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美金，韓國雇傭兵在越南戰爭期間犯下的滔天罪行！

1966年2月，一則駭人聽聞的消息從越南傳回漢城，韓國猛虎部隊的士兵在途經南越平定省太平村時，屠殺了當地65名婦女兒童。這則消息令樸正熙汗流浹背。韓軍在越南犯下如此嚴重的戰爭罪行，美國完全有理由勒令所有韓國軍隊即刻撤出越南，出兵越南是他運作五年才爭取到的機會，若以恥辱收場，韓國崛起的愿景將就此化為泡影。

樸正熙在青瓦臺來回踱步，等待美國人的審判。美國大使布朗很快登門造訪。然而令他意外的是，美方并未追究韓軍的戰爭罪行，反而要求韓國繼續向越南增兵。

同年2月，美國駐韓大使布朗向樸正熙遞交了回應韓國要求的《布朗備忘錄》。該備忘錄對韓國出兵越南的報酬作了詳細安排，核心內容是：自1966年起，美國將承擔韓國絕大部分軍事預算，并提供每年超過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但布朗此行不僅是承諾報酬，更是考察韓國能否派遣第二批正規軍赴越，此時已有1.8萬名韓國軍人抵達越南戰場。盡管美國國務院認為越南戰場人力缺口巨大，在批準《布朗備忘錄》的同時，仍指示駐韓大使進一步探詢樸正熙口風，詢問能否繼續增兵。樸正熙一口應允，并開始動員第二批韓軍赴越。

為嘉獎樸正熙的積極配合，美國不僅在《布朗備忘錄》中開出更高報酬，更為韓國送上一份急需的禮物，廣闊的海外市場。在美國默許和支持下，越南市場對韓國全面開放。1964年，韓國對越出口額僅600萬美元；至首批韓軍抵越的1965年，對越出口額已迅速攀升至1678萬美元。美國不僅允許韓國商品進入越南，還準許韓國公司和勞工參與當地基礎設施建設。以現代、大宇、三星集團為代表的韓國財閥，正是借此東風，通過向越南輸出大量勞工，賺取了日后成長為巨頭的第一桶金。

至1967年11月，駐越韓軍人數達到4.8萬人的頂峰；同時在后方支援的韓國勞工總數也一度高達2.1萬人。1966年至1972年間，駐越韓軍及勞工直接賺取的工資收入超過7.6億美元；此外，韓國公司在越承建工程及從事韓越貿易所獲利潤總額亦高達8.5億美元。但這16億美元并非韓國出兵越南的全部報酬，甚至不是主體，在韓軍為美國賣命的同時，美國顯著加大了對韓國內投資。

韓國出兵越南前三年，美國年均提供約2.2億美元軍事援助以維持駐韓美軍及韓軍戰斗力；出兵后，該項費用直接翻倍至年均近4億美元。美國還承擔了韓國絕大部分國防開支，整個越戰期間累計為韓國節省軍費逾20.2億美元，這些資金基本轉化為樸正熙發展經濟的資本。

在美國的重賞之下，無論韓軍還是勞工，都將越戰視為翻身良機。但對越南人而言，韓國人的到來實為一場浩劫。戰爭絕非單純的經濟行為，韓國出兵越南也非簡單的打工賺錢，談及此事，無法回避韓軍在越犯下的戰爭罪行。事實上，美國國務院最初不愿韓軍參戰的顧慮之一，正是對其軍紀的不信任。然而，美軍自身軍紀亦難保障，加之約翰遜政府急于求成、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最終促使美國向韓軍敞開參戰大門。

1967年巔峰時期，駐越美軍人數占當時美國陸軍總兵力的25%，國內至少27%的國民直接或間接卷入越戰。越南戰場的巨大消耗使約翰遜政府一心只想結束戰爭，其對美軍及其盟友在越所犯罪行置若罔聞。

自韓軍踏上越南土地的第一天起，南越人民便陷入漫長噩夢。盡管韓軍派出以首都師為首的精銳，但其軍紀敗壞，獲稱“猛虎部隊”的首都師抵達越南僅四個月，便制造了太平村與長秋兩起屠殺；其他駐越部隊同樣劣跡斑斑，如第二海軍陸戰旅、第九步兵師期間亦大規模屠殺平民。整個越戰期間，死于韓軍之手的南越平民保守估計超過9000人。

除屠殺外，韓軍及勞工對越南女性的系統性性侵及由此衍生的韓越混血兒問題，造成了更深遠的傷害。戰時遭前線韓軍強暴的越南女性數量難以統計；在后方，亦有大量越南女性因各種緣由與韓軍或勞工發生關系。此類現象雖也存在于美軍與越南女性之間，但韓方更為冷酷無情，美軍撤離時，不少隨軍子女及其母親得以移居美國；而1973年韓軍及勞工大規模撤離時，幾乎無人帶走越南伴侶及混血子女。越戰期間韓越混血兒規模估計在2000至5000人之間，韓軍撤退后，他們只能孤獨地在越南生活，飽受歧視，許多人被辱稱為“雜種”。

韓軍入越雖為韓國賺取巨額財富，卻給越南人民帶來持久創傷。韓國富裕后是否對越南做出補償？令人憤慨的是，長期以來韓國非但未曾贖罪，反而竭力掩蓋越戰罪行。單從戰場效用看，韓軍表現配得上美國支付的報酬，無論是在茶平戰役還是紅極洞行動，即便兵力處于劣勢，韓軍面對北越軍隊時仍能打出可觀的交換比。因此，當韓軍自1971年起分批撤離時，美韓雙方均視其為自由衛士，僅有少數韓國反對派斥之為劊子手和美國雇傭兵。對于韓軍在越罪行，韓國媒體在樸正熙授意下大多諱莫如深。

越戰尾聲之際，樸正熙利用積累的資金成功實施韓國第三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1972至1976年間，韓國出口經濟和重工業高速增長，人均GDP徹底超越朝鮮。按理說，富裕后的韓國應向越南致歉，然而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韓國官方對此始終三緘其口，因20世紀80年代的兩任韓國總統全斗煥、盧泰愚均為越戰親歷者。

1979年12月，時任韓國保安司令部少將的全斗煥通過政變攫取最高權力，次年8月正式就任總統。而早在此前9年的1970年11月，調任白馬師第29團團長的全斗煥趕上越戰末班車，并因此獲頒一枚武功勛章。其老戰友、韓國第十三任總統盧泰愚在越戰中獲利更豐，早在1967年，盧泰愚即以中校營長身份參戰，在時任首都師指揮官蔡命新中將指揮下參與了對越南平民的暴行。二人掌權后，自然對越戰“避而不談”，韓國作為加害方進行戰爭贖罪之事也就無從談起。

待冷戰結束、韓越籌備建交時，河內當局以戰勝國姿態自居，亦不認為需要這個失敗者道歉。即便后來民選總統金大中在非正式場合代表韓國表達歉意，越南官方也未再要求更多戰爭賠償。

韓國介入越南戰爭的本質，是將本應用于維護國家安全的軍隊變為賺取利益的雇傭兵。即便韓國借此實現了經濟發展，此舉亦屬奇恥大辱，更何況，韓軍在扮演雇傭兵過程中還犯下累累戰爭罪行。如今韓國上下仍在有意無意地淡化這段污穢歷史，而他們施加于越南受害者的傷痛，只能交由時間慢慢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