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江蘇電視臺尋找渡江戰役支前姑娘，一婦女大驚：這是我媽媽

“1999年4月12日，下午三點，你們信不信，她一定還健在！”南京廣電大樓的會議室里，紀錄片《風雨鐘山路》的導演拍著桌子，聲音鏗鏘。半世紀前，一個扎麻花辮的小背影定格在底片上；半世紀后，電視人決心給這背影一個清晰的名字。

那張照片取景于1949年4月22日的揚中三江營。長江霧氣沉沉，小木船被炮火震起的水浪推得搖搖晃晃，背朝鏡頭的女孩卻死死按住船舷，用力蕩槳。戰士擠坐船艙，幾把步槍豎在膝前。就是這樣簡陋的場景，讓攝影記者鄒建東按下快門，也讓后來者一次次心頭發熱。

1999年，渡江戰役勝利50周年紀念活動鋪開。導演組列出采訪名單，首個便是鄒建東。老人此時已84歲，住在北京西直門附近。電話接通，他幾乎立刻答應：“來吧，所有底片都在，記憶也在。”

攝制組進屋時，老人把當年的那架120相機擺在茶幾中央。相機漆面脫落，金屬邊角閃著暗光。鄒建東指著機身的彈痕，說那是1949年4月20日在揚中堤頭被流彈劃出，“鏡頭沒碎，拍照就不能停。”老人談到女孩時眉峰抬起，“小臉沾著血，槳卻打得飛快。人海戰場里，她像一根釘子，狠狠釘在江面。”

信息只剩“揚中、三江營、漁船”。攝制組帶著放大照片走訪揚中縣委黨史辦、檔案館，翻遍支前民船登記簿，上世紀五十年代合影冊，一無所獲。媒體同步發布尋人啟事，電臺連續播報三周，只收回十多條線索，全都對不上細節。有人感慨，當年轟轟烈烈的人民戰爭，如今回頭找個人，竟如此艱難。

時間逼近開機日，紀錄片剪輯已完成四集。導演決定邊拍邊尋，只給“劃槳姑娘”預留一分鐘空鏡。工作人員嘴上不說，心里卻不甘：難道一個背影的結局只能是“無名”？有意思的是，正當大家搖頭嘆氣時，故事突然轉向。

5月8日晚上，《風雨鐘山路》第五集準點播出。常熟市琴川街道，63歲的嚴華英飯后打開電視。母親顏紅英就坐在一旁擇菜，白發散落肩頭。畫面切到那張照片，旁白一句“至今未能找到本人的下落”，嚴華英手里的遙控器啪地落到地板。“媽，看！是不是你？”老人愣了幾秒，把眼鏡拿到近處反復端詳，眼眶立馬發紅：“對，就是那一年。”

確認來得很快。第二天清晨，母女帶著老照片復印件坐汽車趕往南京。電視臺見到顏紅英，如同闖入歷史深處的暗門。老人說話帶著明顯的蟬噪感——當年江都河口炮擊震破了耳膜，如今聽力仍弱。她回憶，1949年4月18日，她隨父親拆篷改舟，日夜操練。4月22日凌晨兩點，24名解放軍登船。快到江心時，一發炮彈在右舷炸開，彈片擦破她的左臉，“火辣辣，來不及摸血，只知道槳不能停。”一名戰士伸手按住她額頭，低聲說：“妹子，別怕，快過江就好了。”這句寬慰，她記了一生。

戰役結束，她跟隨家人回寶應務農。稻田、莊稼、孩子，一切平靜得像與戰爭毫無關聯。唯一的殘留是臉頰兩厘米的淺疤和夜深人靜時的耳鳴。在村里，她從未提過照片，也沒人知道她曾將兩船解放軍送向南岸。

電視臺很快安排了二次拍攝。5月18日，鄒建東和顏紅英在紀念館見面。老人攙著老人，握手那刻，閃光燈此起彼伏。鄒建東把洗好的12寸放大片遞過去，“今天，照片終于找到了名字——顏紅英。”老人笑得靦腆，“照片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那些犧牲的弟兄。”一句話，讓現場記者安靜了幾秒。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跨越50年的聚首，后來被剪進《風雨鐘山路》加播版，觀眾收視率瞬間攀到當年地方紀錄片少見的高點。輿論卻很節制，沒有把老人神化，也沒有把這段往事娛樂化。采訪結束第三天，顏紅英謝絕了所有后續邀請，只帶走一張合影和一盒磁帶，返回常熟繼續照看菜園。

分析歷史材料可知，渡江戰役的勝利離不開三件事：統一指揮、火力優勢和群眾支前。前兩條在史學著作中反復被論證，第三條卻常被忽視。1949年3月至4月，僅江蘇一省就征集木船二萬七千余艘，船工十萬多人，臨時補給站遍布江北江南。顏紅英只是這支龐大隊伍中的普通一員，然而任何一條船、一個槳手缺位，都會影響整體節奏，這種“螺絲釘”式的重要性，值得當下再三咀嚼。

遺憾的是，類似顏紅英的平民英雄，還有很多姓名至今無法核對。渡江戰役紀念館館藏的246張支前照片中，人物信息完全明確的不足三成。資料散佚，口述者凋零，可行的補救只有加快田野調查，用影像、文字盡量保存幸存者的記憶。

歷史的主體從來不只將領和大兵，普通人亦可在關鍵時刻托起勝負天平。顏紅英的故事，比任何口號都更有說服力：風浪再大，總有人逆水劃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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