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這對文壇夫妻檔，捐出了五年間的145封「情書」

“將來老爹走了，這些日記、藏書，還有我和你母親之間的通信，你準備怎么辦？”面對父親張沖波的詢問，1990年出生的兒子大手一揮，隨口說出四個字：“付之一炬！”這雖是玩笑話，卻讓張沖波心里咯噔一下。

這是一個小小的觸動。不久之后，他從報紙上看到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成立20周年的報道，受到了更大的觸動。他和妻子駱淑景毅然決定，將他們戀愛和婚后五年間往來的145封情書捐獻給家書博物館。

捐贈現場（從左至右：張沖波、駱淑景、家書館副館長張丁）

在10月17日的捐贈儀式上，家書博物館副館長張丁的話點明了這些信件的分量：“這些信不僅是他們兩人的愛情故事，還通過對當時社會發展、習俗風尚、文藝作品的討論，原汁原味地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真實的社會風貌。”

張沖波和駱淑景的名字，在《讀庫》和“真實故事計劃”的讀者中并不陌生。他們一個致力于記錄“三門峽水庫移民”和“中條山戰役難童”等口述歷史的采訪，寫下了《難童》《移民敦煌》等紀實性文章；一個關注個體命運，寫出了《寡居》《中師二班》等非虛構作品。而這145封從1986年到1991年的信件，則是他們筆耕生涯的起點。可以說，這對來自河南的文壇夫妻檔，既是情書里的戀人，也是時代記憶的“書記官”。

張沖波、駱淑景夫婦

145封信

藏著他倆的愛情和80年代

張沖波和駱淑景都是河南人，一個生在靈寶，一個家在盧氏。1984年的豫西山區，像全國各地一樣，文學的種子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蓬勃生長。河南省盧氏縣“春萌詩社”里，21歲的張沖波與24歲的駱淑景因詩結緣。

那時張沖波剛從洛陽林校中專畢業，分配到盧氏縣東灣林場工作，成了一名端鐵飯碗的“國家干部”；而駱淑景高考落榜后回家務農，身份是農民。“并且當時我還是一個‘大齡剩女’，我的同學許多高中畢業十八九、二十歲就結婚了，我這時還在‘自學成才’，東跑西躥，為前程奔波。”駱淑景回憶起當年與張沖波之間的差距，直言“在正常人看來都是鴻溝”。張沖波的母親更是心存顧慮，對兒子嘀咕著：“好不容易供你畢業了，成了公家人，你應該找個好媳婦才對。都說深山出俊鳥，而你找的這個，相貌、工作、家庭一樣不占！”

五年的鴻雁傳書

但張沖波是個性情倔強的人，自1986年春天，他寫下了給駱淑景的第一封信后，兩人開啟了長達5年的鴻雁傳書。黃河兩岸的距離，被一封封信件縮短，現實中的差距，在字里行間消融。漸漸地，他們從詩友變成了戀人。駱淑景說：“現在看當年的那些信，改革開放初期的印記特別明顯，那時候，各種思潮奔涌而來，我們兩個處于邊遠地區的文學青年都感受得到，于是借著書信做思想交流、情感交流，在當時也是最典型的溝通方式。”

張沖波喜歡寫作，上中專時就堅持記日記，至今，他的日記已累計百余萬字。張沖波說：“和她通信的同時我也記日記，日記更真實，她的優點缺點我在日記里寫的都有。當時我還喜歡一個同事的妹妹，那段時間的思想斗爭也都寫在日記里了。”在捐贈現場瀏覽他寫給駱淑景的信，其中不僅有熾熱的情愫，更有對人生、文學、社會的思考。而駱淑景的信，則滿是上進心與通透感，讓張沖波的同事都忍不住稱贊：“這個女子不簡單，素質高，有追求。”

書信里的共鳴終究要落地，張沖波也情不自禁地講起獨自過黃河去找駱淑景的往事。1986年夏天，駱淑景還在山西“中條山下，黃河岸邊”的一個小鎮上教書，張沖波要給愛人一個驚喜，“路挺遠的，我從盧氏坐長途汽車四個小時到靈寶縣城，再坐班車到靈寶老城村，下了車再步行十多里走到黃河岸邊。那是一個小渡口，我坐了一艘有五六個人的小船，浪很大，很驚險。我是河南的，由于她，我第一次踏上了山西的土地。過了河，我還要步行30里路走到陌南鎮，這時候天已經黑了，又走了15里，才來到她所在的小鎮，到她學校都晚上9點多了，盡管是夏天，天也已經黑凈了。看到我，她喜出望外，也非常感動。”

在張沖波一位口才出眾的同事專程上門勸說后，張沖波的母親終于松口。1987年國慶節，兩人喜結連理。婚后兩人依然是分居兩地，書信還是溝通交流的重要媒介，只是內容從談詩論畫的風花雪月變成了柴米油鹽的瑣瑣碎碎。

今年8月，兩人的信件由廣東人民出版社結集出版，書名為《紙上談愛：情書里的父母愛情》，將這一段始于文字的愛情，變成了可供品讀的時代標本。

婚后，張沖波繼續在盧氏林業、盧氏中藥材辦公室工作，駱淑景調回老家后，則先后在縣委宣傳部、鄉鎮任職。兩人雖然崗位不同，卻始終保持著對文字的熱愛，書信里的記錄習慣，逐漸延伸為對廣闊世界的書寫。他們從記錄彼此的小情小愛，轉向打撈那些即將被遺忘的集體記憶。

對寫作的熱愛

是兩個人的生活底色

談及自己的寫作，張沖波坦言，是受歷史學家唐德剛為李宗仁、張學良做口述歷史的影響，他認定“口述語言比書面文字更有力量”。于是，他購置DV、錄像機，利用業余時間投身到口述歷史的記錄與整理中。

選題從身邊做起，“剛開始講我喜歡的，我母親是個大家族，我遠遠近近有14個外爺（外公）、24個舅舅、16個姨，我的二外爺曾經是國民黨靈寶縣長，抗戰時期參加過洛陽保衛戰。他的大兒子就是我的大舅，先是考上南京體育大學，后又考上上海同濟大學法學院，1949年去了臺灣。1991年，他從臺北出發，輾轉36個小時回到家鄉。所以我后來就寫了一篇《大舅回鄉》，寫這段家族歷史，投給了《讀庫》。”

自此后，他對采訪和寫作的熱愛愈發執著，還一直堅持實地采訪，“不管是三門峽移民還是中條山戰役的親歷者，我都必須到現場去，接觸到實實在在的人。”

這份執著在《移民敦煌》的創作中達到了頂峰。三門峽水庫的移民史，是一段被時光塵封的集體記憶。1956年，為了支持水庫建設，三門峽市所屬三個縣的百姓遠赴甘肅敦煌定居，后來大部分人因不適應當地氣候等原因，歷經波折重返故土，少部分人則選擇留在了西北。這段移民史，藏著太多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卻鮮少被系統記錄。

張沖波采訪移民

這項采訪計劃是2018年10月正式啟動的。張沖波生在靈寶，從小就聽老人們說起過水庫移民的故事，決定動筆時，他深知這不是一項輕松的任務。移民們分散在兩地，且大多年事已高，記憶正在衰退，這讓張沖波覺得每一次采訪都像在與時間賽跑。為了盡可能全面地收集素材，他與支持自己的同學端虎，利用周末和節假日，開著車穿梭在敦煌和三門峽兩地。三年時間里，踏訪了移民涉及的3個縣、18個鄉鎮和48個村，累計采訪移民208人。

談起當時的采訪，張沖波雖然仍是開朗地邊笑邊說，言談話語卻讓人不難想象過程的艱辛。有時為了找到一位親歷者，要翻山越嶺走幾十上百里路；有時老人記憶模糊，需要耐心引導，才能拼湊出完整的故事；遇到性格內斂的受訪者，要反復溝通，才能打開他們的話匣子。張沖波和受訪者最短的訪談只有十幾分鐘，最長的持續有數小時。

2020年，外出采訪因疫情變得困難，張沖波便在家中整理這些錄音和筆記。最終，幾百個小時的視頻資料，被他整理成了38萬字的原始素材。

“整理文字的過程，就像重新經歷了一遍他們的人生。”張沖波說，他在這些故事里看到了移民們的堅韌與豁達：“在敦煌，他們面對不適應的氣候，要開墾荒地、搭建房屋，在戈壁灘上建起家園；回歸故土后，又要重新適應環境，從零開始打拼。我也看到了他們的柔情，一位老人告訴我，他一直珍藏著出發時帶的一把家鄉泥土，幾十年都沒有丟掉，仿佛聞到那股土味，就回到了老家。”他將精選后的15萬字書稿寄給《讀庫》主編，主編讀完非常震動，很快回復：“好，向你致敬。”

除了《移民敦煌》，張沖波的其他作品也聚焦于口述歷史，同樣充滿溫度。《難童》一書里，他記錄的是中條山戰役后難民的苦難歷程。眾多的難民中，他選擇的是14歲以下的難童。

1941年中條山戰役爆發，山西平陸、夏縣、垣曲三縣萬余百姓偷越日軍封鎖線，逃過黃河，卻又遭遇1942年的河南旱災和蝗災。難童們組成丐幫乞討，遇到吝嗇的掌柜，便使用“開頂”的絕招：年長者割破自己的頭皮，用鮮血敦促對方給錢。這些觸目驚心的細節，在親歷者陸續離世的背景下，成為對那個舊時代的珍貴佐證。

駱淑景的創作則偏向“內在觀照”，風格細膩，文筆流暢優美。最初，是張沖波動員她記錄父親講述的駱氏家族往事，她將其創作成非虛構作品《盲流》。另一部作品《中師二班》，是以其自身經歷為藍本，描繪了上世紀80年代中師生活的點滴；發表于《讀庫2303》的《寡居》，則通過采訪村里10位喪偶女性，展現了農村女性在時代變革中的頑強生命力。

一地雞毛里的相伴之道

“我寫的稿子，都是經過她改的，她在文字上給我把關。”張沖波坦言，妻子的沉穩恰好彌補了自己性格上的“冒失”和張揚。張沖波喜歡奔波于田野鄉間，駱淑景則深耕身邊人事，她擔心他“下太大力氣”不安全，他堅持“實地采訪才夠真實”，兩個人的創作方式不同，卻在記錄歷史的道路上形成了奇妙的互補。

“他性格張揚，不太通曉人情世故，做事冒失容易激動。”“她老批評我太自負，還總教育我要沉穩。”談及彼此的性格，張沖波與駱淑景的“吐槽”里滿是默契。這對“吵”了半輩子的夫妻，在性格的碰撞與互補中，走出了獨有的相伴之道。

張沖波說自己事業不太順，“付出了半生，文學路上歷經波折”，而駱淑景始終是他的堅實后盾，“遇到好多困難，都是她在擔當”。

在《移民敦煌》的采訪過程中，這種擔當體現得尤為明顯。駱淑景說：“他做事總愛一頭扎進去，不管不顧。”張沖波外出采訪時，常常早出晚歸，有時甚至住在村民家中。她既擔心他的安全，又要打理家里的瑣事。有一次，張沖波在山區采訪時遇到暴雨，山路泥濘難行，車輛被困，直到深夜才聯系上家人，駱淑景那一刻又生氣又心疼。即便如此，她也并未阻止過丈夫的腳步，“他認定的事，九頭牛也拉不回來。我想，他做的是有意義的事情，他想做就做吧。”

為了支持張沖波的創作，駱淑景承擔了更多的家庭責任，還幫他整理采訪素材、校對和潤色稿件。在駱淑景心目中，張沖波寫的東西有靈氣，但有時不夠嚴謹，“我幫他把關細節”。而張沖波也懂得妻子的付出，每次采訪回來，會把采訪中遇到的故事都講給她聽。他們的愛情，就在這樣的相互扶持中，愈發深厚。

讓他們講講愛情保鮮秘笈，他倆異口同聲說“哪有什么秘笈”，繼而仔細想想后回答：“一是兩個人有共同的愛好，三觀基本一致；二是遇到磕碰的時候都想想當初，要尊重感情，不能讓以前的追求付之東流。”

在他們看來，愛情不是“志同道合”的口號，而是“一地雞毛”里的互相包容。“現在年輕人要求高，我們那時候不講究物質，只看重精神契合。”張沖波感慨，如今的年輕人“只想現成、不想付出”的心態不可取。面對兒子的婚戀問題，兩人雖然也會“爹味十足”地勸說“要保持積極態度”，卻也理解時代不同，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情感節奏。

“爭吵和磕磕絆絆是正常的，但生活中的本質是互相關心。有時候他能把你氣死，但過后還是放不下他，還要為他操心，這就是愛人和家人嘛。”駱淑景一句總結的話似乎道出了婚姻的真諦。

在張沖波和駱淑景的生活里，有創作理念的分歧，有柴米油鹽的瑣碎，更有性格差異的碰撞，他們卻始終認為“吵到底還得過，因為沒有退路啊”。這是一份經過歲月淘洗的感情，正如他們筆下的口述歷史，沒有驚天動地的傳奇，卻有著安穩的力量。

當年的春萌詩社

慢慢寫慢慢過

記下不該忘的人和事

捐贈家書前，張沖波早已將所有信件掃描存檔，“電子版轉給博物館，你們就省事了”。這份細致，源于他對這些文字的珍視，更源于對歷史傳承的憂慮。“進入數字時代，這些東西對年輕人來說是隔代的，感興趣的不多，能在家族里傳承幾代的太少了。”副館長張丁的話，道出了書信這類物質載體在當下的困境。

而張沖波與駱淑景的捐贈行為，恰是對這種困境的回應。他們深知，書信的實用功能在當今社會已經基本消失，但其中的禮儀格式、寫作方式以及思想情感都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就像非物質文化遺產講究傳承，物質遺產需要保護，而書信的傳承人，我認為是全體人民。”張沖波的話里滿是使命感。在這個“換筆”的時代，老一輩逐漸故去，互聯網讓手寫文字成為奢侈，張沖波和駱淑景的記錄和捐獻，可以被視作對抗遺忘的自覺行動。

張沖波在《移民敦煌》的前言中寫道：“這些移民的故事，是大時代里的小敘事，卻藏著最真實的人性光輝。我希望用文字留住它們，讓后人知道，曾經有這樣一群人，為了國家建設，付出了青春與家園。”后記里，他又寫道：“采訪的過程，是一次靈魂的洗禮。我遇見了太多堅韌與善良，也更明白記錄的意義。歷史不該被遺忘，那些平凡人的犧牲與堅守，值得被永遠銘記。”

這兩段文字，正是他創作初心的寫照。從黃河兩岸的情書，到田野鄉間的訪談，從個人愛情的守護，到集體歷史的打撈，張沖波與駱淑景的愛情故事和文學創作，是個人史與家國史的交織，也是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共鳴。他們用手寫書信、實地采訪，以及筆耕不輟的“笨拙”方式，在快節奏的時代里，留下了“慢”的意義。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勉

編輯/張嚴涵

排版/王靜

微信號｜bqttfk

微信號｜bqyi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