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維新會揚言退出日本執政聯盟：既本是利益之聯姻 便易因利益而婚變

11月27日，日本執政聯盟中的較小成員——日本維新會國會事務長遠藤隆警告稱，如果與執政聯盟中大黨自民黨在關鍵政治訴求上難以達成共識，則該黨可能退出執政聯盟。

基于協議婚姻的“家當”也易因婚姻生變而動蕩

二戰后的日本政壇，自民黨在絕大多數時間里手握組閣權，是當之無愧的“天然執政黨”，且自1999年起一直與以佛教團體“創價學會”為主體的較小溫和中間派政黨公明黨結盟。2今年10月，自民黨改推高市早苗接任黨領和日本首相，公明黨在與自民黨協商破裂后于10月10日中斷與之合作并退出執政聯盟。

2024年改選的日本眾院共有248個議席，其中自民黨僅100席，距構成穩定內閣所需的125席相差甚遠，公明黨的“拆檔”迫使自民黨不得不“紆尊降貴”，將同屬右翼保守陣營、在國會中擁有19個議席的日本維新會拉入執政聯盟，盡管仍達不到國會過半議席，但其它在野黨各自席位和執政聯盟差距甚大，且各在野黨間政治“色差”太大，很難構成足以挑戰執政聯盟組閣權的新聯盟，正是依靠這一政治聯盟所構成的脆弱優勢，高市早苗內閣才涉險被“保送”上臺執政。

日本維新會是一個十分年輕的政黨，號稱2010年成立，實則成立后不久即停止活動，再出“江湖”已是2015年11月2日的事，滿打滿算也就剛過“十周歲生日”，其活動范圍也囿于大阪府一隅，嚴格說是個地方色彩很強的政黨。由于該黨無力、事實上也并無興趣在大阪府以外推舉候選人，因此他所能獲得的議席幾乎全部集中在大阪府范疇，此番贏得的19個議席幾乎已是其極限，且該黨政治主張過于極右、偏激、民粹和保守，和多數國會黨派格格不入，和同屬右翼保守陣營、至少在某些方面存在共同利益的自民黨合作，幾乎是其登上日本政治舞臺中心的唯一途徑。去年的眾院選舉，自民黨所屬的執政聯盟喪失大量席位，國會多數不復存在，內閣“生存性”堪憂，當時就有許多“自民黨有意將日本維新會納入執政聯盟”的傳聞，但當時執政聯盟內公明黨和部分自民黨元老對此持保留態度，日本維新會也認為“籌碼不足、時機未到”，這一傳聞一時間不了了之。

高市早苗的接任和公明黨的退出，一時間令自民黨維持執政穩定性的努力變得更加艱難，如果自民黨依靠區區100個議席維持組閣權，則國會借某個重大表決倒閣的“爆點”過低，“天然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將更加搖搖欲墜，且除了日本維新會，國會內其它政黨要么和自民黨“相性不合”不會出手相幫，要么議席寥寥，即便愿意入伙也于事無補，日本維新會就此成為唯一既用得上、又樂意“搭伙過日子”的潛在聯盟對象。

此一時彼一時，盡管日本維新會僅有不到20個議席，但“韓地雖輕，得韓者重”，一旦沒有這舉足輕重的19個議席加護，本就在國會議席支持率不過半的自民黨高市早苗內閣就會成為名副其實的空中樓閣，這讓日本維新會深感自己可以將手里區區19席視作可居的奇貨，因此自10月組建執政聯盟起該黨就始終堅持三大“原則性要求”：更堅決地推動日本修憲，大幅修改與和平主義與戰爭相關的憲法第九條；在東京發生自然災害時建立備用首都；削減日本眾院國會議員，第一步先削減10%，即50個眾院議席。

原本據可靠消息，自民黨在麻生太郎和高市早苗等人力推下“原則上同意”了日本維新會的要價并計劃在本屆國會會期內（12月17日之前）提交一份包含削減眾議院席位總體框架的法案。

但最新消息稱，自民黨內部對削減如此多的眾院議席數量莫衷一是，在與日本維新會的協商過程中“吞吞吐吐”，而日本維新會自感要挾時機成熟，轉而將削減議席列為“組建執政聯盟的絕對條件”，此番遠藤隆的表態，不過將這一“絕對條件”擺在了明處。

遠藤隆同時也是高市早苗的“特別顧問”，他在威脅自民黨就范時揚言“協議條款是對公眾的承諾”，儼然一幅“不交贖金（同意削減眾院議席）就撕票（撤銷對自民黨組閣的支持）的綁票勒贖做派。

“造王者”對日本政府執政風格的影響和未來可能的變數

政治學術語上，通常將這種本身席位或支持率很少，卻因足以左右關鍵力量平衡而舉足輕重的小黨派稱作“造王者”（King Maker），并且，因為“造王者”足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盡管只有極小的“凈能量”和不值一提的選民基礎，卻可憑借這一獨特地位要挾急需拉攏他們的潛在組閣政黨，迫使后者同意其一些看上去很過分、正常情況下絕不可能通過的政治訴求。

一夜間成為“造王者”（且相較于其它國家“同行”，此番日本維新會的議席數在“造王者”中算是相當多的）的日本維新會所提三個“原則性要求”中，原本的首要要求是“修改第九條”，但日本自民黨內同樣存在支持這一訴求的強大勢力，現任首相高市早苗更是這一主張的狂熱支持者，兩黨在這一問題上的訴求高度重合，且日本維新會比自民黨更“右”、更偏激、更好斗，雙方基于這一要求結盟的結果，是將原本就在諸如“再武裝”、“正常國家化”，以及對侵略戰爭歷史罪責認識和與周邊國家關系等問題上從“右”變得更“右”，但不至于影響兩黨的結盟基礎（有影響也是“正向”的）。

“在東京發生自然災害時建立備用首都”實際上等于含蓄地將日本維新會的大本營——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升格為“陪都”，這有利于日本維新會進一步提高自己政治地位和影響力，但對自民黨也并不構成實質性利益損害，因此雙方實際上在這一問題上博弈甚少。

但大幅削減議席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自民黨之所以強，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在全國幾乎所有單選區都能派出有競爭力的候選人，足以令其在實行“特殊比例代表制”的日本國會選舉中憑借單一選區和“不分區黨派選舉”的雙重優勢取得主動地位。相反，勢力局限于大阪府一隅的日本維新會短時間內不可能成為全國性政黨，未來選舉中大概率仍只能在大阪府各選區保持足夠競爭力，大阪府以外的單選區和“不分區黨派選舉”都毫無勝算科研，所謂“削減議席”雖然打著“精兵簡政”的堂皇幌子，實際上是希望借此削減自己無力角逐的“其它議席”，從而增大大阪府單一議席在國會中所占“權重”（因此這一要求必然“配套”一個“子要求”——大阪府單一選區的席位數不會同比例削減），如此“改革”單邊有利于日本維新會，卻無異于剜自民黨、尤其那些“老少邊窮”選區默默堅守的自民黨基層骨干、地方實力派的肉，在自民黨內勢必引發軒然大波。

正因為“第三要求”對自民黨而言傷筋動骨，后者才遲遲無法形成共識，給日本維新會以滿意的答復；也正是意識到惟有這“第三要求”不僅是兩黨關鍵利益分歧的勝負手所在，也是“此時不要挾過時不候”的博弈“天王山”，日本維新會才迫不及待地將原本排在最后的“第三要求”升格為“絕對要求”，并不惜以“不允則退”的“大招”逼自民黨限時就范。

基于利益的婚約是脆弱的

亞洲集團日本業務部資深顧問西村倫太郎認為，原本政治基本立場相差甚遠的自民黨、公明黨之所以能維持長達20多年的穩定同盟，關鍵在于不出現重大政治分歧前提下，雙方的基本利益不存在沖突，相反可以高度互利互補：較小的公明黨志在死守希望最大的不超過10個特定單一選區，并在“不分區黨派選舉”中利用創價學會會員人數多但分散的特點一搏，支持自民黨可以用創價學會會員在各自單一選區投票給本區自民黨候選人為條件，換取自民黨不在公明黨必保的選區推舉候選人，而創價學會會員大可以利用“比例代表制”的投票規則，把“選人”的一票投給本選區自民黨候選人，“選黨”的一票投給公明黨的不分區候選人，這樣的互補性合作，兩黨的選票實際上等于都做了“加法”。

而這樣的“雙贏”法則完全不適用于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的合作：前者不可能在日本舉足輕重的第二大城市暨第二大都會圈大阪府給后者“讓路”，后者也無法在“選黨票”上幫到自民黨。因此，一旦削減議席這個利害點談崩，執政聯盟就真可能破局。

但多數觀察家相信，“不允則退”很大程度上仍可被視為日本維新會的一次政治要挾，一次“綁票勒贖”，因為他們不論全國支持率、政治勢力覆蓋度還是絕對議席數都十分有限，且囿于地方性政黨的局限性，未來議席大幅上升的潛力也已挖掘殆盡，如果一味要挾，一旦觸發提前解散國會重新選舉，能否再獲“造王者”地位則很難說，因此他們很可能預設“止損點”，感覺“再榨不出油水”時便“見好就收”。

鑒于削減議席阻力實在太大，不僅自民黨內很多既得利益者和派系絕不會輕易讓步，鑒于執政聯盟議席仍未過半且較反對黨總議席數還少了議席，即便高市早苗內閣勉強接受日本維新會的“贖金”要求，也未必能在如此態勢下的國會闖關成功，一旦操作不當觸發提前解散國會選舉，弄不好就會出現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的“雙輸”局面。

倘若自民黨和日本維新會“斗而不破”，后者在削減議席訴求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可能會提出更多關于“正常國家”、“修憲”方面的極右翼民粹要求，而自民黨會在“這些要求沒那么傷筋動骨”、“其實我們也希望如此”的情緒下順應這些要價，這勢必導致日本執政風格和外交風格較現在更“右”和更具“刺激性”、爭議性，和包括中國在內鄰國間的關系也可能因此變得更加緊張和叵測。

相反，如果雙方“玩砸了”導致執政聯盟破裂，自民黨為保住執政地位將不得不緊急尋求新的執政聯盟伙伴，最現實的目標只能是舊搭檔公明黨。鑒于公明黨的一貫特色，一旦“自公聯盟”恢復，未來日本內閣在一系列內政外交問題上的“畫風”也將從自民黨-日本維新會結盟以來的“冒險主義”趨向“常態化”，這或許可以為陷入僵局的日中關系多少吹來一絲暖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