聾人崔競一席開講！手語背后是紀錄片，這些細節讓人破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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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9月21號上海“一席”的現場，出了個新鮮事崔競用手語完成了演講，這還是一席史上頭一個手語演講，旁邊配著同傳和字幕。

崔競身份不少，既是聾人譯員、“守語者”聯合創辦人，更關鍵的是，她是紀錄片《眾手揎嘩》的導演之一。

我之前對聾人群體的印象特別刻板，總覺得他們是“需要被照顧的弱勢群體”，直到聽完她講自己的故事、講紀錄片里的人和事，才發現自己之前想的太淺了。

崔競的爸媽都是武漢的聾人。

她爸爸四歲發燒打針后聽不見，媽媽一出生就聽不見，連媽媽的大姐也是聾人。

這對夫妻在武漢聾人學校認識，畢業后在北京旅行又遇上，后來就結了婚哪怕當時崔競爺爺因為自家條件好，不太同意這門親事。

本來家里早商量好，崔競出生后要交給爺爺奶奶養，長輩總擔心聾人父母不會照顧孩子。

可崔競三歲那年，突然就聽不見了。

她自己沒印象，是奶奶說的，那天她在地上玩，平常喊她都有反應，唯獨那天沒動靜。

沒發燒、沒打針、沒意外，醫生診斷是神經性耳聾，說這病好不了。

最后只能配了助聽器，但助聽器哪能讓她跟聽人聽得一樣清楚？說白了，就是維持點聽覺刺激，想聽清、聽懂根本做不到。

有意思的是，崔競家沒像很多家庭那樣，急著找康復機構練口語。

爺爺奶奶就是在家正常跟她說話，爺爺說東北普通話，奶奶說武漢話，她居然就這么學會了武漢話。

現在很多家庭，要是孩子聽不見，能為了讓孩子喊一聲“媽媽”感動到哭，可崔競身上沒這些橋段。

她就像被“放養”一樣長大，對“聽不見”這事兒壓根不敏感，直到上學才慢慢發現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幼兒園時，奶奶特意叮囑她別讓人碰助聽器，結果午休時，有小朋友想玩她的助聽器，她不給，對方就用力捏她小腿，疼得她掉眼淚。

那時候她膽小，不敢告訴老師也不敢跟奶奶說，后來都不愿意去幼兒園了。

小學時，奶奶提前跟班主任打招呼，讓她坐第一排，開家長會也只有奶奶去。

這些小事堆在一起，她才慢慢明白“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更讓她記一輩子的是，小時候在餐桌上，她對爺爺奶奶用口語、對父母用手語，媽媽突然拿筷子打她的手，還發出類似口語的聲音，意思是“別用手語！用你的聽力！

開口說話！”本來想，媽媽是不是太狠心了？后來才懂，媽媽是怕她跟自己一樣受歧視，覺得只有像聽人一樣說話，才能被尊重。

可那時候崔競只是個小孩，只覺得疼，還對媽媽有了恨意，連爸媽的聾人朋友來家里按閃光門鈴，她都直接趕人：“煩什么煩，走吧！”

這種對“聾人身份”的排斥，一直持續到她上大學。

2008年她讀大一，因為是師范學校，要考普通話證書，每天早上六點就起來練普通話，那時候她還覺得口語比什么都重要。

真正改變她的是大二的一場講座一個美國聽人來聊美國的聾人、手語和聾人文化。

那人說“手語和口語一樣是正經語言”“聾人有自己的獨特文化”，這話讓崔競特別震驚，她第一次知道，原來手語不是“比劃”，而是有體系的語言。

但光聽講座還不夠，她總覺得那些話有點不真實，直到大四碰到頑真。

頑真是聽人，當時在讀人類學研究生，研究的就是聾人文化和聾人教育，來崔競學校做研究時，是崔競負責接待。

頑真那時候不會武漢手語，卻特別努力地學、努力看崔競打手勢。

看到頑真這么做，崔競才相信，講座里說的不是空話，真的有人會認真對待聾人文化。

真正讓她想通“自己是誰”的，是認識了美國亞裔聾人晴子。

一開始兩人只用手語聊天，崔競壓根不知道晴子會口語。

后來偶然得知真相，她特別驚訝，忍不住問晴子：“你會口語，怎么一點不糾結自己的身份？”晴子說：“我心里認定自己是聾人，會不會口語跟這沒關系，用不用手語是我自己的選擇。

”這句話像點醒了崔競，她突然明白，自己之前為啥擰巴不管用口語還是手語，她還是她，沒必要為了“證明自己是聾人”就假裝不會說話，也沒必要為了“像聽人”就排斥手語。

崔競身份認同清晰后，就開始拍《眾手揎嘩》了。

這部紀錄片里，老一代聾人的故事特別打動人，完全打破了“聾人脆弱”的印象。

比如H阿姨，她是崔競小時候的鄰居，出生在農村，是家里老大，沒上過學，后來到武漢聾校也只讀了兩年，既不識字也不會口語，只會點簡單的手語。

崔競父母五點半下班，她三點半放學，中間這兩小時就托付給H阿姨。

H阿姨開了個麻將室，還附帶游戲機室，崔競一塊錢能換8個游戲幣，H阿姨總多給她2個。

崔競小時候就覺得H阿姨厲害她不識字，卻能看帶中文字幕的菲律賓劇，還能分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問她怎么看懂的，她就說“看動作就行”。

直到拍紀錄片，崔競才知道H阿姨的難處。

她結婚后要做家務、照顧生病的婆婆，中年還遇上下崗，無奈之下開了麻將室，居然在手語角慢慢學手語，婆婆去世后更自由了，不僅手語進步快，還組織聾人旅游團去了很多城市。

要是沒有聾人社群，H阿姨可能一輩子都沒機會這么舒展地活著。

還有曹群，他是崔競爸媽朋友余姐介紹的。

余姐說“我們那年代，聾人還能做領導呢”，就把曹群推薦給了崔競。

曹群退休前是武漢一家福利工廠的副廠長兼工會副主席，這家工廠最早是五個聾人創辦的，后來變成國營單位。

采訪時，曹群從床底下拖出一大箱子信，全是他跟全國各地甚至臺灣地區聾人的往來信件沒電話的年代，這些信就是他們了解彼此的唯一方式。

曹群書面語特別好，80年代就能在工廠做管理，還能在職工大會上做手語翻譯。

現在很多人覺得“聾人做不了管理”，可曹群用經歷證明，能力跟會不會聽、會不會說沒關系。

還有崔競爸媽，80年代從漢正街批發國畫，去民政局開“殘疾人賣畫，請各單位支持”的證明，然后帶著畫和證明去外地找單位賣。

那時候武漢普通工資一個月才30塊，他們賣畫一個月能賺上百塊，還能靠bb機留言、火車站留字條跟同伴碰面。

如此看來，老輩聾人從沒想過“等靠要”，都是自己找辦法謀生。

老輩聾人因為常聚在一起，還有穩定的社群支撐，可新一代聾人不一樣了。

獨生子女政策、口語康復推廣、科技發展，讓他們面臨更多選擇，也多了更多困惑。

《眾手揎嘩》里的雙胞胎兄弟就是這樣，他們父母是聽人，出生都聽不見。

幼兒康復班評估說哥哥聽力好能康復，弟弟殘余聽力不夠，沒法流利說口語。

結果就是哥哥去了普校，弟弟去了聾校。

可哥哥卻特別羨慕弟弟弟弟在聾校能用手語自由社交，過得很開心；哥哥雖然戴了助聽器、會說口語，卻總沒法跟同學真正溝通，還背著父母“要變成正常人”的期待，壓力大到不行。

這種“為了讓孩子‘正常’，強行改變成長路徑”的做法，真的沒必要。

聾二代梅豆的故事更讓人唏噓。

她爸爸是聾人，奶奶因為爸爸曾加入聾人幫派，就特別排斥手語，連梅豆出生后都禁止她用手語，還帶她去醫院剪了三次舌根，就為了讓她口齒清楚點。

梅豆爸爸也支持奶奶，說“做聽人比較好，聾人太不容易了”。

可梅豆就是想學手語，她覺得奶奶像把她關在牢籠里，十幾歲時干脆離家出走，到社會上闖了一圈，手語反而突飛猛進。

后來梅豆說：“15歲才明白自己喜歡手語，因為手語能給我精神和樂趣。

沒聽明白別人的話會苦悶，噪音多了會煩躁，我不想做聽人了。

我們聾人跟聽人沒區別，你們用嘴說，我們用手說，你看不懂我的，我聽不懂你的，不都一樣嗎？”這話特別實在，哪有什么“正?！焙汀安徽！保贿^是溝通方式不同罷了。

另翎也是聾二代，她跟聾人父母長大，母語本該是手語，可她打的卻是“手勢漢語”就像中國人用英語語法說中文一樣別扭。

崔競第一次見她時，兩人都覺得對方奇怪：崔競是聽人爺爺奶奶帶大的，卻能用流利的自然手語跟父母溝通；另翎是聾人父母帶大的，卻用手勢漢語。

后來慢慢熟悉了，另翎才說“感覺你家里人都很愛你”。

另翎的媽媽從小被外公外婆用“你還小，你不懂”“說了你也不懂”打壓，明明是長輩不會手語，卻讓聾人女兒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溝通”。

媽媽把這些沒消化的委屈傳給另翎，讓她也沒法跟父母親近。

如此看來，不管是聽人家庭還是聾人家庭，要是總用“為你好”的名義強迫孩子，只會讓孩子更痛苦。

崔競說，拍《眾手揎嘩》就是想讓大家看到聾人的多樣性不是所有聾人都要“努力變成聽人”，也不是所有聾人都活在苦難里。

就像另翎媽媽，借女兒的助聽器跳廣場舞，還能聽出別人放屁，然后笑著指出來，那一刻她的快樂特別真實。

紀錄片里的每雙手，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說話”，這些手講述的人生，跟聽人的人生一樣豐富。

我們常說“接納多樣性”，可落到實處，就是別用“會不會聽”“會不會說”給人貼標簽。

崔競花了十幾年才確認自己的身份，要是社會能早點接納手語、接納聾人文化，她或許就不用糾結那么久。

《眾手揎嘩》讓“眾手如眾聲般揎嘩”，希望未來，不管是用手“說話”還是用嘴說話，每個人都能坦然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