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兒童日 | 彌合身份鴻溝、促進家庭團聚 —— 中國流動人口子女發展報告2025

圖：微瀾圖書館 2024年世界兒童日活動讀者作品

彌合身份鴻溝、促進家庭團聚

2025

中國流動人口子女發展報告

作者：佳羽 with Gemini

報告手記

本次報告更新，放棄了在往年報告基礎上進行局部更新的寫法，嘗試通過與AI（Google Gemini）的對話，引入新的視角和洞察，超越了以往簡單的“流動”與“留守”二分法，對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群體進行了更細致的類型劃分，以圖精準識別了不同家庭資源和政策環境下（如“升學受阻型”、“困境邊緣化型”）兒童的脆弱性與發展潛力。

為了全面揭示制度壁壘對家庭決策的系統性影響，本報告采用了兒童全生命周期（0-18周歲）的發展視角，將流動兒童面臨的挑戰劃分為“照料門檻”、“教育質量門檻”、“升學預期門檻”和“戶籍門檻”等四個關鍵的“勸退”關卡，以時間軸的方式呈現問題演變。

此外，本報告構建了區域分類框架，對流入地（超大城市、大城市）和流出地（縣城/鎮區）的政策特點及其與家庭階層資源的互動機制進行對比分析；報告希望通過群體細分、全生命周期視角和區域分類框架的升級，為政府、研究者和一線行動者提供更清晰、更有力的行動指引。

導讀

報告摘要與行動倡議

一、核心事實：

流動人口子女規模龐大，近七成仍處于親子分離狀態

本報告聚焦于中國社會轉型中規模最為龐大的兒童群體——流動人口子女。數據顯示：

● 流動人口子女規模巨大： 截至 2020 年，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規模達到 1.38 億人，約占中國兒童總數的一半（46.4%）。

● 親子分離是常態： 在這 1.38 億孩子中，有近七成（約 9409 萬人）不能與父母雙方共同居住，親子分離至今仍是影響他們成長的最主要問題。

親子分離不僅是監護和陪伴的缺失，對兒童心理發展的負面影響更加顯著且深遠。背后的原因則是由制度、經濟和社會文化共同造成的系統性社會難題。

二、問題根源：

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公共服務卻被戶籍鎖定

阻礙家庭團聚和限制孩子未來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公共服務（教育、托育等）長期以來都是以戶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為基礎來規劃，造成了資源供給滯后。孩子的“生活地”和“權利地”是分離的。 簡單來說，這些孩子在城市是事實上的常住居民，但接受優質教育、參加升學的權利卻被戶籍（戶口）制度牢牢鎖定在老家。

這種“生活在居住地，權利在戶籍地”的身份矛盾，在兒童成長的關鍵階段，設置了四道關鍵的“勸退”關卡，使得流動家庭不得不做出“為了孩子前途而選擇分離”的艱難決定：

三、政策主張：

推動公共服務“跟著人走”

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問題，是實現以人為本、高質量城鎮化的必然要求。本報告呼吁政府將公共服務配置的核心邏輯，從傳統的“戶籍人口管理”模式，轉向“服務常住居民”的現代治理模式。

我們提出四點核心行動建議，旨在構建“服務跟著人走”的保障體系：

1. 制度正義： 推動修改義務教育法，保障流動兒童在居住地平等享有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升學的權利，特大城市必須放開中高考的戶籍限制。

2. 資源匹配： 改革公共服務規劃，以常住人口為基數規劃教育設施。中央和省級財政應建立專項轉移支付，實現教育經費投入“錢隨人走”。

3. 機會監測： 建立升學去向指數，持續追蹤隨遷子女進入普通高中的比例，評估政策開放后的實際公平性。

4. 社會支持： 大力擴大普惠性兒童托育（0-3歲）和課后服務的供給，降低流動家庭親子團聚和兒童照料的成本。

四、愿景：

讓成長不再漂泊

本報告的最終目標是消除因身份差異導致的流動人口子女發展機會不平等。我們呼吁社會各界共同推動改革，確保每一個孩子，無論戶籍在哪里，都能享有在父母身邊健康成長的權利。

讓成長不再漂泊，讓“家在哪里，學校就在哪里”。

報告目錄

第一章 群體畫像：生活在居住地，權利在戶籍地

1.1 規模與挑戰：不可忽視的中國未來主體

1.2 細分群體：低齡流動人口子女與六大類型解析

1.3 身份困境：政策與階層差異如何塑造孩子的命運

第二章 成長的關卡：全生命周期中的四次“勸退”

2.1 0-2歲：起點的分離——照料門檻

2.2 6-9歲：隱性的分化——教育質量門檻

2.3 10-12歲：理性的回撤——升學預期門檻（核心痛點）

2.4 15歲：終極的鎖定——決定命運的戶籍門檻

第三章 資源錯配：公共服務跟不上人口流動

3.1 人口遷入地：高成本與供給滯后

3.2 人口遷出地：資源再集中與家庭的私有成本轉嫁

3.3 家庭支持的真空：團聚的社會底座缺失

第四章 政策建議：構建“服務隨人走”的保障體系

4.1 制度突破：消除身份限制，保障升學權利

4.2 資源規劃：實施“人地錢掛鉤”的剛性約束

4.3 機會監測：建立綜合指數，評估政策公平性

4.4 社會支持：擴大兒童托育和課后服務供給

4.5 社會力量的有效介入：公益行動的三個關鍵機制

結語：重塑發展格局——以人為本的城鎮化

報告正文

第一章 群體畫像：生活在居住地，權利在戶籍地

本章通過數據勾勒出受人口流動影響的兒童群體（流動人口子女）全貌，旨在呈現TA們的龐大規模、親子分離的嚴峻性、地理分布集中性以及被制度塑造出的復雜發展路徑。

1.1 規模與挑戰：

不可忽視的中國未來主體

1.1.1 規模結構：

受流動影響的兒童近半數

根據 2020 年數據，中國兒童人口總規模為 2.98 億人。其中，流動人口子女規模達到 1.38 億人，接近中國兒童總人口的一半。

1.1.2 親子分離：

近七成孩子不能與父母團聚

親子分離是流動人口子女面臨的最嚴峻挑戰。在 1.38 億流動人口子女中：

● 核心事實： 約 9409 萬人（68.2%） 不能與父母雙方共同居住。這意味著將近七成的流動人口子女處于家庭分離狀態。

● 家庭團聚率僅為 31.8%，即只有約 4393 萬兒童能夠與父母雙方居住。

居住狀態分解：

注： 父母雙方均不在家的“完全分離”規模，竟然與“家庭團聚”的規模幾乎相等。

1.2 細分群體：

低齡流動人口子女與六大類型解析

1.2.1 焦點趨勢：

低齡流動人口子女需要被重點關注

● 留守經歷對兒童發展的影響與留守時所處的年齡密切相關，低齡階段母親外出帶來的長期負面影響最為嚴重。母親陪伴的缺失是造成幼兒認知滯后的關鍵因素之一，母親和幼兒分離不利于母乳喂養和保證兒童營養。2020年，我國農村留守兒童中0~5 歲的占比達到35.8%，其中，母親外出者占到 70.6%,對應規模達到 1055 萬人。大量農村低齡兒童的成長缺乏母親陪伴,如果這種狀況長期持續下去，將不利于我國兒童的高質量發展。

● 在北上廣深等超大城市，流動人口子女與父母在一起的指數僅為 30% 左右。據估算，僅 0-3 歲的流動人口子女中，因母親外出務工而留在老家的規模約為50- 80 萬人，這些孩子在生命早期缺乏父母雙方照料，是最脆弱的群體。

1.2.2

基于發展前景和風險的六大類型劃分

流動人口子女群體差異巨大，其發展前景不僅取決于居住地，更取決于家庭資源、政策門檻和升學路徑。我們將其劃分為六大類型，以便對癥下藥：

重點分析：

● 升學受阻群體（B類）： 占據主體地位，TA們的困境是政策壁壘和資源短缺造成的結構性分層的最集中體現。

● 困境群體（C類）TA們是城市社會服務的“漏網之魚”，需要的不只是教育機會，更是社會安全網的介入。

● 返鄉兒童（F類）：TA們的出現，是城市升學限制（15歲陷阱）造成“制度性分離”的事實結果。

1.3 身份困境：

政策與階層差異如何塑造孩子的命運

流動人口子女的身份困境，是地方政府根據城市定位實施的差異化公共服務政策與家庭階層資源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差異直接決定了家庭團聚的成本和孩子的發展前景：

總結： 制度門檻、資源競爭和縣域分層這三重結構，共同塑造了流動人口子女的命運。政策看似中立，但在缺乏社會支持的情況下，其作用往往是放大而非彌合階層差異。

第二章 成長的關卡：

全生命周期中的四次“勸退”

本章采用全生命周期視角，揭示制度壁壘和資源錯配如何在兒童成長的關鍵節點上，迫使家庭做出“理性分離”的無奈選擇。我們識別出四個關鍵“關卡”，它們構成了阻礙家庭團聚與發展的系統性障礙。

2.1 0-2歲：

起點的分離——照料門檻

挑戰：城市托育太少太貴，父母無奈選擇分離。

對于流動家庭來說，0-2歲是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分離節點。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對主要照料者（通常是母親）有著強烈的依戀需求，分離帶來的風險是長期的。

● 經濟壓迫下的照料真空：多數流動家庭難以承擔城市中每月3000-5000元的私立托育費用。母親為了節省開支和盡快返回工作崗位，往往不得不中斷對孩子的親力照料。

● 結果：低齡留守與依戀中斷。在缺乏普惠性公共托育支持的情況下，家庭最“理性”的決定是：將嬰兒送回戶籍地由祖輩照料。這不僅啟動了親子分離的循環，也使孩子在生命早期缺乏安全的依戀關系，潛在影響其語言發展和情感穩定。

案例情景· 深圳的李梅

李梅在深圳一家電子廠工作。孩子剛滿一歲，她的丈夫也在外地打工，收入微薄。她算了筆賬：自己每月工資扣除房租和基本生活開支后，所剩無幾。而如果讓孩子留在身邊，自己居住的城中村附近并沒有普惠托育點，最終，她不得不選擇將孩子送回老家湖南，由孩子的奶奶照顧。李梅明白這會錯過孩子最重要的兩年，但她別無選擇。

2.2 6-9歲：

隱性的分化——教育質量門檻

挑戰：孩子能上學，但優質學位稀缺，教育基礎差距拉大。

當孩子進入小學低年級階段（6-9歲），大部分城市通過“居住證”準入或”積分入學”等方式解決了隨遷子女“有學上”的問題，但家長總是希望孩子可以“上好學”。

●資源分配的歧視：城市公辦教育資源規劃長期滯后，導致隨遷子女被集中安排到公辦學校中的“大班額”班級，或被分流到資源相對薄弱的學校。這些學校往往存在教師流動性高、設施老舊、圖書實驗室等硬件資源不足等問題。

●家庭資本的“影子教育”：優質教育機會的缺失，迫使有條件的流動家庭（B類群體）通過高額的課外補習（“影子教育”）來彌補學校教育的不足。而弱勢家庭（C類群體）則無力承擔，使得孩子在起跑線上的隱性差距迅速擴大。

●結果：分化加劇與學習基礎弱化。這種隱性的資源落差，導致流動兒童的學習基礎比戶籍兒童更加脆弱，尤其是在高階思維能力和學習方法與習慣上。在城市內部，流動兒童首先被分流到了“隱性邊緣化”的教育軌道。

案例情景·廣州的王強

王強是一名二年級學生，在廣州市內一所專門為隨遷子女開設的民辦學校就讀，班級里有50個孩子。他的父母都在物流公司上班，每天晚上7點才能到家，無力輔導他的作業，也無法負擔每月1000元-2000元的輔導班費用。盡管王強每天按時上學，但由于學校和家庭的雙重弱勢，他的成績開始明顯落后于城市中心區公辦學校里的同齡人。

2.3 10-12歲：

理性的回撤——升學預期門檻（核心痛點）

挑戰：父母權衡城市的高風險與老家的確定性，主動選擇“返鄉止損”。

10-12歲（小學高年級至初中前夕）是流動家庭決策的戰略關鍵期，也是“回流兒童”大規模產生的時期。家庭在此刻啟動的不是感情驅動的團聚，而是基于風險最小化原則的“理性回撤”。

● “升學無望”的理性計算：父母預判到孩子未來在居住地無法進入普高（普通高中），從而徹底斷絕了通過教育實現代際階層躍升的可能。

○ 城市風險：留在城市，意味著孩子未來可能只有 30%-50% 的機會進入普高，而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非戶籍學生進入普高的機會可能低至 5%。一旦失敗，將直接進入社會認可度較低的中職教育。

○ 老家確定性：回到戶籍地，雖然教育質量可能不如一線城市，但能確保孩子擁有參加中考和普高錄取的資格，獲得更大的確定性。

● 結果：“制度性分離”與“策略性回撤”。父母在初中前將孩子送回老家（通常是縣城），目的是“為保升學而戰略性止損”。這證明了戶籍制度的剛性壁壘，已經將家庭決策逼入“要么分離求發展，要么團聚但放棄教育前途”的窘境。

案例情景·北京的陳女士

陳女士已經在北京工作、生活了15年，她的兒子小明即將升入初中。按照北京隨遷子女中考制度，即使家長的三年社保和學生的連續學籍等要求滿足，在北京參加中考也只能報考中職學校。經過艱難的家庭會議，陳女士決定將小明送回安徽老家縣城，保證小明能考上縣里的高中。陳女士認為，犧牲未來六年的團聚，換取孩子一個確定的高中學位，是更“負責任”的選擇。

2.4 15歲：

終極的鎖定——決定命運的戶籍門檻

挑戰：中高考戶籍限制，徹底阻斷隨遷子女在城市向上升學的通道。

15歲（初中畢業）是隨遷子女在城市面臨的最剛性、最具決定性的限制。這是孩子在城市實現人生夢想的最后一道關卡。

● 中考資格：結構性閥門：城市要求隨遷子女必須滿足連續居住、社保繳納年限等苛刻條件才能參加中考。即使獲準，在許多城市，普高錄取時仍有非戶籍學生名額限制，形成“硬性配額”。

● 教育分流與社會標簽：無法進入普高的孩子，通常被分流到中等職業學校（中職）。中職在社會上仍帶有就業導向的標簽，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這些孩子未來的職業選擇和向上流動空間。

● 結果：發展通道受限與心理沖擊。對于那些從小在城市長大、將城市視為家園的孩子來說，在15歲時被告知“你不能在這里考試”，是一種巨大的身份背叛感和心理創傷。這不僅是教育機會的喪失，更是被城市社會排斥的身份確認。

第三章 資源錯配：

公共服務跟不上人口流動

第二章分析了家庭的微觀困境，本章則從宏觀層面分析問題根源：人口自由流動與公共服務的靜態規劃之間的矛盾，即“人”在哪里與“資源”在哪里之間出現了結構性錯配。

3.1 人口遷入地：

高成本與供給滯后

在人口遷入地，尤其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地方政府往往以戶籍人口為依據規劃教育資源，這直接導致學位供給長期滯后于常住人口的實際需求。這種滯后性在短期內制造了高昂的制度成本和教育投入成本。

3.1.1 規劃錯位：

靜態模型遭遇動態流動

● “人戶分離”的制度性盲點： 城市在編制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設施的總體規劃時，主要參照的是現有的戶籍人口數據和傳統的增長模型，而未能將大規模、長期化的非戶籍常住人口，特別是適齡兒童數量，納入剛性需求核算。

● 資源配置的周期性滯后： 規劃滯后導致新學校建設速度慢于人口流入速度。當大量隨遷子女到達入學年齡時，公辦學位已形成事實上的供給短缺，不得不通過各種限制條件進行準入篩選。

● 隱性成本的疊加： 為了獲得入學資格，流動家庭必須滿足積分、社保、居住證等一系列條件，這不僅是時間上的成本（如社保連續繳納五年），更是經濟和精力上的高壓投入，迫使父母必須維持高強度、高穩定的勞動狀態。

3.1.2

區域政策差異與資源分流機制

不同城市對公共服務的開放度不同，導致資源錯配的方式也各異：

● 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 政策壁壘最高，通過“硬鎖”（如嚴格的居住證/社保年限要求）將資源供給壓力轉嫁給流出地，導致孩子在15歲前即大規模返鄉，教育機會徹底被切斷。

● 大城市（如廣州、深圳）： 通過積分入學進入公辦學校就讀仍然很難，但是仍然有較多的民辦學校可以選擇，雖然家庭需要承擔不菲的學費，在小升初升學和中考階段通過“軟鎖”（如中考普高錄取名額配額），將資源競爭轉化為高烈度的內部競爭。這催生了城市教育內部的“高投入—高競爭”模式，只有家庭資源和文化資本較好的流動家庭（精英流動群體A）才能獲勝，階層差距進一步被拉大。

● 東部人口流入城市和中西部省會城市（比如杭州、西安、貴陽等）： 入學門檻已經比較低，緩解了制度壓力，但由于城市整體教育資源不均衡，導致流動兒童集中在城市內部資源最薄弱的學校，最終結果仍受城市內部學校質量落差的影響，體現出“政策寬松≠機會均等”的悖論。

3.2 人口遷出地：

資源再集中與家庭的私有成本轉嫁

人口遷出地（主要是縣城、鄉鎮和農村地區）雖然通過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獲得了教育經費，但其教育體系的結構性變化和資源再集中，卻將教育成本從公共財政端轉嫁到了家庭的私人支出上。 這形成了另一種形式的資源錯配和家庭壓力。

3.2.1

農村學校撤并與教育資源的再集中

● 村小撤并與集中辦學：由于青壯年人口持續流出，農村地區生源枯竭，大量村小被撤并，教育資源向鄉鎮和縣城集中。這客觀上提升了鄉鎮以上學校的辦學規模，但也導致了兩個后果：

○ 就學距離延長：孩子無法在家門口上學，必須寄宿或長途通勤至鄉鎮/縣城，增加了家庭的照料和交通成本。

○ 教育質量的系統性脆弱：撤并后的鄉鎮學校往往是“大而全”，但在師資隊伍的穩定性和設施的現代化方面仍難以與縣城優質校抗衡。

● 財政轉移支付的局限性：盡管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保障了流入地孩子的“人頭經費”，但這種機制主要解決的是“維持運作”的公共成本，無法解決“提升質量”和“減輕家庭私有成本”的問題。

3.2.2

縣域內部的“學區房”陷阱：私有成本的轉嫁

教育資源向縣城高度集中，催生了縣域內部的“教育高地”。對于回流家庭而言，雖然獲得了中高考的資格，但競爭優質資源的成本并未消除，而是以另一種形式體現：

● 縣城優質校的篩選機制：縣城的重點中學（如“縣一中”及其附屬初中）資源和師資集中，成為所有回流和本地家庭的競爭焦點。這些學校往往通過設置“片區入學”或非明文的“住房要求”門檻，變相抬高了入學難度。

● “返鄉學區房”的重負：許多流動家庭為確保孩子能進入縣城優質校，被迫將多年的積蓄用于在縣城購置房產（即“返鄉學區房”）。這使得原本經濟基礎薄弱的流動家庭，即使回到老家，也需要背負巨大的債務壓力，甚至因此陷入“以教育為名的債務困境”。

● 分化加劇與教育內卷：縣城優質校成為少數有資源家庭（包括本地精英和有積蓄的回流家庭）的“保護傘”，而真正的弱勢家庭及其子女仍被分流到資源相對薄弱的普通學校或鎮區學校，縣域內部的教育分層和內卷現象持續加劇。

3.3 家庭支持的真空：

團聚的社會底座缺失

除了教育資源錯配，城市中基礎的社會支持服務也未覆蓋非戶籍常住人口，增加了家庭團聚的脆弱性，直接導致了低齡分離和照料危機。

3.3.1 照料服務缺失：

無法彌合的“工作-家庭”沖突

● 低齡托育的缺口：城市公共服務系統在0-3歲普惠性托育服務上投入嚴重不足。對于流動父母而言，工作時間和孩子的照料需求形成了根本性沖突，市場化的高價托育服務使多數家庭望而卻步，直接觸發了“起點的分離”。

● 課后服務的不足：即使孩子入學，學校提供的課后延時服務時間通常無法覆蓋父母下班時間（如工廠或服務業的晚班），迫使家庭要么支付高額托管費，要么將孩子單獨留在家中，增加了安全風險和教育負擔。

3.3.2信息和心理支持的缺失：

社會安全網的空白

● 信息不對稱的陷阱：流動家庭對城市教育政策、轉學流程、居住證和社保要求等信息獲取渠道受限，往往在關鍵節點（如小升初、中考前）因信息滯后或誤解而錯過最佳決策時機。

● 社會工作支持的真空：城市社區和學校尚未建立起成熟的駐校社工或社區家庭支持體系，無法為流動家庭提供持續性的、專業的心理輔導和適應性支持。無論是初到城市的適應期，還是面臨返鄉的焦慮期，流動兒童和家長都缺乏專業的心理安全網。

第四章 政策建議：

構建“服務隨人走”的保障體系

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問題，需要推動公共服務配置的根本性改革，構建一個以“服務跟著人走”為核心原則的保障體系。

4.1 制度突破：

消除身份限制，保障升學權利

4.1.1修法正名：

保障居住地就近入學權

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前提。應推動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十二條，將法律保障的入學權利從“戶籍所在地”調整為“居住地”。

● 具體建議：將第十二條中的“戶籍所在地”改為“居住地”，確保孩子在居住地學校就近入學。

4.1.2消除高階升學門檻：

打開向上流動的通道

針對15歲關卡（終極鎖定），逐步消除戶籍對高中及大學入學資格的剛性限制。

● 特大城市率先放開：要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取消隨遷子女參加中考和高考的戶籍限制，過渡到以穩定居住和長期參保為主要標準的準入機制。

● 擴大普高錄取機會：明確要求各地保障隨遷子女在居住地平等享有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權利。在廣州、深圳等城市，應逐步取消針對非戶籍學生的普高錄取名額配額限制。

4.1.3簡化轉學手續：

便利留守兒童團聚

針對留守兒童的轉入（轉學門檻），簡化流程，打通信息孤島。

●“一證通辦”原則：簡化留守兒童轉學所需材料，以父母在流入地的居住證為主要依據，實現“一證通辦”，減少家庭奔波。

4.2資源規劃：

實施“人地錢掛鉤”的剛性約束

4.2.1 規劃基數改革：

從戶籍人口到常住人口

針對資源供給滯后，要求城市將規劃基數由“戶籍人口”轉向“常住人口”。

● 教育設施剛性規劃： 城市在編制教育設施規劃、土地供應計劃和教師配備方案時，必須將流入的常住人口子女納入剛性規劃基數。

4.2.2 財政轉移支付：

實現“錢隨人走”

解決地方政府擔心教育投入增加的顧慮，建立成本分擔機制。

● 按人頭補助： 建立面向流動人口子女的財政轉移支付機制。中央和省級財政應根據流入地公辦學校實際招收的非戶籍學生數量，給予專項教育經費補助，確保“錢隨人走”。

4.3 機會監測：

建立綜合指數，評估政策公平性

政策的放開并不等于機會的均等。為確保政策真正有效，必須建立一套涵蓋“團聚—入學—升學”全鏈條的綜合監測機制，評估隨遷子女在教育系統中的實際發展情況。

4.3.1 團聚監測：

“在一起”指數 (Togetherness Index)

● 目標：衡量城市公共服務和經濟環境對家庭團聚的友好程度，從根本上解決親子分離問題。

● 指標：持續監測隨遷子女與父母雙方共同居住的比例（即家庭團聚率）。

● 要求：城市政府應將提高“在一起”指數納入社會發展目標，重點關注低齡兒童（0-6歲）的團聚率。

4.3.2 資源監測：

“入公辦”指數 (Public School Enrollment Index)

● 目標：評估城市公共教育資源對隨遷子女的開放和供給質量，解決“有學上”和“上好學”的問題。

● 指標：監測隨遷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小學、初中）進入公辦學校的比例。

●要求：推動公辦學校錄取率與戶籍學生趨同，并監測公辦學校的資源公平性（如師資、設施），防止資源集中于少數優質校。

4.3.3 結果監測：

“升學去向指數” (Enrollment Outcome Index)

● 目標：評估教育系統對隨遷子女的最終篩選結果，解決“向上流動”的公平性問題。

● 指標：持續跟蹤隨遷子女在初中、高中、高考等關鍵升學節點的實際錄取比例，并與戶籍學生錄取率進行對比，衡量是否存在**“隱性分流”**。

● 總目標：將政策焦點從“能否入學”轉向**“能否公平競爭”**，有效解決因資源不均衡導致的階層篩選問題。

4.4社會支持：

擴大兒童托育和課后服務供給

針對流動家庭在 0-2歲 的低齡分離（照料門檻）和學齡期課后照護需求，必須通過公共服務的介入，降低家庭的經濟與照料成本，促進家庭團聚。

4.4.1

優化低齡兒童托育服務（0-3歲）

這是解決“起點的分離”的關鍵。應將普惠托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的保障范圍。

● 擴大普惠資源:鼓勵公辦園開設托班，并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將符合標準的民辦機構納入普惠體系，降低托育費用。

●社區嵌入式支持:在流動人口密集的工業園區、城中村等地，支持設立嵌入式、微型化、靈活的托育服務點，方便父母就近照護。

●賦能非正式照護:對流動人口子女集中的非正式照護點提供備案標準、免費培訓和育兒指導，提升其服務質量和安全性。

4.4.2

完善學齡期課后服務體系（6歲以上）

解決父母工作時間與學校放學時間的沖突，降低家庭為課后輔導支付的高昂成本。

●學校主導的延時服務:確保學校提供的課后延時服務時間能夠完全覆蓋父母的工作時間（例如延至晚7點），并提供豐富多樣的興趣拓展和作業輔導，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社區活動中心利用:激活社區公共空間，將其打造為流動兒童的“第二照護空間”，提供假期托管、閱讀指導和心理支持等服務。

●引入社會力量:鼓勵和資助公益組織在流動社區開設“四點半課堂”或“流動兒童之家”，提供免費或低收費的學業輔導和社團活動。

4.5社會力量的有效介入：

公益行動的三個關鍵機制

社會力量（公益組織、社區組織等）在服務流動人口子女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有效的公益策略并非“做更多”，而是“抓對節點、做穩關系、做實信息”。

1.關注流動過程中的關鍵節點（節點式支持）：

○目標：及時介入，幫助弱勢家庭跨越制度和適應性門檻。

○實踐：重點提供入學節點（材料準備、政策解讀）、小六到初一過渡、回流銜接、再遷銜接時的學業輔導和心理支持。

2.為兒童提供持續穩定的關系（關系鏈支持）：

○目標：替代家庭不穩定帶來的情感缺口，提升兒童的安全感和心理韌性。

○實踐：推廣駐校社工體系、發展同伴導師制度、建設社區兒童友好空間，確保兒童有持續性、可獲得的成年支持者和同伴支持網絡。

3. 促進政策與教育決策的信息透明（信息平臺支持）：

○目標：削弱因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階層劣勢，減少家庭基于誤解做出無效或錯誤遷移。

○實踐：建立政策變化實時推送平臺、提供清晰的材料清單和資格測算工具、發布區域升學錄取數據和縣城高中質量信息，提升家庭的教育規劃能力。

結語：

重塑發展格局——以人為本的城鎮化

本報告旨在清晰揭示：身份與生活的錯位是導致流動人口子女家庭分離與發展受限的根本原因。戶籍制度的剛性壁壘不僅在超大城市制造了“升學勸退”的困境，更通過縣域資源的再集中，將優質教育資源的競爭轉化為“返鄉學區房陷阱”，造成流動家庭的二次經濟重負和新的分層。這種結構性的不公平，本質上是公共資源規劃與人口流動趨勢的長期錯配。

彌合鴻溝：從身份管理到權利保障

解決流動人口子女問題，必須轉變公共服務配置的邏輯，從傳統的“戶籍管理”思維，轉向“服務于常住人口，保障兒童發展權利”的現代治理模式。這要求將政策焦點從“資格審查”轉向“機會均等”。

這種轉型體現在以下關鍵目標的達成上：

1. 制度正義（消除鎖定）： 在法律層面確立孩子在居住地平等接受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權利，徹底消除中高考的戶籍限制。

2. 資源匹配（公共兜底）： 城市規劃以常住人口為基數，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實現“錢隨人走”，增加普惠性公辦學位供給，減輕家庭為競爭優質資源而承擔的私有成本。

3. 社會支持（關愛托底）： 擴大普惠性托育和課后服務供給，特別是解決 0-3 歲低齡照護真空，為家庭團聚提供堅實的社會底座。

愿景· 以發展的眼光迎接未來

我們所應該追求的是——人的發展權利和機會的均衡，是消除由于身份差異導致的系統性歧視和發展機會的隔離。

在此，我們呼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將政策建議轉化為具體行動。

我們的愿景是：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父母的陪伴、支持下成長，讓城鎮化進程不僅是經濟數字的增長，更是以人為本、權利平等的未來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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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 魏佳羽 with Gemini

校對編輯/排版 | 廖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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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0日·世界兒童日

氣候變化正在嚴重影響著兒童獲得營養食物、清潔飲用水、衛生保健服務和教育，阻礙著他們的發展并加劇了不平等現象，尤其是對最脆弱的兒童而言。 在中國，兒童面臨著干旱、洪水、臺風和熱浪的影響，而所有這些災害都因氣候變化而變得更加頻繁和嚴重。 然而，如何能夠得到相應的支持與助力，兒童青少年同樣擁有推動改變的力量。 ——摘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國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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