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付費，現場狙殺平民

戰爭，富人游客，狙擊游戲。

三個原本不搭界的詞，因最近一起訴訟，勾勒出一段殘忍而瘋狂的歷史真相：2025年11月，米蘭檢察院正式受理一份關于“狙擊游客”的刑事訴訟。起訴人、作家兼記者埃齊奧·加瓦澤尼（Ezio Gavazzeni） 在文件中寫道：在波黑戰爭期間，有來自歐洲的富裕人士付費前往薩拉熱窩山上，參與“狙擊游戲”。

波黑戰爭，那是一場持續1425天的圍城戰役——現代戰爭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約有一萬名平民死于高處的槍口。但富人游客出于“玩樂”心態，參與對平民的獵殺，讓這段歷史以新的面目，重新浮現在世人面前。

這并非憑空的指控。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加瓦澤尼就曾在意大利媒體的邊角新聞中讀到過關于“狙擊游客”的傳聞。但真正促使他行動的，是斯洛文尼亞導演米蘭·祖帕尼奇（Milan ?upan?i?）于2022年推出的紀錄片《薩拉熱窩狩獵》（Sarajevo Safari）。

斯洛文尼亞導演米蘭·祖帕尼奇（Milan ?upan?i?）

“一切的起點是那部紀錄片，”他后來解釋道，“我開始與導演通信，從那時起，我擴大了調查，直到收集到足夠的材料提交給米蘭檢察官辦公室。”

《薩拉熱窩狩獵》基于一名匿名的前美國情報官的證詞，他在圍城期間親眼見過“富有的外國人付錢給波黑塞族軍的狙擊手，只為能射擊城中的平民”。另一名證人、波黑政府軍分析員埃丁·蘇巴西奇（Edin Suba?i?）回憶，軍方在審訊中聽到過相似的供述。

加瓦澤尼稱，參與狙擊的游客可能多達百人，但目前尚未找到確鑿的嫌疑人。那些人，在戰爭結束后，像什么都沒發生一樣離開，又回到了他們“體面的日常生活”中。

一位前波黑情報官聲稱，早在1993年他就向意大利情報機構 SISMI 報告過這些“狩獵旅行”。幾個月后，對方回復說：“我們已查出行程從的里雅斯特出發，并已叫停。”此后再無下文。那份往來記錄被認為仍可能存于意大利國家檔案館。查證這一點，也是加瓦澤尼在起訴書中的正式請求之一。

紀錄片《薩拉熱窩狩獵》靜態照片

這意味著——歐洲的安全系統，也許早已知情，只是選擇沉默。

目前，案件仍在調查中。波黑塞族共和國的退伍軍人稱，相關指控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塞爾維亞政府也通過外交部發表聲明，稱這些指控是“無稽之談”。但對薩拉熱窩的幸存者而言，他們需要的不只是解釋，也是一個遲到的回應。

圍 城

1995年6月29日，薩拉熱窩。

一名士兵抱著孩子沖過街道，身后是一位懷抱嬰兒的母親。

兩人拼命奔跑，躲避狙擊手的視線；畫面的一側，一群市民站在遮擋物后觀望，他們的表情既緊張又麻木。

在那時的薩拉熱窩，奔跑的人、低矮的墻、空曠的街，鏡頭里的人總是帶著同樣的姿勢——俯身、護頭、沖刺，那是躲避死亡的身姿。

在波斯尼亞戰爭期間，平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薩拉熱窩的主要大道

這座城市被圍困整整四年。那是南斯拉夫解體后的血腥余震。

薩拉熱窩，狹長的山谷四面環山，在戰爭中，這樣的地勢就成了天然的陷阱。成千上萬的平民被困在低洼城中，暴露在山上塞族武裝的炮火與狙擊手的視線下。

圍困期間，約有一萬人在城市中被殺，其中包括1600名兒童；食物、燃料和藥品幾乎斷絕。

通向機場的主干道——梅沙·塞利莫維奇大道（Me?a Selimovi? Avenue），因極其危險被稱為“狙擊手巷”。影像資料中，人們沿著“歡迎來到地獄”的涂鴉墻奔跑。

墻面上有“歡迎來到地獄”的涂鴉

這種暴力，不是爆炸或屠殺的瞬間，而是一種精確而持續的恐懼。它被攝影記者的鏡頭記錄下來，傳播在世界各地的報紙與電視屏幕上。正如媒體學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在2002 年《Looking at War》中所論——戰爭攝影讓遙遠的破壞與死亡“可視化”。

這也許是世界第一次看到一個現代歐洲城市在實時解體。

冷戰結束后，南斯拉夫的多民族聯邦迅速瓦解。1991年，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亞先后獨立；次年，波黑宣布獨立——穆斯林、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人陷入撕裂。

波黑塞族在貝爾格萊德的支持下拒絕獨立。那時的貝爾格萊德，仍是南斯拉夫聯邦的權力中心，也是塞爾維亞共和國的首都。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領導的塞族政府，為波黑塞族提供武器、資金與政治庇護，使這場內戰迅速演變為跨國沖突。

紀錄片《薩拉熱窩狩獵》靜態照片

薩拉熱窩原本是南斯拉夫最具多元性的城市之一：穆斯林家庭與塞族、克族鄰里共處，清真寺、東正教堂與天主教堂并立。這種共生模式在民族主義者眼中，是必須被摧毀的幻象。因此，這場圍城不僅是軍事行動，更是對“多元共存”理念的圍剿。

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介入來得遲緩。所謂“安全區”幾乎無力阻止屠殺。直到1995年，北約才發動有限空襲——那時，這座城市已在圍困中支撐了整整四年。

薩拉熱窩，成為現代戰爭的實驗場——一個文明秩序徹底失效的空間。

玩 樂

“游客”們是從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里雅斯特起飛的。

那時的的里雅斯特，是歐洲地圖上最靠近巴爾干的城市之一，也是一個灰色流動頻繁的邊境口岸。飛機降落在貝爾格萊德。再往前，便是戰區。

據米蘭檢察院正在核實的起訴文件描述，這些人并非軍人，也非雇傭兵，而是“普通公民”：一些與極右翼圈子保持往來、對槍械充滿熱情的歐洲人。他們通過中間人，購買一種“服務”，被送往薩拉熱窩外圍的山丘，化身“周末狙擊手”。

“我們談論的是有名望的富人、企業家”，加瓦澤尼說，“然后他們回來，像往常一樣繼續他們的生活，在所有人眼中依然體面如常”。他稱，這些人犯下的暴力行為，并非出于政治或宗教原因，而僅僅是為了“娛樂和享樂”。

薩拉熱窩圍城戰中，超過11000名平民喪生

起訴書提到，至少三名來自米蘭、都靈與的里雅斯特的男子正在接受調查，其中一人被指是整形外科診所的老板。加瓦澤尼援引一份舊情報報告稱，這些人由當地塞族民兵接應——那支部隊效忠于塞族領導人拉多萬·卡拉季奇，后者已在海牙被判終身監禁。

起訴書稱，他們為這次“體驗”支付約合今日8萬至10萬歐元不等的費用。同時，加瓦澤尼還在訴訟書中提到了一份所謂的“殺人服務價格表”：兒童標價最高，其次為男性、女性，而老年人可以“免費射殺”。

這些說法目前仍被視為調查初步假設，尚未由司法機關以公開判決形式證實，但它們揭示了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前提：有人在戰爭的廢墟中發現了暴力的商業可能。

這起傳聞并非首次出現。

1995年，意大利作家兼活動家Adriano Sofri在報道中寫道，薩拉熱窩的格爾巴維察區有“國際狩獵參與者”，他們與塞族民兵并肩，“甚至在卡拉季奇（前塞族共和國總統）的電視上炫耀”。

薩拉熱窩的假日酒店在巴爾干沖突期間曾是記者們的駐地

2007年，一名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John Jordan在海牙國際刑事法庭作證時表示，他聽說過“狙擊游客”來到薩拉熱窩，“為取樂而射擊平民”。他說，他在“格爾巴維察拜訪塞爾維亞消防員時”見過這些游客。

但這些證詞沒有引起進一步調查。直到2022年，《薩拉熱窩狩獵》上映，導演米蘭·祖帕尼奇在片中首次系統整理了這些證詞，這個長期被忽視的指控才重新進入公共討論。

祖帕尼奇第一次聽說這件事時，他的第一反應是絕不可能，“獵殺人類聽起來像一個都市傳說”。影片制作過程中，他花了很多的時間尋找愿意在鏡頭前開口的人。一名曾在波黑軍隊分析部門工作的情報官員證實，他在戰爭期間負責調查過外國“獵人”出現在戰場上的報告。

紀錄片沒有交代有多少外國人參與，也沒有說明他們支付了多少錢，或者由誰組織。導演解釋，這部分信息缺乏證據與證人支持。許多證人最初同意發聲，但后來拒絕在鏡頭前出現。

狙擊手會從波斯尼亞塞族控制的俯瞰薩拉熱窩的地區向平民開槍

紀錄片播出后，引發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在波黑和塞爾維亞的媒體上，它被斥為“侮辱”和“謊言”；而在意大利，它喚醒了另一種沉默已久的記憶。

在戰爭結束后的二十多年里，波黑戰爭的敘事被迅速納入“民族和解”與“重建”的框架。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都傾向于封存舊檔案，以維護表面的秩序與外交平衡。而像“狙擊游客”這樣的說法——牽涉外國富人，甚至可能波及情報合作——太具顛覆性，無法納入戰后記憶的結構之中。

但如今，意大利有機會去著手解決這一問題，給公眾一個答復。歐洲內部的政治變化——右翼力量的復興、暴力影像的再度泛濫，也讓他們重新去追問：人類的暴力欲望究竟來自何處？

文明的外殼之下，是否仍潛伏著那種可以被喚醒的黑暗？

等 待

埃齊奧·加瓦澤尼不是唯一一個接起這段調查的人。參與起草起訴書的兩位律師——亞歷山德羅·布里吉達（Alessandro Brigida）與圭多·薩爾維尼（Guido Salvini）——在意大利司法界都以處理復雜歷史案件聞名。

布里吉達曾參與阿根廷與智利軍政府時期“失蹤意大利人”案件的跨國追責——那是二十世紀最黑暗的案件之一，數以萬計的人在獨裁統治下被秘密拘捕、酷刑折磨或“被失蹤”，其中包括數十名擁有意大利血統或國籍的人。

這些案件也促使意大利司法系統在歐洲率先建立起跨國追責機制。

薩爾維尼則是意大利“鉛色年代”反恐調查的重要人物，曾追查極右翼恐怖主義與秘密軍事網絡“格拉迪奧”——一個冷戰時期由北約支持、名義上防御蘇聯入侵、實則長期暗中影響意大利政治的體系。

紀錄片《薩拉熱窩狩獵》靜態照片中的軍人

正是在這樣的傳統下，意大利社會始終對隱藏在權力與體制下的暴力保持警覺。這種歷史與司法的延續，也讓它成為一個愿意主動觸及過去黑暗的國家。

“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已經很難再有什么能讓我感到驚訝了，”布里吉達說，“但這個故事在某種程度上仍讓我震驚。經歷過阿根廷‘死亡航班’那樣的案件之后，我以為自己已經見過一切。”

他補充說，涉案人群“是一群罪犯，有著相似的特征——邪惡，或許帶著某種意識形態驅動，熱衷武器，常出入射擊場。”

這樣的案件讓人感到的恐懼，不僅來自其殘忍的方式，更在于它所揭示的文明崩塌之后的真空。

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指出，真正可怕的并非暴力本身，而是它如何被制度化、被日常化——當理性、官僚與冷漠共同運作時，暴行也能以“文明秩序”的名義被完成。

紀錄片《薩拉熱窩狩獵》靜態照片中的平民百姓

在薩拉熱窩，暴力換了一種面目。它不再依附于國家機器，也不再服從意識形態的命令。它從公共結構中脫離，進入個體的欲望；不再以目的為驅動，而以“體驗”作為誘因。

1992年，俄羅斯作家愛德華·利莫諾夫出現在薩拉熱窩郊外的山丘上，與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并肩，手握機槍向城市方向開火。這幕場景被英國導演帕維爾·帕夫利科夫斯基拍入紀錄片《塞爾維亞史詩》（Serbian Epics），成為那場圍城中最具爭議的影像之一。

后來，利莫諾夫辯稱自己當時是在靶場射擊，鏡頭角度讓畫面看起來像是在向居民區開火。

但那一刻的象征意味依舊令很多人感到不安，在戰爭的廢墟上，暴力成為可以被觀看、被體驗的旅游項目。對那些付費參與“狙擊游戲”的人來說，他們不過是把這種行為向前推了一大步。

心理學家埃里希·弗羅姆在《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中稱這種現象為“惡性侵犯”——那不是出于生存的防御性沖動，而是一種對控制與支配的迷戀。這些游客殺人，也許只是為了證明“我可以”，即通過作惡，讓自己的生命“生效（to effect）”。

《人類的破壞性剖析》

米歇爾·福柯提醒我們，現代權力并不總以壓迫的形式出現；它常常通過塑造環境，使某種行為變得“可行”。在當時的薩拉熱窩，正是這種“可行”讓暴力發生。

當國家失序、法律體系崩潰、國際社會保持沉默，暴力就被重新賦予了合法的空間。在那片空白中，“我可以”成了新的權力語言，也足以成為行動的全部正當性。

如今，薩拉熱窩圍城戰役的幸存者在等待一個答案。

杰米爾·霍季奇，九歲時經歷圍城，如今創辦了“狙擊手巷”影像檔案計劃，用舊照片保存那座城市的記憶。他說，那些發現對他并不意外——“當時的周末，總是格外危險。”

紀錄片《薩拉熱窩狩獵》靜態照片

“總有消息在流傳，說外面的人來向我們開槍，”他回憶道，“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但那些狙擊手依然逍遙法外，而我們的檢察官什么都沒做。我只希望，這次來自意大利的調查不會再次被遺忘。”

他停頓了一下，“我哥哥是在打網球時被狙擊手殺死的。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那顆子彈是不是別人付錢買的。”

作者 |賀一

編輯 |阿樹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諾言