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出兵，毛主席愿定名“支援軍”，黃炎培：這名字師出無名！

1950年深秋，丹東籠罩在緊張的戰爭氛圍中，此時新中國還沒有撫平百年戰亂的創傷，卻要面臨著一場關乎民族命運的生死考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已經越過三八線，他們氣焰囂張，讓我國的東北重工業基地變得岌岌可危。就在這個關系到國家前途的關鍵時刻，毛主席力排眾議決定入朝作戰，為了給軍隊取一個合理的稱謂，他經過了慎重考慮，當他為軍隊定名為“支援軍”時，卻被黃炎培堅決否定。

朝鮮內戰爆發后美國迅速介入，短短三個月間朝鮮半島局勢急轉直下，新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中共中央進行激烈的討論：出兵，意味著與世界頭號強國正面交鋒，新生政權可能遭遇滅頂之災；不出兵，東北將永無寧日，國家安全與經濟建設無從談起。我們的偉人此時徹夜難眠，反復權衡利弊，最終他以“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戰略眼光主張出兵援朝。

隨后他提出的“支援軍”稱謂，其初衷是在強調：我國是以“支援”的形式參戰，這樣可以避免直接刺激美國。然而當他想了解一下黨外民主人士的看法時，一位民主人士直言進諫，讓他不得不重新審視軍隊的名稱，這個人就是黃炎培——他是一位資歷深厚的民主人士，在黨外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黃炎培連夜來到中南海，直言不諱地指出：“支援軍，支援軍，‘支援’的主體仍是國家和政府，這名稱容易讓人誤解為國家之間正式宣戰。如果對方以此為由擴大戰爭范圍，后果不堪設想。”他認為“師出有名”非常重要，名稱不當可能會讓我們在國際輿論和法理層面陷入被動，他的話讓毛主席陷入深思：軍隊名稱是關乎戰爭合法性和國際形象的重大政治問題，那么怎么改呢？

沉思之后，偉人展現出高瞻遠矚的戰略智慧，他將軍隊稱謂改為“志愿軍”，并風趣地解釋道：“我們不是國家與國家宣戰，而是人民之間的互幫互助。這樣一來，他們就找不到對我們宣戰的借口了。”他用諧音改動了兩個字，意思卻大相徑庭，“志愿軍”意味著參戰部隊并非國家武裝力量，而是民間志愿人員，這個策略既表明中國反對侵略的正義立場，又為外交斡旋留下了余地。

10月19日，我軍神不知鬼不覺悄然在高山密林中行軍，所有電臺靜默，禁止任何公開報道，甚至連參戰官兵的家屬都被蒙在鼓里。就在我軍秘密入朝時，美軍情報機構始終認為中國“不會參戰”，直到10月25日我軍突然出現戰場之上，“聯合國軍”才如夢初醒，隨著首戰打響，志愿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殲滅南朝鮮軍一個加強營，揭開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序幕。

盡管志愿軍初戰告捷，但毛主席并沒有急于公開參戰消息，他深知在戰爭初期保持戰略威懾比單純的軍事勝利更為重要，因此直到第一次戰役勝利結束后，新華社才在11月7日首次對外報道“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愿部隊”參戰的消息。12月1日毛主席親自為新華社撰寫戰報，至此“中國人民志愿軍”這一名稱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正義之師的象征。

名稱定位使中國在戰爭中始終占據道義制高點：一方面，中國可以理直氣壯地聲援朝鮮人民的反侵略斗爭；另一方面，美國無法以“對中國宣戰”為由擴大戰爭規模，避免了全面沖突爆發。這個策略在外交博弈中取得了顯著成效，盡管美國對中國參戰惱羞成怒，卻始終無法找到合法的宣戰理由，輿論優勢為中朝軍隊贏得了寶貴的戰略主動。

從黃炎培直言進諫，能夠看到新中國民主協商制度的優越性與生命力，在抗美援朝決策過程中，集思廣益廣泛聽取眾人意見，充分體現出新政權的統一戰線精神。除黃炎培外，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也積極建言獻策，為決策的科學性、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支持，進一步鞏固了新生政權的政治基礎。

“中國人民志愿軍”這個名稱承載著深刻的戰略智慧，蘊含了新中國在外交領域的成熟與機智，在保家衛國的同時，又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和同情。更重要的是，還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捐獻運動和擁軍熱潮，而這正是中國人不畏強敵、敢于斗爭、保家衛國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