險詐騙罪，而非合同詐騙罪）

入庫編號：2023-03-1-141-001

裁判要旨：材質保真險是網絡交易發展過程的產物，具有合法性。行為人誘使賣家違背了誠信經營的原則，使得其所購商品必然不符合標準，以達到獲取理賠金的結果，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并在理賠過程中，對保險公司隱瞞真相，導致保險公司認識錯誤，作出支付賠償金的處分財產決定。對該網絡交易中的保險詐騙行為定性，優先考慮是否符合保險詐騙罪，再考慮合同詐騙罪或詐騙罪。保險詐騙罪行為方式的認定，主要在于厘清保險事故是否發生以及編造的內容。

規則提煉：當行為同時符合保險詐騙罪與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時，因保險詐騙罪是特殊罪名，應優先適用特殊罪名，而非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三、量刑情節裁判規則：影響刑罰輕重的關鍵因素

量刑情節直接決定刑罰的輕重，合同詐騙罪的量刑與犯罪數額、非法占有目的程度、退賠退贓情況、自首坦白等情節密切相關。以下8個案例從犯罪數額認定、自首、坦白、退賠退贓等方面，提煉量刑情節的核心裁判規則。

（一）案例11：周某波合同詐騙案（犯罪數額存疑時從寬認定）

入庫編號：2023-03-1-167-012

裁判要旨：合同詐騙金額系重要的定罪量刑事實，在認定時應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程度。被告人辯稱在案發前歸還被害人部分款項，并提供相應證據引起合理懷疑，因被害人拒絕配合調查導致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應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認定相應事實。

規則提煉：犯罪數額認定需達到排除合理懷疑標準，被告人提出案發前歸還部分款項并提供證據引起合理懷疑，且被害人不配合調查無法核實的，按有利于被告人原則扣減數額。

（二）案例12：陳某元合同詐騙案（案發前追回數額從犯罪數額中扣減）

入庫編號：2023-03-1-167-016

裁判要旨：合同詐騙罪犯罪數額的認定，應把案發前已追回的被騙款額扣除，按最后實際詐騙所得數額計算。在存在多名被害人的情形下，被告人在案發前以“利息”形式自愿多退還部分被害人的款項，未減少其他被害人的損失，不應從犯罪數額中扣減。

規則提煉：案發前已追回的被騙款額應從犯罪數額中扣減；案發前向部分被害人多退的“利息”，因未減少整體損失，不扣減犯罪數額。

（三）案例13：高某華等合同詐騙案（挪作他用不必然從重，需結合主觀目的）

入庫編號：2023-03-1-167-014

裁判要旨：融資行為是判斷被告人履約意愿的重要方面，當被告人的融資行為的證據有限且真假未辨時，應當綜合合同簽訂的背景、被告人為生產經營作出的努力、錢款的去向、用途等方面來判斷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能簡單地認為簽訂合同并收取對方的保證金后挪作他用時就一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不能從被告人客觀上有欺騙行為而直接得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結論。對于民事活動中，雖有一定的欺騙行為，但不影響被害人通過民事途徑進行救濟的，不宜輕易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規則提煉：收取保證金后挪作他用不必然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需結合融資背景、生產經營努力、資金用途綜合判斷；輕微欺騙且可通過民事救濟的，量刑時可從寬考量。

（六）案例14：康某某合同詐騙案（先履行小額合同后逃匿的量刑考量）

入庫編號：2023-03-1-167-015

裁判要旨：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以先履行小額合同，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履行合同，在收受對方當事人貨物后逃匿的，足以認定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實施上述行為，騙取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的，構成合同詐騙罪。

規則提煉：“冒用名義+先履行小額合同誘騙+收受貨物后逃匿”屬于情節嚴重的合同詐騙行為，量刑時應結合犯罪數額（如數額特別巨大）從重處罰，但如有退賠退贓等情節，可酌情從寬。

（七）案例14：賈某合同詐騙案（一房多賣的量刑區分）

入庫編號：2024-03-1-167-002

裁判要旨：對于“一房多賣”型案件，應當綜合事件起因、行為人履行能力、交易情況等情節，綜合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非法占有目的。行為人故意隱瞞房屋已經出售的事實，仍與多人簽訂房屋買賣合同，騙取他人購房款的，可以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對于第一次出售房屋行為，要結合其是否采用欺騙手段、是否提前預謀一房多賣、實際履行能力等，審慎認定非法占有目的。

規則提煉：“一房多賣”案件中，第一次出售行為需審慎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后續隱瞞已出售事實再次出售的，可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量刑時需區分不同出售行為的主觀惡性，對無非法占有目的的部分不納入犯罪數額。

（八）案例15：安徽某電力公司、劉某等騙取貸款、合同詐騙、貸款詐騙案（騙取貸款與合同詐騙的量刑區分）

入庫編號：2024-04-1-112-002

裁判要旨：使用欺騙手段向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獲得融資貸款，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要綜合考量企業有無實際生產經營行為、實際投資項目、資債結構及所貸資金的大部分用途等情況，不宜單純以最終未能償還貸款的客觀結果而認定企業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規則提煉：騙取貸款行為若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構成騙取貸款罪（輕罪），而非合同詐騙罪（重罪）；量刑時需結合企業經營狀況、資金用途等區分兩罪，避免重罪重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