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領域中的人工智能革命： 人工智能重塑未來戰爭

2025年7月，蘭德（RAND）公司發布了題為《人工智能將引發軍事革命？——重塑未來戰爭格局的核心路徑》（An AI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ld Reshape Future Warfare）的研究報告，深刻剖析了人工智能對戰爭形態的顛覆性潛力。該報告提出“基礎競爭要素”框架，從數量與質量、隱藏與發現、集中式與分散式指揮控制、網絡進攻與防御四個核心維度，系統闡釋了人工智能重塑軍事優勢的內在機制。該研究的核心論斷指出，人工智能賦能的戰爭范式將急劇放大“規模效應”與“欺騙能力”的戰略權重，任務式指揮仍為戰場主導模式，網絡防御有望贏得相對優勢；為此，需在部隊結構、作戰概念及工業基礎領域實施深度轉型，以有效應對以“大規模兵力”與“強化戰爭迷霧”為核心特征的新時代作戰挑戰。

一、人工智能改變戰爭基礎競爭要素的底層邏輯

人工智能作為“通用目的技術”，其軍事應用價值遠超單一武器革新。理解人工智能如何變革戰爭本質，關鍵在于洞察其重塑軍事競爭核心維度的作用路徑。在作戰行動層面，人工智能可顯著加速信息處理轉化為戰場知識、高效管理復雜作戰系統、替代人員執行高風險任務，并優化作戰決策流程。在戰爭準備層面，人工智能能夠革命性提升裝備生產效率、并加速新型軍事能力的研發設計。基于此，該報告構建“基礎競爭要素”框架，將戰爭解構為四對核心對抗關系，精準評估人工智能如何顛覆其動態平衡。一是在數量與質量的對抗中，人工智能如何權衡平臺/兵力規模與單體性能？二是在防御方與進攻方的博弈中，人工智能如何有效保護己方力量并精準定位敵方目標？三是在集中式與分散式指揮控制的抉擇中，人工智能如何優化決策權限分配以提升戰場響應效率？四是在網絡空間的攻防對抗中，人工智能如何確立持久優勢？人工智能的核心影響力在于重塑戰爭經濟學，能夠有效降低大規模系統部署成本，并實施高復雜度的戰略欺騙，極有可能催生新一輪劃時代的軍事事務革命。

二、人工智能對基礎競爭要素的顛覆性重塑

（一）規模制勝：數量優勢的戰略地位空前提升

人工智能與自主技術正強力驅動軍事規模擴張。人工智能顯著降低了對高技能操作人員的需求以及平臺的維護強度，結合增材制造等先進生產技術，有望徹底重構兵力結構的成本效益曲線。在空戰等高消耗性對抗中，即使單機性能處于明顯劣勢，足夠龐大的數量規模（例如4:1）足以抵消對手顯著的質量優勢（例如2:1的殺傷力差距）。人工智能驅動的自主作戰系統比高端有人駕駛裝備便宜得多，這讓軍力較弱但數量占優的一方，即使預算有限，也有更大機會取勝。作戰距離半徑、基地距離等地理因素及工業基礎的大規模快速生產能力，是充分釋放規模潛能的關鍵支撐與潛在制約。這一趨勢正加速向海、陸、天、網等多維戰場延伸，標志著戰爭邏輯在一定程度上向過去“規模制勝”的回歸。

（二）認知對抗：人工智能賦能的“戰爭迷霧機器”使防御方獲得相對優勢

傳統觀點認為，無處不在的傳感器網絡與人工智能融合將創造近乎“透明”的戰場。然而，人工智能同樣為防御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強大工具，使其能夠策劃和執行前所未有的復雜欺騙行動。包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即時創建高逼真度的物理/電子誘餌與虛假信息流；協調海量物理/電子假目標與真實作戰單元的行動，最大化敵方認知不確定性；運用無人系統執行佯攻或欺騙性突擊。進攻方面臨結構性困境，這是因為人工智能信息融合高度依賴不確定性推理，其本質屬于計算困難問題（NP-hard）。防御方只需成功增加不確定性（通過移除關鍵信息、注入噪聲干擾），其操作難度遠低于進攻方消除不確定性的努力。構建“戰爭迷霧機器”的核心目標在于系統性地污染敵方的作戰通用態勢圖，誘使其陷入“彈殼游戲”困境——難以有效甄別真偽目標，尤其對依賴高精度情報的作戰任務（例如定位特定機動導彈發射裝置）構成嚴峻挑戰。決定攻防優勢歸屬的關鍵變量在于，規模層面，防御方需部署足量誘餌制造有效“噪音”，而進攻方則需投入巨量傳感器/彈藥進行“飽和覆蓋”，同時承受資源消耗與自身暴露的風險；信息類型層面，隱藏高價值、需精確定位目標比隱藏部隊大致方位更為可行，因攻擊方在此類任務中容錯率極低；環境層面，廣闊且地形復雜的區域天然利于隱藏，而狹窄開闊地帶則利于發現。尤其在核威懾領域，由于解除武裝打擊要求近乎完美的情報與打擊效果，人工智能驅動的戰爭迷霧機器在制造戰略疑慮、維持“相互確保摧毀”的穩定性方面可能發揮關鍵作用。

（三）指揮控制韌性：任務式指揮（混合模式）的持續主導與人工智能賦能

人工智能為指揮控制帶來雙向賦能革命。一方面，人工智能可顯著增強高層指揮部（戰區/戰役級）執行復雜戰役規劃、動態資源調配與快速決策指令下達的能力，強化集中協調優勢；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能為前線戰術單元提供強大的實時決策支持、高效管理自主作戰集群（如無人機蜂群），并在通信鏈路遭干擾/破壞時維持基本作戰能力，極大賦能分散式自主執行。集中式與分散式指揮控制模式選擇的核心權衡源于固有的戰場信息不對稱——高層掌握全局戰略態勢，而基層感知具體戰術細節。這一根本性限制源于物理距離、通信脆弱性、信息傳遞的時效性與完整性，而非單純的人類認知瓶頸。人工智能技術本身無法消除這一深層不對稱性。通信賦能優先于智能提升：增強集中式與分散式指揮控制模式效能的關鍵路徑在于大幅提升通信網絡的魯棒性（抗毀、低延遲、高帶寬），確保關鍵信息能在各級指揮單元間實現可靠、實時共享。實驗證明，即使在簡單人工智能代理之間提升信息共享水平，也能顯著增強作戰群體在復雜對抗環境中的自適應協同效能，無需依賴低效的集中式微觀管控。人工智能的核心價值在于強化任務式指揮框架下的動態協調機制、沖突快速消解能力及整體戰場響應速度。

（四）網絡空間攻防：防御方有可能贏得長期相對優勢

人工智能直擊網絡防御核心痛點，當前網絡攻防態勢中，攻擊方因僅需發現一個漏洞即可達成突破而具備天然的結構性優勢。人工智能技術有望系統性緩解防御方面臨的規模、速度與有效性三重困境。通過在開發階段利用人工智能輔助編寫更安全代碼，可大幅減少軟件初始漏洞，顯著縮小攻擊面，從根本上削弱攻擊者優勢；利用人工智能加速漏洞掃描、自動化補丁開發與測試、以及快速合規部署，能有效壓縮“修復窗口期”，降低系統暴露風險；借助人工智能構建并動態維護更精準的網絡態勢感知基線，提升異常行為檢測效率。攻防博弈持續升級，攻擊方同樣會利用人工智能提升漏洞挖掘效率、增強攻擊隱蔽性及自動化利用能力。網絡防御能否贏得長期相對優勢，根本上取決于防御方能否進行充分且持續的戰略投資，并有效構建和運營人工智能賦能的縱深防御體系。同時，保障人工智能系統自身的安全性，避免其成為新的高危攻擊面，是至關重要的前提條件。

三、構建面向人工智能時代的未來作戰體系

若上述研判成立，人工智能將深刻重構全球軍事競爭格局。為此，該報告指出，美軍亟需進行深層次、全方位的轉型：

（一）常規戰爭轉型：擁抱規模、強化欺騙、保衛后勤

重構兵力結構，發展“高低混合”力量體系。必須摒棄過度追求單一“精尖平臺”的傳統路徑，轉向構建“點球成金”式的彈性組合。優先大力發展戰略級的高端無人機、無人水面/水下艦艇等無人作戰系統，在可接受的性能和平臺損耗的前提下，以壓倒性數量優勢壓制對手。同時，在深海作戰、高端制空關鍵領域保留并發展不可或缺的精尖能力，形成高低互補、靈活配置的作戰力量。

將戰略欺騙升級為核心作戰能力。將“戰爭迷霧機器”概念全面轉化為可部署的實戰能力。新一代裝備研發必須將欺騙效能置于首要需求地位。系統性投資于物理誘餌、電子誘餌及協調其全域部署的人工智能決策系統，將欺騙行動視為提升作戰體系生存力與殺傷鏈效率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力量倍增器。

應對對手規模優勢與破解“后勤癱瘓”難題。大力發展并部署電子戰系統、定向能武器（激光、微波）及由人工智能管理的分布式、智能化多層防空反導網絡，以有效應對敵方的無人機/導彈集群飽和攻擊。大規模部隊的持續作戰極度依賴強大而堅韌的后勤保障，需通過大型自主海上補給平臺集群結合智能誘餌系統等創新解決方案，以保護遠距離力量投送與關鍵補給線安全，破解“后勤癱瘓”這一核心挑戰。

（二）國防工業基礎革命：轉向敏捷與大規模制造

當前國防工業體系難以支撐未來大規模、低成本無人裝備的生產需求。必須實施根本性變革：第一，向高效量產模式轉型。建立能夠快速、低成本、大批量生產可靠無人作戰系統的制造能力，深度融合商業領域先進制造經驗與技術紅利。第二，深度應用人工智能賦能制造。廣泛應用人工智能優化生產流程、提升機器人化與自動化水平，有效緩解高端技能勞動力短缺瓶頸。第三，改革采辦體系。徹底改革僵化、冗長的國防采辦官僚體系，建立適應快速技術迭代與規模化生產的敏捷采辦流程和標準。

（三）戰略穩定性：人工智能強化核威懾基本面，警惕新型風險

總體而言，人工智能不太可能顛覆大國之間的核戰略穩定性。核威懾的基石在于承受首次核打擊并實施毀滅性報復的能力。成功實施解除武裝打擊要求近乎完美的目標監視、定位與打擊鏈閉合，其容錯空間幾乎為零。人工智能賦能的“戰爭迷霧機器”能有效制造并維持攻擊方對打擊成功可能性的深刻疑慮，從而鞏固“相互確保摧毀”的威懾基礎。然而，必須高度警惕并管理以下潛在風險點：

一是降低小規模核武庫門檻。人工智能可能增強大國對弱小擁核國家實施先發制人打擊的誘惑力與能力，破壞地區穩定。二是誤判與過度自信。對人工智能情報分析或穿透欺騙能力的誤判，可能導致災難性的戰略誤判。三是不穩定應對措施。防御方在感知到生存威脅加劇時，可能采取不穩定措施，如部署高度自動化、響應速度極快的核指揮控制系統，增加危機升級風險。

（四）非常規戰爭新維度：警惕“虛擬控制”能力興起

人工智能可能為強國提供“虛擬占領”弱國的能力。通過結合人工智能驅動的廣域智能監控網絡與機器人效應器網絡，持續追蹤目標區域人員、關鍵基礎設施狀態，實施無人機騷擾、網絡攻擊、非致命性精確破壞。強國可對弱國核心節點與社會運行實施遠程、持續的脅迫與控制，大幅降低對傳統物理軍事占領的依賴。其局限性與反制在于，目標方可利用普及化的人工智能技術和無人機進行有效防御與反擊；“虛擬控制”行為本身可能招致對稱或不對稱報復，甚至引發沖突升級。這標志著國際競爭與干預模式進入一個全新的、更復雜的維度。

四、總結

盡管人工智能的最終能力邊界、變革速度（漸進改良或革命性躍升）、各軍事領域優勢的具體程度以及技術與部隊轉型的周期仍存在顯著不確定性，但人工智能賦能的未來戰爭范式，將顯著有利于那些有效整合大規模低成本兵力、精通先進欺騙與認知對抗手段、依托韌性分布式任務式指揮、并具備強大網絡空間防御能力的作戰概念與力量結構。即使人工智能以線性路徑發展，其對軍事領域的重塑效應也絕對不容忽視。對此，應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一是加速關鍵能力投資與實戰化實驗。大幅增加對無人集群系統、下一代智能誘餌、人工智能賦能的集中式與分散式指揮控制工具、以及網絡防御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投入，并通過高強度、貼近實戰的演習與實驗進行快速驗證與迭代。二是推動深層次軍事轉型。超越對現有作戰概念與條令的漸進式修補，圍繞“大規模”“先進欺騙”“分布式韌性”三大核心支柱，徹底重構部隊組織結構、裝備體系、訓練模式與作戰理論。三是重塑國防工業基礎與供應鏈韌性。將構建大規模、敏捷化、低成本生產可靠無人作戰系統的工業能力提升至國家安全戰略高度，確保供應鏈安全可控，融合商業創新活力。四是主動管理轉型期風險。制定周密計劃，應對組織文化沖突、人機協作信任建立、新舊體系轉換期戰備波動等關鍵挑戰。五是立足長期戰略均衡。避免將戰略優勢寄托于短暫的技術壟斷或先發優勢的假設上，即使在競爭對手獲同等人工智能技術水平條件下，仍確保維持相對優勢。能否成功駕馭人工智能賦能的“大規模兵力”與“超級戰爭迷霧”時代，有效整合技術創新、作戰概念革命與組織體系轉型，將成為決定未來戰場主導權的重大考驗。這需要持續投入前瞻視野、堅定決心，從而在由算法和自主系統重新定義的軍事競爭新紀元中確保戰略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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