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溫鐵軍等：單向啟蒙的失敗——再看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實驗

溫鐵軍等：單向啟蒙的失敗——再看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實驗

鄉村振興

新文化運動倡導民主與科學，欲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喚起“民眾的覺悟”。參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后來大致分為兩條救國道路：一條是在共產黨領導下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參加革命斗爭；另一條是從事工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衛生救國之類的工作。晏陽初作為深受這一主流啟蒙思想影響的“海歸”知識分子，從事的則是后一條道路。他自幼在教會學校讀書，之后分別在香港地區和美國讀書，基本上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至1920年回到中國，他認為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主要是由“人”產生的，要尋求根本解決的方法，還必須從四億人身上入手，由此開始踐行“教育救國”的理念，該理念與新文化運動倡導的啟迪“民眾的覺悟”一脈相承。

正因大多數民眾生活在鄉村，啟迪民智便自然和鄉村農民的教育結合在一起。李大釗于1919年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呼吁具有建設民主政治和現代文明國家理想的廣大青年到農村去，和勞工階級結合在一起。同時，民國時期一大批知識分子開始關注農村和農民，并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鄉村運動中。晏陽初所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以下簡稱“平教會”）最終也進入鄉村，自1923~1949年依次在河北定縣、湖南衡山、四川新都、四川華西四地開展鄉村建設實驗。

學界目前關于晏陽初及其鄉村建設實驗的研究成果豐碩，大概可以分為三類：一類秉持革命史觀，否定其未觸動土地問題的“改良主義”；一類在現代化史觀的影響下，20世紀90年代后逐漸肯定其鄉村現代化的探索經驗；第三類是在21世紀以來現代化的負面效果呈現后，基于對現代化的反思，整體上對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思想與實踐予以肯定。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這些研究路徑都無可厚非，但是似乎都難以全面客觀地認識其經驗與教訓，因為這些研究沒有貼著研究對象本身的脈絡，而是在時代性的約束下，直接將宏觀理論套用到對象身上。

大家似乎很少追問，晏陽初對中國社會、中國農民的認識是否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如果其認識與社會實際有較大偏差，那么對在這一認識下推進的鄉村建設實踐會有何影響呢？如果當今對歷史對象的認識出現比較大的結構性偏差，而又用這一歷史經驗來支持現實實踐，那么這一歷史研究所影響的就不只是對既有歷史認識的準確性與歷史評價的公正性，還有在現實開展上的代價。因此，本文直接從晏陽初1923~1949年的數次鄉村建設實踐的實際過程出發，分析造成這一后果的原因。同時，試圖反思對歷史經驗認識的不足所導致的可能現實后果，以資形成對當今鄉村建設工作的有益啟示。

從農民不動到制度改革

平民教育之盛行，拜賜五四運動以來的新形勢。晏陽初認為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施展抱負的好機會，提出為民主制度去教育中國千百萬無知民眾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為此組織起平教會，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在平教會的成立宣言中，晏陽初等人將民國不能穩固的原因歸結為多數國民沒有受到相當的教育。基于以上認識，他進一步提出平民教育第一步必須有文字教育。而要實現民主政治，必須在文字教育基礎上通過“公民教育”這個基本環節，才能建成擁有民主制度和適用科學知識的現代化社會，完成民族再造的使命。

為了實現目標，平教會率先在城市開展掃盲運動，以期形成城市領導鄉村的局面。晏陽初認為“要想在農村取勝，必先在城鎮取勝。要是沒有城鎮的領導，農村就無所作為”。然而囿于種種困難，五四以來的城市平民教育運動漸趨平靜。平教會的湯茂如在1926年總結道：“現在各地提倡平民教育的人，都發現了許多未想到的困難問題，還有好些地方發現了不能繼續辦理平教的現象。”不久后，平教會受河北定縣翟城村米迪剛的邀請，開始在定縣鄉村開展平民教育，但是很快就從單純的識字教育擴展為綜合的鄉村改進運動。

梁漱溟在1929年參觀定縣時詢問平教會的馮銳、陳筑山：“據我們從前所聞，平民教育運動在原初誠然只是單純一種成人識字運動，尤其是多在都會地方提倡。何以轉變成鄉村改進運動呢？”馮、陳二位回答道：“單純識字運動既不足為補救（整個的文化不足），而且遺卻其他方面，為片面的識字運動亦實在無法可行。因此一面調轉方向到鄉間農民身上，一面擴充平民教育的內容，統擴了文藝教育、生計教育、公民教育三項為一整平民教育。”

晏陽初此時也認識到，不進行建設而開展單純的教育對當時破產的鄉村于事無補。費孝通曾在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鄉土中國》一書中批判過“文字下鄉”以及農民的“愚”“私”問題。因此，到20世紀20年代末，平民教育運動的內容從單純的識字教育逐漸擴展為文化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運動的區域從城市逐漸轉向農村。到1931年，晏陽初第一次在演講中明確提出自己對中國農民的認識，即廣為人知的“愚窮弱私”四大特征，以對應其“四大教育”的內容。直到1932年，平教會在定縣的平民教育運動獨立于政治力量，從翟城村開始逐漸擴展到周邊村莊進行“四大教育”的實踐。

1932年后，平教會從獨立于政治力量毅然轉變為接受地方政權。之所以發生這種改變，除了經費缺乏和國民黨加強對鄉村統治的需要，還有更現實的客觀原因——外來的啟蒙知識分子和實行鄉村自治的鄉紳以及農民之間的巨大張力。晏陽初即提到，地方士紳、地方政府很難欣賞他們的工作。梁漱溟也在參觀定縣后認為定縣人并不歡迎平教會。時人梁容若在定縣考察時即觀察到平教會的此種困境，比如農民不理會這些規訓、與行政權力不融洽、與地方士紳的關系處理不好。因此，在晏陽初看來，地方士紳是慣于持懷疑態度的保守派，為了在某一地區推行一項有效的實驗計劃，需要有力地控制該地區。

晏陽初寄希望于使用政治力量去推動鄉村建設的工作，恰恰說明其自下而上的啟蒙工作未能打動農民，且通過這些實踐培養的新生治理力量使當地掌握原有自治力量的鄉紳更加不滿。農民所賴以生存的傳統倫理邏輯并未被這些外來啟蒙的力量所撼動。1933年，國民政府成立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并在定縣成立縣政實驗縣，平教會獲得了全面改革定縣縣政府的機會，晏陽初希望徹底改革縣政，通過半年時間更換阻礙改革的官員。盡管晏陽初想要逐步改革縣政府，并掌握了定縣的治權，可以任命縣長等官員，但不久便遭到當地士紳以及農民的暗中抗議，雖三易縣長，但鄉村建設工作的開展已大大受限。

隨著華北局勢日益緊張以及制度改革的困境，1937年4月，平教會接受四川省政府的邀請，在四川新都縣成立縣政實驗縣，同樣以現代政治制度改革和鄉村建設為主要目標。四川省政府的劉湘希望通過平教會協助動員農村的社會資源并穩定農村社會，而晏陽初認為以省為單位發展農村改造機會，四川具有不可多得的政治條件。由于平教會在新都實驗中擁有包括地方武裝及警力在內的完整治權，晏陽初最終選擇平教會人員和中央政治大學畢業生擔任縣政府主要工作人員。

平教會在新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裁局設科，建立現代財務管理制度，開展警衛合一、調查戶口和清丈土地等民政與財政工作，嚴禁煙毒以規范社會治理等。然而，新都實驗縣構建的現代政治治理體系與當地既有的治理體系齟齬不斷。1938年11月，當地數千民眾在地方勢力的組織下發動了“圍城”的暴力事件，反對實驗縣、反對征收土地丈量費、反對征兵等，終致新都實驗名存實亡。

觸動土地問題的華西實驗區

1939~1945年，晏陽初創辦私立鄉村建設學院，將大多數精力傾注在人才培養上，等待大規模實施鄉村建設計劃的機會。直到1946年，人才培養初具規模，平教會的經費也通過向美國募捐有所保證，晏陽初在國民政府的支持下，于重慶周邊的璧山、北碚等縣再次建立鄉村建設實驗區，后稱為“華西實驗區”，管轄的范圍為“十縣一局”（即當時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區）。

經過新都實驗的教訓后，平教會與政府的關系有所變化，由地方政府負責征兵、征糧、防匪等事務，實驗區只負責地方建設事務，但整個實驗區的政治權力必須由平教會控制。晏陽初此時堅定地認為，若想實現鄉村建設的理想，必須有政權的力量，否則將一事無成。經過多方協調，實驗區選定曾在鄒平和菏澤領導鄉村建設工作多年的孫則讓擔任第三行政督察區的專員，并兼任華西實驗區的主任，這樣方便實施整體的社會經濟改革方案。

除了獲得地方治權，資金也是重要條件，因為平教會無法通過征稅等手段汲取資源。1947年，晏陽初在國民政府和司徒雷登的支持下前往美國游說以尋求經濟援助。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提及，他認為農村是國民政府最薄弱之處，只有使農民獲得較好的地方自治權，才能保持地方社會穩定，因此他認同晏陽初的鄉村建設方案并支持其到美國游說。1948年初冷戰方興之時，美國政府推動國會通過了包括《援華法案》的《援外法案》，并以對華援助換取親華的共和黨議員對援歐計劃的支持。《援華法案》同意援助中國兩億七千五百萬美元，其中的十分之一被指定用于鄉村復興，該法案的第407條，即被稱為“晏陽初條款”。

美國各界信任晏陽初及其鄉村建設計劃的原因，大概可以從他1947年提交給美國當局的鄉村建設方案中看出端倪。晏陽初提出了美國支持這一方案的意義：可以直接提高人民的社會經濟水平，訓練他們實行民主；為無數憤懣的學生提供一條積極建設的出路；可以提高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可以通過服務大多數中國人民獲取他們的信任。晏陽初認為該計劃能在中國推行民主制度和實現自由主義，這也許是其能爭取到美援的關鍵因素。由此可見，晏陽初依然延續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啟蒙觀。

原本華西實驗區除了積極發展鄉村工業外，基本延續了定縣時期“四大教育”的工作內容。但隨著中國共產黨實施土地改革而給國民黨政府帶來持續性的競爭壓力，土地改革逐漸成為國際國內人士的共識。華西實驗區主任孫則讓也受此影響，“現在就大勢來看，土地改革勢在必行，一般人都注意到這個問題，我們應趁此提倡合作社，借此促成土地問題的解決”。不僅是孫則讓，在平教會內部開展以“土地問題”為核心的經濟建設的觀點此時也已經頗有共識，“平教與鄉建工作，不觸及不解決這個問題的都要遭到歷史的否定”。

正因如此，在華西實驗區新的工作計劃中，平教會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經濟、教育、衛生、地方自治”的“四大建設”方案，并且“土地問題”是“經濟建設”的根本問題。在實驗區建設計劃的預算中，關于經濟建設一項占總申請美援金額的78.04%，而有關創置合作社田一項占經濟建設總申請金額的68.64%。

至于如何解決土地問題，華西實驗區對比了扶植自耕農與沒收地主富農土地的方法，最終選擇了“創置社田”的辦法，即先由農業生產合作社逐步購買轄區內的土地，再統一租給佃農耕種。實驗區憧憬在大多數土地收歸社有后，能以收租的方式積累巨大的社會財富，作為發展社區教育、衛生、養老、育幼等公共福利的保障金，即以“公經濟”或者“集體經濟”的擴大來完成廣泛的社會保障制度。這與孫中山提出的“總租”思想幾無二致，也與傅柏翠在閩西古蛟的鄉村建設路徑一致。

平教會此時認為解決土地問題是確立民主制度的基礎，期望通過土地等經濟問題的解決逐步重構與農民的互動關系。然而，由于國民政府沒有下定決心進行土地改革，導致華西實驗區的“創置社田”計劃并未獲得各方支持，實驗區轉而協助國民政府開展“農地減租”，以期增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威信，迂回地解決土地問題。但由于各級政府及地方士紳的反對，反而激化了實驗區與地方社會的矛盾，導致減租工作很難推進。最終，華西實驗區僅在發展鄉村工業、改良動植物品種、改善農戶養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1949年底，隨著重慶解放，晏陽初及其團隊的鄉村建設實驗也匆忙結束。

主流啟蒙觀與鄉村改造的挫折

總的來說，晏陽初領導的平教會依次嘗試了三種方法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及民族再造問題。第一是通過教育農民改造國民性，“開發民力”使其有“自力”建設鄉村，奠定建立民主國家的基礎；第二是將縣一級改革為一個現代民主政治體系，通過政治力量整合地方資源推動鄉村改造；第三是變革鄉村社會的經濟基礎及組織基礎，通過農民組織解決土地問題后，利用收租的資源進行鄉村建設。晏陽初一直秉持著啟蒙思想，試圖把農民改造為具有民主、科學精神的國民，從而為現代國家打造基礎，但其數次在不同區域的鄉村建設實驗都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這很難用“改良主義”或者經費不足等原因來概括。而且，定縣實驗時期有數百名留洋博士參與，華西實驗區時期也有數百名資深的鄉村工作者和上千名高校畢業生參與，人員、規模和經費都不可謂不大。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造成二十余年鄉村建設成效不多的原因是不是也來自內部？以最主要的領導者晏陽初為例，每次遭遇挫折時，他很少從自身或者組織內部來總結經驗教訓，而總是歸于外部因素。比如當識字教育無法推行時，他認為是中國的農民需要的是包含生計和衛生在內的綜合教育；當施行“四大教育”時，定縣的民眾仍然不積極主動，他便認為是當地士紳的保守力量作祟，需要政治力量作為后盾來執行其方法。

然而的定縣、衡山、新都三次得到縣級“治權”的縣政改革，都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尤其是新都實驗縣，最終以民眾圍城反抗而被迫結束。面對這一困境，晏陽初認為這是當地“惡勢力”的阻撓，因此僅僅有政府力量還不夠，其自身還缺乏鎮壓地方的武裝力量。現代政治力量的獲得不能解決其與傳統鄉土社會勢力的沖突，反而是愈激進的改革，迎來愈劇烈的沖突與抵抗。這原本是知識分子的現代眼光沒有充分考慮地方社會的運行邏輯以及激進現代化過程對鄉土社會的剝奪所致，晏陽初卻寄托于依靠“武力”實現鄉村改造的理想。

直到華西實驗區時期，平教會計劃訓練“生產農民”為“武裝力量”，并且迫于內外部壓力，也嘗試解決土地問題，強調經濟建設為中心。盡管在華西實驗區時期晏陽初等對中國農民的心理以及社會現實的認識相較以前有所加深，比如突破以往對“農民”這一被啟蒙群體的整體想象，區分為“生產農民”和“非生產農民”，但這一認識還是淺顯的。梁漱溟在20世紀80年代的訪談中也提到晏陽初缺乏哲學思維，對于中國問題、鄉村問題的看法太淺了，比如“貧”的問題，中國的農民不是“貧”的問題，而是“貧而越來越貧”的問題，要解決的是社會的整體沉淪問題。

可以說，晏陽初對中國社會、中國農村和中國農民的認識在數十年的鄉村建設實踐中沒有明顯進步，導致其數次以縣為單位的鄉村實驗都沒能扎根地方，而是人事浮于表面。關于這一問題，費孝通1948年在批判晏陽初華西實驗區的鄉村建設思路時就曾做過論述：

晏先生在農村工作上有他的貢獻，但是過去三十年的歷史卻說明定縣路線并沒有解決農村問題……晏先生并沒有覺得定縣實驗有什么缺點……他還是三十年前的晏先生，一個把中國問題看成是單純教育問題的晏先生……他對于“教育”本身的看法是值得懷疑的……他是以傳教精神去了解教育的。所謂傳教精神是先假定了自己“是”去“教育”別人的“不是”。

費孝通認為晏陽初是以啟蒙的精神或者傳教的精神開展鄉村教育的，這種思想認知方法先認定了自我的“民主科學”與農民的“愚窮弱私”勢呈對立，從而將平教會定位為教育農民成為“現代人”的最佳團體。這種單向的啟蒙關系，難以真正地向鄉土社會學習。盡管費孝通對晏陽初的批評有些尖銳，但晏陽初在歷經二十余年的鄉村建設實踐后，確實對中國問題的看法變化不大，從他的歷次演講中可以清楚看到這一問題。比如關于晏陽初認定的中國農民“私”的問題，在梁漱溟看來，中國人在自身的歷史文化演進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公私觀”，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并非就是自私的，而是缺乏在國家競爭下所需要的“國家意識”和“團體行動”。

晏陽初等平教會知識分子所呈現出來的這種樣態并不是個案。賀照田指出，民國時期秉持主流啟蒙觀的知識分子未能成功改造農民，是因為他們在面對社會時有一種當然優位感，他們實際上把自己的建設性意義和所要啟蒙的中國社會的不理想都絕對化了，這導致他們盡可能地用自己所具有的現代知識和觀念去啟蒙鄉村社會，盡可能地把更多中國人改造成自己所理解的現代人；如此，則會忽略社會自身所表現的向上品質與智慧，從而錯過自我反觀、自我批評、自我充實、自我完善的寶貴機會。

賀照田進一步分析了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一主流啟蒙觀分化出來的中共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不斷深入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并成功開展農民革命的原因。盡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從新文化運動這一歷史母體中脫胎而出的，分享著新文化運動諸思潮的一些共同特點，但是由于其所依據的馬克思主義預設了無產階級（工人階級）的革命堅定性和徹底性，使得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知識分子們，在面對工人階級時，形成的不是單向而是雙向辯證的啟蒙關系。這一意識使得中共的知識分子更積極認定工人階級之外的很多社會階級有革命潛能，比如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這一判斷推動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在面對大多數社會階級時，不是只宣傳、灌輸、啟蒙，而是著眼發現他們身上的革命性，尋找激發他們的互動方式，通過發明具有吸引力的組織生活、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方式，把這些蘊含的能動性調動出來。

討論與反思

深受主流啟蒙觀影響的晏陽初主導了二十余年的鄉村建設實驗，但鄉村社會不僅沒有朝這些啟蒙知識分子期待的方向走去，甚至走向了反抗，這反映出秉持著現代觀念的啟蒙知識分子沒有找到和鄉土社會有效互動的方式。此外，以往學界常以是否進行土地改革作為評判共產主義革命與改良主義的標準。從上文可知，即使晏陽初在華西實驗區時期提出土地改革的方案，也難以成功實施。

當然，在鄉村社會遭遇挫折的不只是倡導鄉村建設的知識分子，還有更代表主流啟蒙觀的國民政府。新文化運動的活躍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數量，遠遠不如加入國民黨的數量。然而，更具有“現代經濟”“現代政治”“現代文化”觀念的國民黨的社會動員能力，反而不如突破這一觀念的中國共產黨，這是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從這一視角出發，也許更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正如賀照田所述，“相當意義上，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在現代中國的發展壯大，實和它對現代中國啟蒙運動通常的社會感、社會理解的大幅度突破有關”。

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寫作《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一文，提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正因“救亡”的急迫性壓倒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的正統“啟蒙”任務，從而導致“國民性的改造”不夠，這一未經民主自由改造的農民封建性便經由革命而攜帶到了新中國，導致了前三十年的諸多挫折。這篇文章為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啟蒙思潮提供了歷史-結構的依據。彼時，知識分子正在將社會主義現代化所遭遇的問題與挫折歸結為“反現代”的、“封建主義”的問題，并認為新中國成立之前由于“救亡壓倒啟蒙”，導致整個社會主體尤其是農民主體骨子里還是前現代的、封建的小生產者，這些小生產者必須經過民主自由的啟蒙、商品經濟的教育，才能真正地成為一個有民主自由的現代意識的公民。

在對改革之前特定階段的反思下，知識分子對構成群眾大多數的農民抱有一種相當否定的態度，即否定了曾在革命與建設年代被召喚出革命性與公共性的農民，而只以小生產者的負面性來看待他們，如果這樣的農民沒有經過現代啟蒙的話，就不能順利地參與到民主社會的發展中。這無形之中將知識分子與農民的位置進行了重構，即知識分子可以通過參與政策改革體現社會責任感，而不必然通過向工農學習這一步驟。農民只有通過接受商品經濟等啟蒙教育，才能徹底擺脫封建性，在這一背景下，包產到戶在理論上被認為是實現商品經濟的唯一道路。這一重構的深層次后果是，農民的聲音不再能結構性地傳遞出去，而只有他們被作為不穩定因素時才會被關注。

1985年，晏陽初被邀請回國考察我國的農村建設和教育問題，這一行為相當于國家層面對其以平民教育的方式啟蒙農民和建設農村實踐的某種程度的認可。在新啟蒙思潮的大背景下，新時期在如何對待農民這一問題上，某種程度上接續了晏陽初的平民教育與鄉村建設的方式。但在20世紀80年代的特定時空下，很少有人認真考察晏陽初及其領導的平教會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方式以及其實踐方式，反而直接用這一歷史經驗來因應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思潮。誠然，晏陽初的仁愛之心、幫助弱者及愛國愛民等精神，都尤其值得我們今天繼承和學習，但他對中國社會與農民的認識、與之互動的單向啟蒙方式，是存在嚴重不足的。然而，在今天的鄉村振興領域，大量充斥著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或者按照知識分子的觀念和審美進行的介入，這難道不還是一種單向啟蒙的方式嗎？

現實是歷史演變的后果，理解現實必須以理解歷史為前提。如果我們只是肯定晏陽初鄉村建設實驗的現代化嘗試，或者在現代化后果呈現后對鄉村建設道路表示宏觀認同，在知識上就無法做出貼近歷史對象的理解與認識；同時在實踐上，也會誤認為這就是建基于歷史經驗的道路選擇。正因如此，本文希望能一定程度地加深我們對晏陽初鄉村建設實驗這一歷史對象的認識。只有將真實的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辨析并挖掘出來，才能指導當代的鄉村振興及城鄉融合實踐，這正是我們開展新鄉村建設實踐二十年來不斷挖掘歷史經驗的原因。

(載于《文化縱橫》2025年第3期）

【作者：溫鐵軍、張藝英。其中 溫鐵軍系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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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驊琛；初審：韓培濤、邱詩懿、 許雪靖 ；復審：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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