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竹棚成為一個文化和政治符號

香港畢竟是一個國際港，亞洲最國際化的城市，它的一場大火吸引了全球媒體和輿論的關注，并且公眾解讀的每個視角，都有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包括在里面。

關于這次大火的原因，內地網絡輿論及國際媒體，首先聚焦于搭建的竹棚架身上，這是香港都市的一個特色景觀，2014年被列入香港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不過，竹架助燃，并且很不安全（近年香港有20多人死于棚架坍塌），這是一個建筑學界的共識，也是這些年來建筑施工中，竹架逐漸被金屬架取代的原因。

（人類罕見的都會奇觀：灣仔國際會議中心維修工程外的竹棚架）

當然內地網民在討論竹棚時，多多少少又傳遞著另外一些信息，也就是內地一些民眾通過這次火災，所表達的對香港的看法：香港人是保守的，已經落伍的，所以香港沒必要保持優越感，應該接受更多的新鮮的事物，以及認可內地的權威。

筆者昨天寫了一篇分析香港火災背后反映的社會問題的文章，其中一個用意是通過討論竹棚產業背后的組織“港九搭棚同敬工會”，來討論香港行會或利益團隊，對公共決策和社會技術進步的影響。這卻惹惱了很多讀者，引來大量繁體字的，以及IP位于香港、澳門和廣東的讀者留言。

大家對于香港地產對于公共利益的綁架，城市更新和產業轉型的滯后，工程監管和應急機制的嚴重疏忽，諸如此類的真問題是絲毫不感興趣的，焦點完全放在竹架是否是導致火災的兇手，這個毫無疑問的偽問題上來。有人指出筆者的看法是“亂說八道”，通過留言能夠看出，大家都很強烈的情緒在里面，并且，這些留言都獲得了高贊（有興趣者可以關注昨日文章的留言）。

筆者這才意識到，盡管局外人覺得竹架會燃燒引火這是常識，無需討論的問題，但是在香港已經成為一個文化和政治問題：說竹架落伍，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在批評香港的文化和制度，不了解香港的優良傳統；說竹架導致了這場大火，就被視為把火災完全歸因到香港人或香港社會，是在推責、避重就輕，否定內地因素與這場災難也有關。顯然，文章的觀點觸犯了香港相當多數人，抑或相當一部分全球華人的政治正確，乃至說是侵犯了他們的內心尊嚴。

筆者于是再度了解香港媒體和論壇對這場事故的討論，才發現，現在中文網絡已經形成了一個兩極對立的火災歸因政治學。內地人（及海外媒體）傾向于竹架，而香港民眾熱衷于歸因于這是內地山東濱州某化纖工廠生產的保護網質量不合格，禍水來自羅湖橋以北也。香港高登論壇上一個瀏覽量很高的追責討論帖，追責名單上有這家濱州工廠和濱州市檢測檢驗中心，就是沒有香港的竹棚施工方。

（高登論壇對事故責任方的認定）

這種情緒的極端化已經很明顯了。筆者對這些讀者的留言和討論，想回應的幾點是：

1. 這次釀成如此大的災難，因素是綜合的。就物資上來說，既有竹棚問題，也有保護網、發泡物以及沒有及時清理的建筑材料的問題。筆者不贊同只去強調某一物品導致大火，而否認其他物品因素的“政治歸因學”。我們期待以后建筑學界、媒體和港府的調查，會給更清晰、全面的答案。

2. 不僅僅是內地輿論把竹棚視為火災原因之一，全球主要媒體，比如《紐約時報》、路透社、CNN、半島電視臺、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美聯社、臺北中央社、韓國的《朝鮮日報》等都專門有文章討論竹棚與火災的關聯性，并且都一致認為它是這場事故傷亡如此慘重的元兇之一。所以，討論竹棚并不能完全說是內地人的偏見，對香港的不了解，以及對香港問題的凌視，當然內地人也應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報道竹棚問題的國際媒體）

3. 相當一部分讀者非要堅持說竹子不會燃燒，并且大火后樓上的很多竹架都還在。竹子主要是纖維素和木質素構成，一旦水份低于10%就易燃，這是一個常識，沒必要非得去違背物理常識去否定。中國人都知道“爆竹”一詞，說的就是古代沒有火藥，而用燒竹子來慶祝新年到來，如果它是一個很難點燃的物品，大過年地燒它做什么？

大火后的確有部分竹棚架還有殘存，但是從美聯社、CNN拍攝的圖片（如果引用內地媒體照片，很多人又會說這是片面視角）來看，大多數竹架已經蕩然無存，既然有竹子燃燒，就說明它是引火物，不是無辜的，大家沒有冤枉竹棚和死死捍衛它的港九搭棚同敬工會。

（港媒和國際媒體的照片清晰顯示，竹子在瘋狂燃燒以及絕大多數竹架已經燒毀）

這是一個基本邏輯問題，你不能說有些竹子沒有被燒，竹子就不是引燃物。就像我把你家的房子燒了，但是它沒有燒干凈，我就否認我是縱火犯，這能站得住腳嗎？

4. 盡管多重物資使用不當導致了火災，但是為燃燒提供主要能量的毫無疑問是竹子。因為竹子奈燒，它的燃燒時間遠長于發泡物和保護網；竹架密度又大，每棟樓外至少包裹了上百噸竹子，幾乎與每個房間相連。所以，如果說發泡物、保護網是引火的高速公路，那么竹架是把火引入近2000戶人家，并且不斷輸送燃燒能量的毛細路網，如果施工用金屬架的話，起火帶來的損失絕對不是現在這種情況。

香港保安局長鄧炳強昨晚的談話，也印證了上述判斷，他說：“火災產生的高溫引燃了外部竹棚和棚網，燒斷的竹枝墜落，又引燃其他樓層”；他還指出，“高層棚架不斷坍塌，堵塞了大廈主要出入口，嚴重阻礙消防人員進入樓宇內部展開救援”，讓消防車輛旋轉臺鋼梯難以停在最佳位置。竹子不是元兇又是何物呢？

對于山東濱州生產的保護網，鄧炳強說質量是合格的。當然公眾仍不免會質疑，香港的獨立機構可以做更全面的檢測核查，因為這個檢測難度不大。如果真的存在問題，生產商和檢驗機構要承擔責任；如果性能與說明書或質檢報告結果一致，那就是香港采購商和工程監理機構的問題了。

5. 很多留言又把責任指向建筑工人是內地人，說他們的低素質，導致香港工程質量和事故頻發。首先從香港棚工的出身看，持有這種技藝工應該都是本地人，很多都是家族傳承的，也只有本地人才有可能結成一個強有力的工會。內地工人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不可能去結社，并且內地人也沒有這個傳統，即便是在結社氛圍最濃厚的大學，內地生也很少有自己的社團，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

（香港本土的竹棚工）

我們再看香港建筑工的內地人比重。由于建筑工是高薪工種，長期以來內地人并沒有來染指的機會；再者，香港政府在勞工問題上是寧可用菲律賓、印尼、巴基斯坦和印度人，也不用內地人，筆者十幾年前在香港道路施工地經常看到南亞人，也不會有內地人。據說，2018年之后逐漸開始從內地引進項目制短期工，疫情前為3000人左右，疫情后給內地配額已經達到8000人左右（這個數字不完整，期待專業人士補充），這在香港35萬建造業工人中占比又是極小的，把事故歸結為內地工人是很沒有依據和不公平的。

另外，有人說公司承包商是內地央企中鐵建子公司。這也是無稽之談，施工方為宏業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香港企業，其實際控制人為本地人侯華建和何建業，與中鐵建沒有任何股權關系。客觀來說，內地人觀察香港有居高臨下、自以為是的一面，香港人幾十年來也被媒體馴化出一個思維定勢：中國內地制度、文化、產品、人口素質都是低人一等的，始終對自身文明有一種優越感（雖然不會明確表達出來），以及對內地有不信任感。社會出了事情怨氣向北，而拒絕檢視自己，這種思維也要修正，平等、基于事實的溝通才是解決問題的基礎。

6. 綜上，竹棚是否有消防隱患，首先是一個科學問題，并且是一個全球建筑界、工程界不難回答的科學問題，而非尖端的科學疑難問題。但是人又是復雜的、情感化動物，會把現實情緒帶入在某些問題上，于是它又會被異化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出現了世界上科教最發達城市集體證明竹子不易燃的怪異現象。如果我們是一個實事求是者，應該首先信專業知識判斷，而非依據自己的政治立場，去寧可選擇相信一些極端的例子（如用新鮮竹子制作竹筒飯），乃至抗拒常識。當然本文討論的也并非完全準確、全面，只不過是想呈現一個更開放和接近客觀的視角而已。

7. 回到讀者對筆者上文的反應所折射的另一個問題。筆者在上文希望強調的是，這次火災背后所反映的香港社會的系統問題：淺層次是工程管理的問題；中層是社會管理、應急體制的問題；深層又是城市發展模式、利益結構和政治/文明活力衰落的問題，一百多人無辜遇難時是一個系統謬誤。未來只有改變香港社會結構和利益結構，增加中低層的生存機遇和分配話語權，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才能改變香港發展乏力、貧富差距懸殊狀況。

不過讀者對問題的聚焦點，以及香港輿論普遍存在的對于“竹子”和固有傳統的敏感，也表明香港人這個區域共同體，在面“他者”的風評時，似乎更在意維護香港的尊嚴，捍衛文化和制度不被“詆毀”，而非回到如何認真分析這場危機及解決問題本身。

以筆者對香港市民的接觸，他們整體是淳樸的、善良的，留下了很多溫暖記憶，用今天一位讀者的留言說是“香港的道德下限仍高于多數華人城市的”。但是現在社會輿論的表現是，因為政治情緒或者怨氣，對真實的問題視而不見，反而為了“這口氣”，非要把黑的說成白的，繼續為利益集團或陋習說項（甚至視某利益特殊群體為香港的脊梁和良心），把問題錯誤完全歸因于“他者”，那么這種淳樸、善良就用錯地方了，問題本身也無解決的可能。

當然內地也需要提高對香港問題的認識能力，因為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單靠香港自身也解決不好香港問題，大家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才能讓香港變得更好。

最后再次聲明，筆者一直熱愛香港這個富有魅力的城市，做這些評論分析完全沒有從道德上和政治上否定香港的意圖，香港過去對內地現代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未來仍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這悲痛時刻，我們不需要任何凌駕于事實的偏見，以及制造情緒對立，需要的是共渡難關——解決近2000個受災家庭的問題，安置他們及樓宇維修，至少需要上百億，這無疑是香港的社會的一個不小負擔。昨天筆者向港府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捐了款，也希望大家都為居民們送去一些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